唐代佛教和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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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和茶文化
　　吕维新
　　[杭州]茶叶机械杂志，1994年第3期
　　32-33页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印度释迦牟尼35岁成佛，80岁逝世，在45年里孜孜不倦传播教义，创立了佛教。
　　西汉末，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初，佛教在统治阶段中间开始流传。佛教弘扬的教义主要有“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YIN邪，不妄言，行善修道，慈悲为本等，比儒教和道教更容易感化人，劳苦大众，富贵荣禄者都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因此传播很快。
　　佛教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仪式，托钵乞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印度，“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成为一种风尚。“掘地垦土”的农业生产和“手捉金银”的贸易经营都是印度佛教戒律所不允许的。
　　佛教传入我国初期，僧人也是随师乞食，或靠俗人供给生活所需。西晋惠帝建兴圣寺“供养百僧”。北魏有“僧祗户”(凡民间每年捐谷六十斛入僧曹的，称之)。但我国僧尼多居寺庙，过着集体生活，要念经坐禅，乞食似不可能。由于梁武帝大力提倡，汉族僧人普遍吃素，以体现佛教的慈悲精神，这在信奉佛教的国度里是很特别的，乞食更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为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和不断发展，必须与我国儒教、道教相融合，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体系。早在东晋时，佛教就开始自力更生地解决生存权问题，南朝梁《高僧传》记载，东晋时高僧道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佐证已废除印度佛教的乞食制，开始生产劳动了。他们种茶的历史也很悠久，相传晋代名僧慧能曾在庐山东林寺以自种自制的茶招待挚友陶渊明，“话茶吟诗，叙事谈经，通霄达旦。”
　　在国家经过三百多年分裂动乱之后，唐高祖实现了南北统一，建立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帝国。唐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儒、释、道三教都予扶植，虽然唐王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但实际上采取了佛道两教并重的方针。
　　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的创宗时期。在唐代，佛教各宗相继形成，尤以禅宗独盛，它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吸收儒家的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怀海禅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禅宗的特点，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僧人除了上早殿(早晚集体念经)、坐禅、诵戒，还要从事农林生产劳动。
　　“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禅宗又分南、北两宗。慧能创立南宗，主张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也可以顿悟成佛。慧能这种简化教义和修行的方法，对于那些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感迷惑、怅惘的劳动人民以及心灵空虚的士大夫以至达官显贵，都可以得到精神寄托。到了唐代后期，南宗几乎取代了
　　佛教的其他各宗，垄断了佛坛。
　　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著。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 “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