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2）

2014/9/8    热度：274   

关于沙州回鹘是否曾在瓜、沙一带建国立邦的问题，是近年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过去，学术界有不少人都认识到回鹘集团的存在及其对沙州地区的统治，但未能确证其作为一个政权实体的存在，如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认为最晚在11世纪初或12世纪前半叶沙州确有回鹘集团存在。起初，这个集团曾操纵曹氏政权，之后取而代之。1052年后彻底统治了沙州；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则认为，1030年时，沙州发生了一场突变的政治动乱，结局似乎是沙州回鹘取代归义军曹氏。但1036年西夏统治沙州时，沙州回鹘曾企图推翻西夏在河西的统治，但最终未得实现，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在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钱伯泉提交了《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不仅探讨了甘州回鹘的兴衰及其与归义军的关系，而且还研究了沙州回鹘的强盛及其在敦煌的统治。接着他在《沙州回鹘研究》（《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中认为，从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末叶，回鹘对敦煌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1014年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起，至1146年金以边地赐西夏，沙州回鹘附属西夏止，沙州回鹘直接统治敦煌达130余年；自1147年至1226年，沙州回鹘虽附属于西夏，但仍以当地统治者的身份存在了80年。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钱伯泉对沙州回鹘是这样理解的：“安西回鹘、龟兹回鹘、沙州回鹘无疑是指同一支回鹘”、“沙州是龟兹回鹘国的统治中心，龟兹回鹘又称沙州回鹘”、“沙州回鹘即龟兹回鹘和撒里畏兀”。对这种说法，杨富学在《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沙州回鹘实际上指的是以沙州为中心，统治着瓜、沙东部地区的那一部分回鹘，与龟兹回鹘并非一码事，它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1990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瓜沙曹氏于1036年灭亡后，西夏并未在瓜沙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1067年。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实际上是沙州回鹘政权。后者则指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步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外，在回鹘文文献中也常可见到沙州回鹘王子、可汗的称号，尤其是1036年攻克沙州的“镇国王子”一名亦可见于沙州回鹘文献中，全称为alp qutluγ uluγ bilg? uyγur t?ngri uyγur xan（合·骨咄录·羽禄·毗伽回鹘天可汗）。在沙州回鹘洞窟中，亦常可见到回鹘王者像，说明沙州回鹘确曾在瓜、沙地区存在。其灭亡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30年代末。
　　1995年，杨富学、牛汝极合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作为《敦煌学文库》之一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42件外，同时对沙州回鹘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沙州回鹘的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及沙州回鹘时代开凿的佛教石窟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进一步确证沙州回鹘国的存在。
　　沙州回鹘说的提出，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赞成者有之，如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苏北海《〈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评介》（《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薛宗正《回鹘史研究新进展——评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6年第6期）、颜廷亮《敦煌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李树辉《Sar?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如森安孝夫《沙州回鹘国与西回鹘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亦有的先反对，后赞成，如刘玉权在《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认为：“瓜沙二州自公元1036年被西夏攻陷之后……西夏对瓜沙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被蒙古消灭。”后在《沙州回鹘史探微》（《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改变初衷，指出：“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西北角出现了一个以回鹘人为主体、以敦煌为中心的民族政权——‘沙州回鹘’。”这些说明，由于受材料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尚难达成统一。
　　（三）对敦煌回鹘文文献的研究��
　　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回鹘语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前者均为早期文献，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沙州回鹘时期或稍后，后者则主要是蒙元时代的文献；前者主要是一些残篇断简，后者则有不少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佛教著作；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重点主要集中在后者，而对前者则很少研究。[90]
　　现知的早期回鹘文献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中。1985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首先著文对这些文献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91]，接着，法国学者哈密顿即出版了他的2卷本《九—十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Manuscrits ou?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一书，刊布了其中的36件早期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丰富非常，包括书信、牒状、帐单、诗歌、谚语、格言、词汇表、发愿文、颂词、礼赞三宝文、观音赞、礼佛文、佛经、摩尼教文献和待考宗教文献，全面地展示了沙州回鹘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敦煌回鹘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
　　我国对早期敦煌回鹘文献的研究是以哈密顿此书的出版为契机的，主要成果有：
　　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四封9—10世纪的回鹘文书信译考》，《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从两件回鹘文残卷看早期维吾尔诗歌的特点》，《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研究》，《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七件回鹘文佛教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敦煌学》（台北）第16辑，1990年；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四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印，1990年；
　　——《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新疆文物》1993年第2期、《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回鹘佛教遗书三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Or. 8212(170)号回鹘文文书的译文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P. O. I号敦煌回鹘文佛经残卷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此外，他还发表了《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惟一一件用摩尼文字母写成的早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进行了译释。该文献的另外两个本子在新疆亦有出土，3个写本各有残缺，但又可以相互补充，成为研究早期突厥语言史和摩尼教的重要文献。
