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大范围

为了使考证周严，不致遗漏，首先得确定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大范围。

今见最早明确提到大明寺建于南朝的文献为北宋参知政事宋庠《登大明寺塔》诗：“寂寞南朝寺，俳徊北顾人。”明太常寺卿罗王己《重修大明寺》云：“孝武纪年以大明，此寺适创于其时，故名。”以年号命名，亦有旁证，如祖冲之在孝武帝大明六年制成历法，史称《大明历》。

南朝刘宋孝武年的大明纪年为公元457年至464年，计八年。我们可以首先考虑在这八年当中寻找建寺之年。然而，作为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一步应先将范围尽量扩大，囊括一切“可能”。

历史上曾有人将公元645年称为“大明九年”，例如唐初李廷寿所撰《南史》称“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指责此说“谬不可言”，理由为孝武帝之大明年号终于八年。其实未必没有“大明九年”。孝武帝刘骏崩于大明八年闰五月，其子刘子业继位。子业暴戾，肆骂其父，纵粪于孝武之陵，次年两次改元，分别称永光、景元。十一月被废，十二月刘彧即位，改元泰始。子业未入宗庙，刘宋人不承认他为一代天子，他的年号也往往不被认可。人们以“大明九年”称之，乃为了否定废帝子业的永光、景元年号。因而，“大明年间”可下延至465年。

按照改元惯例，一般从正月起实行。但决定改元，往往在前一年决定，并提前诏告天下。因而早在孝建三年（456）国人就已知道“明年改元大明”，若干设施便有可能同“大明”挂钩。正如今在20世纪之末就开始以“21世纪”命名。因而以大明寺命名，还可能再推前一年至456年。

事还不止于此。明帝的即位诏书云：“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宁乱。”（见《宋书·明帝本纪》）由此看来，“大明”还不专属孝武帝。他的父亲宋文帝就有“大明”之说了。文帝刘义隆即位于景平二年（424）七月。他崇尚佛法，大建寺庙，这时所建寺庙以“大明”为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若说该寺定基于文帝即位之时的424年，也可于史有据。

综上所述，大明寺建寺时间初步定在公元424年到465年这四十二年的范围内寻找，才不致有遗漏。

关于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小范围

在建寺可能年份的最大范围内逐步加以排除，可以确定科学可信的最小范围，从而达到或者接近我们的目标。

（一）大明二年以后无建寺可能。请看以下三点史实：

1、刘宋武帝、文帝皆崇佛，尤其元嘉年间全国大建佛寺。但孝武帝斥佛。大明二年，他借口有僧人谋反，下诏道：“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见《宋书》卷九十七）他还制定多种条例，责令大批“非戒行精苦”的僧人还俗。在这种形势下，广陵若再建寺，似已不可能。

2、广陵遭受兵乱，几乎被毁。大明三年春，南兖州刺使、竟陵王刘诞反于广陵，孝武帝派沈庆之征讨，六月，广陵城破。《资治通鉴》记当时情况云：“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余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可见除了小孩之外，广陵居民几乎全部杀光、赏光。此后数年内不可能兴工建寺。

3、诗人鲍照著名的《芜城赋》即写刘诞乱后广陵极度荒凉破败的景象，鲍照死于泰始二年（466），其时广陵城尚未复苏。广陵人民生存尚无可能，岂有余力建寺？

以上三点，只需举其中一 点即可证明大明二年后十数年间无建寺可能。

（二）大明元年之前未建成大明寺。

根据《高僧传》及扬州府县志，东晋时佛教传到扬州（当时称南兖州，治所为广陵，刘宋时同），建有决定寺、法云寺。刘宋元嘉年间建有广陵中寺、菩提寺、南安湛之出任南兖州刺使，在广陵城修整高楼，“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寺、惠汪精舍、慧照寺，”未出现大明寺之名。《宋书》记载，“元嘉二十四年（477）徐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可见徐湛之大兴土木，主要是建亭台楼阁，而未建庙。元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450—451)北魏太武帝南犯，驱杀广陵居民万余口。他是北朝“废佛法难”的始作俑者，其时即使扬州有寺，也会被他毁灭。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大明元年之前扬州不存在大明寺。但这不排除文帝“大明定基”时广陵大明 寺也予定基。不管是文帝定基还是徐氏筑城，也必毁于北魏太武帝的毁城灭佛行动。

