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佛教方面的金石拓片为数甚多，依内容可区分为造像及其题记、寺塔碑颂、佛名和刻经、陀罗尼经幢、僧尼的塔铭和墓志、以及其它钟、炉题铭等类别。这些拓片以中国为主，始自公元五世纪初，迄于民国，此外也有少数是外国的如日本造像记拓片。从拓片上的收藏印章来看，有的原为桂馥、端方、周星诒、徐乃昌、柯昌泗、潘士魁、郑盦、刘燕庭等人的旧藏，又以周、柯二氏为最；而耀县造像部分则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先生田野调查时所购得的。这些金石拓片是我们探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清代金石著作中收录佛教方面的金石资料极为丰富，使用相当便利，不过拓本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本所收藏的孝昌三年 (527) 蒋伯仙造弥勒像、北齐皇建元年 (560) □檀寺比丘法□造灵尊像并观音经记、以及武平元年 (570) 刘氏宗人造寺等，诸多造像记目前尚未见载于过去的着录中。上举最后一例，刘氏宗人造寺记，记载从祖刘桀于北魏太延初年出使粟特，可补史书的阙漏。其次，各家的录文因拓本传搨粗劣，或因俗字、异字辨识有误，释文谬误在所难免，因此仔细审读拓本，校对着录，实有其必要。
　　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造像亦蔚为风潮。现存的佛教造像以北朝为大宗，南朝寥寥无几，因此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造像拓片也以北朝为主。就目前整理出的拓片来看，北朝纪年拓片就有一千二百六十余件，计六百余种，而南朝拓片仅有二十九件，计十六种。
　　南朝拓片中，四川地区的造像有七种，参照清光绪八年 (1882) 和民国四二年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数百件造像，显见四川造像颇为发达。其中又以无量寿佛造像的拓片特别值得注意。
　　北朝拓片除了寺塔、碑像之外，石窟造像约占半数。北朝开凿石窟的风气特盛，一方面反映北朝佛教重禅修不同于南朝的义学佛教，另一方面也与帝都造像的传统有关。《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元年 (460) 于京师平城西郊武周山开窟五所，即今大同云冈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为北魏太祖等五帝祈福而开凿的。迁都洛阳以后，宣武帝于龙门为孝文帝后开窟二所，而北齐文宣帝则于邺都鼓山开凿响堂山石窟，这种在帝都开窟造像的风气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朝石窟造像拓片涵盖甚广，除了云冈、龙门、响堂山外，还有辽宁义县万佛堂、河南巩县石窟、安阳宝山、甘肃泾川南石窟寺等，共有六百二十余件，计二百种。其中又以北魏龙门石窟占绝大多数，近五百件，一百四十五种。北魏龙门石窟造像发达，造像记的数目也居全国之最，这与佛教义学发展及孝文帝迁都洛阳积极汉化提振文风有关。
　　除了石窟造像之外，独立的造像碑也颇为盛行。北魏初期鲍纂造石浮图像(442)及宋德兴造释迦文佛像记(457)，呈现早期以释迦信仰为中心的造塔及佛传的潮流。晚期的张宝珠造像碑(525)原刻于山东益都，现存山东博物馆是张宝珠为七世父母等造像，碑侧及碑阴并刻有千佛像。东魏武定元年(543)禅师慧训慧刚等造像碑，原石在河南淇县，盗运出境时被截为两段，现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像的内容甚为丰富，包括文殊问疾的维摩变及大乘布施精义的须达孥太子本生等图像，除了代表东魏巨碑式的造像形式外，内容上也呈现大乘佛教会通诸经的思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颜 娟 英 谢 振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