　　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献较多，除了少数世俗文献外，大多与佛教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常啼和法上的故事》、《吉祥轮律仪》、《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俱舍论颂注》、《说心性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妙法莲花经玄赞》、《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师事瑜伽》、《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本）、《入阿毗达磨论注释》、木刻本《八十华严》断简及回鹘文佛教部派残卷、佛教诗歌集和书信等，其中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篇幅最大，保存比较完整，显得特别重要，只是由于后者写本太草，加之文义深奥，学界至今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前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多，如：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86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收入《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李经纬《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图书评介》1979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张铁山《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七品研究》，《喀什师范学范学报》1988年第5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周北川《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十四品〈如意宝珠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阿力肯·阿吾哈力《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十三品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三十品研究》，《耿世民先生70寿诞纪念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除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外，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精力对其他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较多的成果，举其要者有：
　　Geng Shimin, Q?dimqi Uygurc? buddhistik ?s?r "ārya-Trāra-buddha-mātrikavimsati-pūga- stotra- sūtra" din fragmentlar, Turkluk Bilgisi Ara?tirmalar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1979；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牛汝极《伯希和藏品中一件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张铁山《从回鹘文〈俱舍论颂疏〉残叶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娣丽达·买买提明《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上述文献今天都庋藏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各种研究机构，国内学者只能借助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刊本或照片进行二次性研究。而对于我国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有关人员则投入极大热情与精力进行释读、刊布，涌现出如下研究著作：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1～2）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2），《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英文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1989）；
　　——A study of one newly discovered folio of the Uighur "Abhidharmako?a?āst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 1989;
　　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
　　——《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与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遗憾的是本文之回鹘文转写被全部印错）；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P. 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又载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本载Türk Dili Ara?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 6, 1995）；
　　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这些文献尽管其篇幅要比《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小得多，但因它们都收藏于国内，对我国的回鹘学研究来说，尤其珍贵。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有不少回鹘文题记，据笔者普查，计有300余条，其中尤以安西榆林窟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在榆林窟的41个洞窟中，有20个窟都有回鹘文题记留存，计有190余条，590余行。[92]近来，牛汝极、杨富学与法国学者J. Hamilton合作对这批珍贵的回鹘文资料进行研究。[93]��
　　（四）河西回鹘文化宗教研究
　　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中已略有涉及，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则对其作了更细致的描述，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汉文传世史籍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依据的，故无法深入回鹘文化的内核。其实，除了汉文史书的记载外，回鹘文文献、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回鹘壁画、回鹘文题记等对此也都有较多的反映，杨富学撰《九～十二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就是用这些材料写成的。
　　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回鹘文献中，内容最为集中的是佛教，杨富学曾以西域、敦煌诸地出土的回鹘文写、刻本为依据，著成《西域敦煌文献所见回鹘之佛经翻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94]通过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的考察，结合石窟壁画，杨富学、杜斗城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以专论河西回鹘佛教的兴衰。至于景教，虽未发现专门的文献，但从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基督教徒名字中可以推定，在9～11世纪间，沙州回鹘中是有景教徒存在的。[95]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有7件，其中3件提到了回鹘的可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尼教与回鹘王室关系的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件提到高昌回鹘的夏都别失八里设有摩尼教教皇，这一记载不见于其它文献，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96]在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解梦书》尾跋中，曾谈到敦煌曾有摩尼寺之设，其时约在9至11世纪间，颇值得注意。[97]此外，钟进文还撰文探讨了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的流行及其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问题。[98]
　　与佛教之盛行相适应，沙州回鹘也开凿或重新修复了不少洞窟，对此学界研究成果较多。早在40年代时，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即从莫高窟中划出5个回鹘洞窟。[99]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篇》，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作者还把这些石窟的相当年代划分为前（11世纪初至后期）、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二期。对于这种分期法，杨富学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认为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沙州回鹘国存在的时代大致相当，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不一定准确。如后期中的莫高窟第409、237和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对沙州壁画艺术的特色，刘玉权在《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一文中作了探讨，认为沙州回鹘壁画，前期基本沿袭归义军曹氏格调，少有自身特色，诸如莫高窟第363和306、308等窟以及榆林窟第39窟等都是如此。后期学习吸收了高昌回鹘画风，探索民族艺术新路，使壁画初具民族风格，这可以莫高窟第245、207窟和西千佛洞等4、13等窟为例。
　　论及河西回鹘文化，不能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100]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4枚之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程溯洛曾就这4枚活字在古代回鹘印刷术上的意义作过简略论述。[101]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对回鹘文木活字的认识存在着不少偏差。另有消息称，在伯希和之后，俄国探险家也在莫高窟发现了数百枚的木活字，因未见正式刊布而不得其详。