建寺时间可锁定在大明元年

刘诞在元嘉二十年即被封为广陵王，出镇广陵。二十六年起“以广陵彫弊，改封隋郡王”。后又徙封南徐州（今镇江）等处。“大明元年秋，又出为都督南兖、南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馀如故。因索虏寇边，修治城隍，聚粮治仗。”（见《宋书》卷七十九）可见大明元年广陵城内曾大兴土木。这是正史所载大明年间广陵建设的唯一一件事。既在此年搞城市建设，就不能排除建寺的可能。其时间范围，最多再向前或向后各推一年。因此，大明寺的建寺年代可锁定在大明元年即公元457年。此与“大明定基”说亦无抵牾。

至于相关纪念日、纪念年的确定当取决于对实际日期的考定，但可增加人为因素。这当中有两个惯例当可考虑。

（一）一 般以开建为期，而非以建成为期。因开建时间可确定，建成往往无了期。你说大明寺何时建成?我看直至今天还未完全建成，因为还在不段加建。再如北京大学建于何年？曾争议多年，设定多次。后决定以光绪下诏为始，遂再无异议。

（二）当具体日期不在起始之时时，往往可定在起始之时。例如中共“一大”开幕于1921年7月23日。我们可把建党日定在七月的第一天，从未有人提出定在“一大”闭幕的一天。

可见从惯例考虑，将大明寺建寺之年设定在大明元年为宜。即使将来考古发现大明寺建于大明年间的其他年份，仍可维持元年建寺说，不必再改。

如果以上考论可为僧众、学界接受，则2004年大明寺建寺1547周年，亦可称定基1680周年。

鉴真在律宗传承中的位置

唐代佛教地位虽不及道教，但佛学大盛，宗派林立，百家争鸣。各宗派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往往溯源追根，直至佛祖。如禅宗以释迦牟尼大弟子摩诃迦叶为初祖，直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并兼东土初祖，世系分明。以下各世宗祖皆有史可据。尽管天台等宗极诋此说，但禅系尚能自圆其说。律宗崇尚戒律，虽世系不及禅宗齐整，有时隔代相传，然亦将佛学思想溯至佛祖。据律宗最主要的经典《四分律》，释迦说法时所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偈语即为制律之始。

释迦圆寂后一年，迦叶主持僧团第一次集结，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优婆离则诵出戒律。后世律师便称优婆离为“持律第一”。然优氏所诵，今已不存。

第一次结集后，法师异世相承。多家经典将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波笈多作为“异世五师”，南传律藏则有经典将优婆离、驮写拘、工须那拘、悉迦婆、目犍连帝须作为异世五师。前五世纪末僧团第二次结集，上座部获胜。优婆笈多有门徒五人，对律学各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昙无德作《四分律》，后译为汉文六十卷。全书内容分四部分，从身、口、意三方面对出家比丘、比丘尼规定详细戒条。据《律宗纲要》等典籍，后世律师便把昙无德奉为律宗第一代祖，并把《四分律》作为最重要的律典，加以转注弘扬。

魏嘉平二年（250）中印度昙摩迦罗到洛阳，传译优波笈多另一门徒婆粗富罗的戒本《僧祗戒心》，此乃戒律传华之始。五年后，安息昙无谛至洛阳，传授昙无德《四分律》。后世律师奉昙摩迦罗为律宗第二代祖。

北魏孝文帝时，法聪律师在平城讲授《四分律》，后世将他奉为律宗第三代祖。然法聪乃是口授，未载简牍。

法聪的弟子道覆撰《四分律疏》，被后世奉为律宗第四代祖。《续高僧传》称“道覆律师开创此部”。

长卢慧光幼习戒律，北魏末年师从道覆，受具足戒，后任国僧都，至东魏入邺任国僧统。他重制《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删定《昙无德羯磨戒本》，从而被奉之为“光统律师”，后世奉他为第五代祖。他还传授《十地经论》，又被奉为地论宗之元匠。亦通禅理，列为禅学名僧。

慧光以其地位之崇，从者甚众，最著名者有道凭、僧范等“十哲”。十哲之外有法上、昙德、道云等，多开宗立派。洪理、昙隐、道云专门从事律部。道云撰《四分律疏》九卷，后被奉为律宗第六代祖。