　　今天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回鹘文木活字数量有限，仅有敦煌研究院珍藏的54枚。其中6枚早在1949年以前即已入藏，另外的48枚是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近年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时陆续发现的。48枚中，有19枚同出464窟，其它则分别出自B56（1枚）、B59（16枚）、B162（2枚）、B163（10枚）等洞窟中。[102]杨富学先后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和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二文通过对这6枚木活字的识读和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及法国收藏品的全面考察，结合敦煌地区回鹘民族活动的历史情况，认为这些木活字的创制当早于1300年，至少不会晚于王桢所创制的汉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是古代维吾尔族首先使用的。
　　通过对回鹘文文献、回鹘文题记及回鹘文木活字的系统探讨，牛汝极、杨富学撰成《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以阐述敦煌之回鹘文书法艺术，指出敦煌回鹘文献的书法可分为写经体、行书体、草书体、刻本体、硬书体和活字印刷体等6种，其形成原因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
　　对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献语言的研究也于近年取得了重要进展，邓浩与杨富学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语音与词汇》，《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论回鹘文献语言的内部差异》，《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词法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论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句法》，《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中的动词及其用法》，《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条件式形式的演变》，《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随后，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整理与进一步研究，撰成《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一书，于1999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刊行，并于2002年再出修订版。同在1999年，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合著的《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也由新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双喜临门，堪称可喜可贺之事。
　　五 西 夏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既是西夏史本身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103]；天圣八年(1030年)说[104]；景祐二年(1035年)说[105]；景祐三年(1036年)说[106]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 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107]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108]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论者认为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回鹘；沙州为龟兹回鹘国的中心)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1146年至1227年间。[109]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关于西夏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成果不多。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攻占瓜、沙二州后，在建制上沿袭唐宋旧制，仍设瓜、沙二州，品级属“下等司”。认为西夏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敦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指出，党项占领瓜沙以后，回鹘和曹氏后裔仍继续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皇祐（1049～1054）以后，西夏才有效地控制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虔信佛教，在敦煌兴建和重新修复了多处石窟，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对于西夏时期在敦煌开凿的石窟，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动乱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为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分布。
　　经过近千年的开凿，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故在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和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像》（《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等；在艺术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中国壁画全集·敦煌》10，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在敦煌的西夏壁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自然包含着丰富的古代音乐、舞蹈资料，郑汝中《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乐舞图》（《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庄壮《西夏的胡琴与花鼓》（《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进玉、马怡良《从敦煌文物谈西夏的科技成就》（《第二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吉，1996年）对西夏时代敦煌的科技成就作了概述。
　　最后需要述说的是段文杰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6幅玄奘取经图研究。这些壁画有4幅可见于榆林窟4幅，2幅可见于东千佛洞2幅，该文通过细致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指出：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神情风采，已在西夏壁画中初步展现；猴行者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有同有异；壁画中的取经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创作而成。[110]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111]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12]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3]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14]，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15]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16]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17]
　　六 几点体会�お�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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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汪泛舟《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②] 李聚宝《“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③] 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⑤] 李聚宝《允戎不是塞种》，《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余太山《允姓之戎考》，《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 曹怀玉《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甘肃师大学报》1964年第3～4期合刊；陈可畏《乌孙、大月氏原居地及其迁徙考》，《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朱悦梅《张骞“凿空”前的敦煌诸族》，《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⑦]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齐东方《敦煌文书及敦煌石窟题名中所见的吐谷浑余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⑧] 周伟洲《嗢末考》，《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2期。
　　[⑨] 高永久《萨毗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周伟洲《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第4期，1996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59～267页。
　　[⑩]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编印，1995年（又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11] 牛来颖《释“南山”》，《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黄盛璋《敦煌文书中的“南山”与仲云》，《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邵文实《敦煌遗书中的“南山”考》，《社科纵横》1992年第6期；杨铭《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
　　[12] 郭锋《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物的族属诸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钱伯泉《仲云族始末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13] 汤开建《解开“黄头回纥”与“草头鞑靼”之谜》，《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张久和《河西地区的达怛》，《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谭婵雪《〈君者者状〉辨析——河西达怛国的一份书状》，《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14]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蒙文系《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杨富学《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专辑2《海峡两岸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论文集》。
　　[15] 杨富学、李吉和《近年国内裕固族历史文化研究述评》，《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胡小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李树辉《Sar?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2期合刊；《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17] 20世纪国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可参见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1～4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18] 马德《沙州陷蕃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5期。
　　[19] 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20] 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初刊于《雪堂丛刻》，后印入《永丰乡人杂著》，嗣复刊于《丙寅稿》。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第23卷第11期，1961年；《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第29卷第7期，1964年；《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第41卷第9期，1970年。
　　[21] 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22] 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第9卷第1期，1971年（收入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23] 安忠义《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合刊。
　　[24] 尕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4期。
　　[25] [法]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26]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汉文对照版。1992年又出版增订本。
　　[27]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
　　[28] 杨铭《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所见突厥与吐蕃关系考实》，《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2期；黄正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有关唐关系的译注拾遗》，《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胡小鹏、杨惠玲《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谷浑（阿豺）纪年〉残卷再探》，《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29] 王尧、陈践《P. T. 1283号——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2期。
　　[30] 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杨际平《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擘三部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31] 陈践、王尧《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尧、陈践《有关吐蕃法制的三件敦煌文书译释》，《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等。
　　[32] 谢后芳《古代藏族占卜》，《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33] 黄布凡《〈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986号——〈尚书〉译文证补》，《藏族研究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1982年。
　　[34] 冯蒸《敦煌藏文本〈孔丘项托相问书〉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5] 郝苏民《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与敦煌手抄本〈孔子项托相问书〉和藏文抄本的比较研究》，《卫拉特研究》1997年第3期。
　　[36] 王尧、陈践《P. T. 1291号敦煌吐蕃文书〈战国策〉译解》，《甘肃民族研究》编辑部编印，1983年；《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37] 马明达《P. T. 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38] 黄布凡《敦煌〈汉藏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敦煌〈汉藏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984年第1集。
　　[39] 王尧、陈践《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6年第2期；《敦煌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汉对照词汇考诠校录》，《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40]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国上海科学公司印行，1933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
　　[41] 宝羊、王健民《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手卷的名称问题》，《四川藏学研究》1994年；陈宗祥、王健民《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
　　[42] 杨铭《古藏文文书sog po一词初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陈践《藏语ring-lugs一词演变考——敦煌藏文古词研究之一》，《中国藏学》1991年第3期；《bal-po考》，《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马德《KHROM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43] 陈祚龙《新校重订敦煌古抄李唐词人陷蕃诗歌初集》，《夏声月刊》第133期，1975年。
　　[44] 王重民《“补全唐诗“拾遗》，《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45] 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校录》，《幼狮学志》第15卷第4期，1979年；《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学》第18辑，1988年。
　　[46] 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7] 文载《大陆杂志》第66卷第3期，1983年（收入氏著《敦煌学园零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8]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2页。
　　[49] 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
　　[50] 杜斗成、陈海涛《论法成在吐蕃时期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中国佛学》第2卷第1期，1999年。
　　[51] 张广达《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年；佟德富《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52] 王邦维《〈大乘二十二问〉之最末一问：昙旷对部派佛教的认识》，2002年3月提交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论文。
　　[53] 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文物》1980年第7期。
　　[54]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55] 江琳《莫高窟吐蕃、归义军张氏时期〈药师经变〉中乐舞的研究》，《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赵青兰《莫高窟吐蕃时期龛内屏风画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李其琼《论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56]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2, 1948, pp. 601-615.