道云弟子分为道洪、洪遵两个系统。洪遵在关中传布《四分律》，至其再传门人法砺形成相部宗，又再分化为西塔、东塔二派，仍属律宗。道洪（汤用彤疑即静洪）有徒七百，称为匠主，后世奉为律宗第七代祖。

道洪七百弟子中最杰出者为智首。智首著《四分律疏》二十卷、《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隋文帝时在长安大禅定道场讲律，唐太宗时任僧纲，被奉为律宗第八代祖。

道宣俗姓钱氏，丹徒人，隋大业年间从智首受具。著述宏富，有《四分比丘尼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续高僧传》、《后续高僧传》等二十五部一百余卷。声教广播域内，得其授律者千百人。因他曾住终南山，故他被奉为律宗第九代祖的同时，又为南山开山之祖。其时律宗又一宗师法砺（与道宣皆为道云四传弟子）开创相部宗，在律宗内部与道宣之南山宗分庭抗礼。相部旋又分为东塔、西塔二宗，于是律宗内形成三派鼎峙。东塔、西塔虽一时称盛，但不久衰弱，而南山宗传承长远，故后人称律宗又往往专指南山宗。

道宣弟子众多。其中周秀传道恒，道恒传省躬，省躬十九传至宋代真照、行居，法系中断。至明末扬州三昧和尚再衍南山香烟，成为华山律宗始祖。再传十六代至光宣间浩净，世系分明。入民以后仍有律宗大师（如弘一），但世系尚未排明。

道宣另一弟子文纲又曾师从道成，为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法主。文纲弟子众多，其中道岸为中宗受菩萨戒，并请中宗墨敕，从而使南山四分说盛于江淮。又一 弟子弘景主持长安实际寺，曾三次应召入大内供养为受戒师。

鉴真18岁在扬州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后随道岸“西游二京，究学三藏”。21岁从弘景受具足戒，转益多师，登坛讲律。27岁回扬州，主持法会，普济众生，为四万余人受戒，从而被誉为“一 方宗首”、“江淮化主”。

鉴真东渡后，为圣武上皇、孝谦天皇及皇太子以下四百多人授菩萨戒，为灵福、忍基等80余人舍旧戒重授菩萨戒。从中国带去的弟子思托、法进、法载等广收日本弟子，使律学代代相传，至今律宗传人广布日本全国。由此之故，鉴真被奉为“扶桑律宗太祖”。扬州大明寺、日本唐招提寺皆为律宗祖庭。

以上所述律宗传承关系，并可参见本文末之《律宗法系示意图》。该图仅作示意，每一环节往往有多家说法，仅取其中一说。此世系虽与禅宗相距较大，却与天台宗较为接近。天台宗奉龙树为高祖，陈朝智者为四祖，与道宣同时稍后的湛然为九祖。

从律宗传承可以看出，鉴真处于律宗正统法系之中，得主流宗祖传授。他设坛扬州，传法江淮，开宗日本，来路明朗，师承严谨，世系分明，后继兴旺，在世界佛教律宗发展的长河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鉴真离华渡海的宗教原因

鉴真面对日僧请求，一邀即诺，历劫渡海，去华赴日，其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而宗教原因乃为本根。

唐室奉道教为国教，尊李耳为教主。武瞾临制，为寻求宗教支持，便崇佛斥道。鉴真生于武后执政时，并在周武年间长成，恰逢崇佛时代。他所出家的大云寺，即据武后之令而建。因怀义所进《大云经 》中有女主之符，故各地建大云寺为她更号登基服务。鉴真的师父道岸、师祖文纲备受武后及中宗、睿宗礼敬，极一时之荣。玄宗即位，铲除诸武，宗教政策当然变更。他亲注《老子》，追赠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尊扬州道士李含光为国师，迎至大同殿受上清经箓。又多次下诏沙汰僧尼，禁止民间铸佛写经。朝廷支持下的道教、儒学对佛教大加鞑伐。于是僧尼地位一 落千丈，佛教发展遇阻。

其时天台、三论开宗较早，范围广大。法相宗因玄奘西天取经、慈恩译经，名声大振。华严宗集法藏大成，显示深厚佛学功底。禅宗别开生面，得到发展。律宗虽有辉煌，但随着诸武被除，已不可言功。何况台、论、法、禅、华严诸宗皆属正宗大乘，律宗虽“由小入大”，仍常被大乘各派视为小乘异端，从根基上予以讥讽。鉴真本为禅宗出身，得律宗授戒，可谓“由大涉小”。因此玄宗斥佛，佛门遇冷，而律宗犹难。