　　[57] J. Harmatt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 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 1979, pp.75-91.
　　[58] 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9] 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60] 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
　　[61]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62] 任树民、白自东《敦煌汉人官职考述－－P. t. 1089号卷子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63] 陈海涛《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原因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64] 陆庆夫、郑炳林《俄藏敦煌写本中的九件转帖初探》，《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陈海涛《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原因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65] 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
　　[66] 陆庆夫《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代长安的粟特聚落》，《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67] 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8] F. Grenet - Zhang Guangda, 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 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 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 Livshits), 1996, pp. 175-186.
　　[69] 伯希和、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3～104页。
　　[70] 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J. Hamilton, Manuscrits ou?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2, Paris, 1986.
　　[71] E. Pinks, Die Uiguren von Kan-chou in der frühen Sung-Zeit, 960-1028, Wiesbaden, 1968.
　　[72] 桑田六郎著，钟道铭译《唐宋诸代回纥衰亡考》，《国闻周报》7卷1～期，1930年。
　　[73] 森安孝夫《关于回鹘的西迁》（陈俊谋摘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1期；《回鹘与敦煌》（高然摘译），《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但译文疏失甚多；《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74] 土肥义和著，刘方译《敦煌发现唐回鹘交易关系汉文文书残片考》，《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193～209页。，
　　[75] 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76] 陈炳应《也谈甘州回鹘》，《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77]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368页。
　　[78] 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79] 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
　　[80] 顾吉辰《禄胜非甘州回鹘可汗考》，《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376页。
　　[81] 钱伯泉《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82] 林幹《回鹘西迁考略》，《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83] 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84] 如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85] 张炼《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史学文丛》第1辑，1983年；苏北海《从车师族到高昌回鹘》，《西北史地》1983第1期；钱伯泉《喀喇汗王朝是庞特勤建立的吗?》，《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86]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164～165页。
　　[87]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50页。
　　[88] 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第153～154页。
　　[89]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505页。
　　[90] 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2002年3月提交中日敦煌佛教学术会议论文。
　　[91]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语文献”，《敦煌胡语文献》（=《讲座敦煌》第6卷），东京，1985年，第1～98页。
　　[92] 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25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93] 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94] 该文后经修改，被收入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150页。
　　[95]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70～71页。
　　[96]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第211～214页；李旭东《从出土文献看沙州回鹘之摩尼教》，《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97] 杨富学《敦煌本突厥文?rq书跋》，《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98] 钟进文《甘州回鹘与摩尼教——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
　　[99] 张大千《漠高窟记》，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5年。
　　[100] 雅森·吾守尔《敦煌出土回鹘文木活字及其在印刷术西传中的意义》，《出版史研究》第6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101] 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元时代古维文木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与科学技术人物论集》，1955年（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3] 余尧《漫话河西走廊》,《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
　　[104]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5] 宿白《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5期，1951年；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页；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与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
　　[106]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略论沙州回鹘与西夏》，《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炳应《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同氏《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07] 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
　　[108] 孙修身《西夏占据沙州时间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109]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110] 段文杰《玄奘取经图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111] 王静如《引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33页。
　　[112]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3页。
　　[113]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同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114] 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
　　[115]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116]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117]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罗华庆《莫高窟第444窟龛南后柱题记考辨》，《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