律宗的困难，更在于内部的派系论争。道宣、法砺各开南山、相部而对峙，相部再裂为西塔、东塔，三派论争之烈甚至超过各大宗之争，后来由朝廷出面调解也未见效果。周秀、道恒、省躬、慧正衍绪南山法系，鉴真乃退处江淮。法砺唱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戒体论。怀素曾在玄奘门下从事译经，采用新译《俱舍论》的学说，唱色法戒体论。南山宗则唱导心法戒体。东塔宗怀素著《四分律开宗记》二十卷、《四分律疏》十卷，纠驳其宗师法砺，自称为新疏，斥法砺之疏为旧疏，西塔满意的弟子定宾、大亮及再传弟子昙一（亦可视为鉴真的师兄弟）著《四分律发正一义记》等为法砺辩解，纠驳怀素，同时“斥破南山”。鉴真对弟子思托、法进等人既讲南山道宣，又讲相部法砺。因而在律宗内部三大派中，西塔、东塔对其不满，南山也可能视他为不纯。他晚年在国内立足、发展已很困难。

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皆是日本效法的榜样。其时佛教传到日本已二百年，几经兴废。奈良时期统治者希望借助佛教巩固自己的统治。日人出家，私度成风，自度极多，乃至“诈称圣道，妖惑百姓”。于是文武天皇、圣武天皇多次诏禁私度。即使上流佛徒，亦缺“三师七证”，从而自卑于法系不明，出身不崇。他们迫切需要得道高僧传道受戒。但各宗派（如三论、法相、华严诸宗）多为日本人入隋或入唐取法而归，或高丽转传，及个别印度人赴日传法，而其本身在国内地位并不显著。律宗也已有传，亦因其位不尊，传而不盛。唐土南山一宗，世系分明，前追于听佛祖说法，后及于为皇帝授戒，嫡传鉴真自身亦已成为一方宗首，足有资格为日本天皇授戒。道岸已不可能东渡，故他们想方设法迎请鉴真。

佛法无边，没有国界。当鉴真听到日僧介绍日本情况，表达邀请他的诚意，便高兴说道：“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见真人开元《唐大和尚东征传》）于是决定“东游兴化”。随鉴真东渡的扬州佛子法进《七言伤大和上》诗所云“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正是同时代人对他东渡弘律精神的写照。

可以设想，若鉴真继续留在国内，发展前景将非常黯淡，斥佛政策和宗派论争的风险很可能大于海上风浪。日本有发展空间，他便抓住契机，开辟新土，弘扬律风。渡海乃是他睿智决策。

鉴真的佛学风格及其对今人的启迪

鉴真虽为律宗之江淮宗首、日本始祖，但他并不专宗一派，专守一见，而是转师多家，广采宏取，从而体现博大胸怀。

鉴真早年出家从扬州大云寺智满为沙弥，而智满乃禅宗尊宿，故鉴真学佛乃从禅宗起家，由律宗受戒。其时不仅禅、律有争，即律宗内部三派亦争论颇剧。他从南山宗大师受戒后，对相部宗仍取相容兼取态度。他曾与义威同从道岸受戒，但义威又从西塔宗宗主满意学法砺之律。鉴真便从义威习法砺之《四分律疏》，后又从满意嫡传弟子大亮习法砺之说。西塔大亮的再传弟子朗然、神皓及东塔宗宗首怀素的再传弟子清江，皆被鉴真转收门下。荣睿、普照来华，本满意的弟子定宾受戒，后转求鉴真东渡，鉴真不持门户之见，欣然应允。可见鉴真学贯三宗，兼及禅、法，摈弃门户，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鉴真到日本后将他的佛学风格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鉴真东渡之前，“奈良六宗”皆已有传。尤其法相宗势力最大，玄奘的日本弟子道昭被天皇授以大僧正之位。洛阳大福寺和尚、华严宗尊宿道璿亦应荣睿、普照之邀，先于鉴真渡海至日本（开元二十四年·736），从而成为日本华严宗第一传。

鉴真初到奈良，入住东大寺。东大寺并非律宗一家，而是六宗兼学，鉴真与其他五宗虽有部派之争，却能和睦相处。他还容许弟子兼奉二宗，甚至三宗，直接宣传天台等宗的教义。道璿收了一大批日本弟子，向他们讲授《华严经》兼授律戒，又令他的弟子忍基、善俊、忠惠、真法从鉴真的最得意的弟子思托学律。思托除讲南山律疏外，又讲相部律疏。此成为佛教传播史上诸宗相容的佳话。

鉴真虽双目失明，却在东大寺主持开写《大藏经》，计5048卷，其中包括他从扬州带去的多种律典及天台宗《摩诃业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典籍，从而将日本写经活动推向最高潮，此亦世界佛学史上一件盛事，由此也确定了鉴真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

鉴真曾入唐宫太医署习医，并深通音乐、建筑、工艺。他把这些技艺带到日本，在弘律同时广泛传授，实际是把佛学传播与经济、科技的交流结合起来，使律宗真谛更容易被世俗所接受，从而扩大了佛法的传播领域。再者，《四分律》所讲20种犍度中就有皮革、衣、药、房舍、安居。故鉴真所为，实际也是以实际行动对律宗教义的弘扬。

鉴真的佛学取向，亦有他的佛学渊源，尤其与南山传统密切相关。律宗所供奉的宗祖昙无德本为上座部佛教，《四分律》亦为小乘律典。汉代大小乘佛教同时传入中国，部派区分不明。唐代大乘佛教逐渐成为主流，小乘很难立足。道宣虽从律宗八代祖智首受戒，但入唐后又参加唯识宗开山玄奘的译经活动，接触大量佛典原著，转而研究佛教史。通晓历史，便能站在更高处审视各宗各派。他发现《四分律》中记载沓婆比丘修成罗汉果后又期望修习利他之行，乃与大乘教义相通。戒本所云“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等语亦与大乘之《华严》、《法华》诸经之意相通，因此就形成了律宗“由小入大”或“由小入大”的说法。大小乘尚可相通，何况一大部派内的各宗派之间？其时律宗已分化为以道宣为首的南山宗和以法砺为首的相部宗，道宣为求得律宗异传，曾打破门户之见，拜访法砺，进行切磋。道宣之后，文纲与周秀严守南山，但又从法砺之徒道成学律（一说道成非法砺之徒，而另为一系，而满意、怀素直接传承法砺，此不论究），又曾收怀素为徒。道岸另一弟子义威，又曾从满意学律。故南山开山之祖就有相兼相容的风格。道宣、文纲、道岸、鉴真这四代宗主皆在持守本根的同时展现兼容并包的气度。

可是，律宗若干传人将戒律僵化。周秀以后律宗在中国虽传一千余年，但势力始终不敌禅、净诸宗。文纲的弟子道岸、弘景、玄俨有数千弟子布于宇内，除鉴真外皆未能将文纲一系传承下来，东塔、西塔更是法系断绝。幸鉴真吸取了他们若干律学成果，使这些成果在鉴真律系中保存下来。法相、华严、天台诸系成果也在鉴真律系中得到体现。可见偏于门户，以邻为壑，甚至认友为敌，最终是束缚自己，削弱自己。鉴真兼容诸家，甚至以敌为师，不仅没有削弱自己，反而在发展中强化了自己。佛教史上诸多史事，如释迦之于调达，惠能之于神秀，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七八世纪时 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成实宗、俱舍宗亦相继传入日本，流行上流社会，律宗与之并称为“奈良六宗”。当今日本佛教有13宗160派，净土宗、禅宗、天台宗、日莲宗势力较大，然律宗宗法仍存，传承明晰，已历八十余世，为持守戒律、弘扬佛法不断努力，并始终对中国表示友好。天台宗虽是较大宗派，但已揉合台、密、禅、律四宗教义，而区别于中国天台宗。故鉴真后学不仅在律宗本身发展，而渗透到其他宗派。

至今僧徒出家受戒和日常生活仍需受戒律行事，而这些戒律又多为当年道宣所讲，故律宗通于各宗。律宗本身虽不显，而其教义在各家宗派中得传承弘扬。

鉴真的佛学取向，不仅是对律宗的贡献，也是对整个佛教事业的贡献，对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贡献。他的方法论贡献已超越佛教界。如今昌明百科学术，继承与弘扬鉴真留下的方法论传统，当是非常有益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取诸家，乃是保护自己、促进自身发展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