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保国寺历史内质三掘

2014/9/8    热度：242   

　　宁波保国寺历史内质三掘
　　从历史的角度讲，保国寺大殿存在至今，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国的木结构建筑不同于西方的石结构建筑，寿命较短。同时由于木结构建筑易遭火灾，历经朝代的更替、时事的发生，终难逃劫难。我国至今现存的货真价实的唐宋木结构建筑屈指可数，弥足珍贵。保国寺大殿历经990年，在江南地区岿然独存，不能不说是个我国木结构建筑史上的奇迹。 从文化的视角定位，保国寺大殿的存在，是一部杰作。因为它精湛的营造结构，深奥的建筑之谜，就足以说明它是北宋时代江南地区建筑中的力作之一，并纯粹来自民间丰富的、因地制宜的创造力，建筑力学的应用能力，集中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独具匠心的营造智慧。因此它也就代表了我国北宋时期建筑最高水准，上升为后来宋《营造法式》编撰的法式素材。它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应该是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 研究保国寺，需要从历史和文化两方面入手，保国寺的文化集中为建筑文化和佛教文化，笔者的能力不及此方面的研究。而研究保国寺历史，为者甚少，笔者潜心为之，并力求突破。本文试从挖掘保国寺的历史内质，来寻找保国寺的文脉。 一、唐僖宗赐名保国寺 保国寺原本为灵山寺，肇建于汉，历魏晋六朝，至唐武宗会昌五年诏毁天下佛寺，寺遂废。唐懿宗开始复崇佛教。僖宗广明元年（880），有乡人咸诣明州国宁寺，请寺僧可恭尊者住持恢复灵山寺。尊者因而偕檀越许标等鸣之刺史，寻往长安。途经关东（注：汉、唐定都在今陕西，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时值关东大旱，尊者跪诵莲典，未终，霖雨大澍，禾黍旆穗，民气获甦。有司奏状，遂得召见。尊者以恢复灵山寺为请求，僖宗许之。俄又诏尊者于弘福寺讲五大部经。越三日，法誉大振。又讲明朝纶章，僖宗喜之，敕赐灵山寺为保国寺，并赐尊者紫衣一袭，奉敕还山，旋即庀材鸠工，重建殿宇。保国寺人因此把可恭尊者奉为保国寺的始祖。笔者认为，这是保国寺历史描述中最为生动、详细的事件，比德贤尊者监造大雄宝殿的事件经过还详细，足见可信度。此事件也突出了保国寺为唐代敕赐寺院的地位，保国寺与国宁寺（后称天宁寺）的关系。从主院与从院的寺系上讲，保国寺在宁波佛教地位中，从来就没有象唐国宁寺、延庆寺、天童寺那样成为主院，而是始终处于从院的地位。此事件表明唐保国寺附从于唐国宁寺。 事件中需要说明的是，长安弘福寺，是唐僧玄奘取经归来之所，高僧宿集。可恭和尚能在那里讲五大部经，可见可恭佛学造诣之高。关于“保国”与“报国”的区别。我国目前现存的寺院中取名为“保国寺”，只有一座，而取名为“报国寺”，倒有好几座。可见这其中的区别。通常帝王是不甘承认自己封建统治失败的。南宋时几代皇帝赐名寺院都有“报国寺”，希望和尚法师们精忠报效国家。而事实上，唐僖宗（862—888）在咸通十四年（873年）由宦官拥立即位，时年十二，佛法的力量一时难以重振，却遭遇灾旱连年，农民大起义屡屡爆发。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大兵压近长安，可恭尊者在弘福寺大讲部经，使法誉大振。岂不令唐僖宗胆战心惊之余，突然获得一种潜在的护国力量，于是有意赐名“保国寺”，期盼佛法迷惑民众，对起义军产生震慑作用。但是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还是占领了长安，逼唐僖宗逃亡入蜀。笔者以为，这便是“保国”的历史内质。 二、德贤尊者的考证 现存990周年的保国寺大雄宝殿，其缔造者是德贤尊者。对他的生平考证，有据不多。无论是嘉庆《保国寺志》还是民国《保国寺志》，对先觉德贤尊者认定为三学则全法师，字叔平。四明施氏，幼时在保国寺剃发出家。朝廷赐号德贤。笔者对此存在疑问，三学则全与德贤尊者，真为同一人？朝廷因何赐号？ 有关三学则全法师的撰录，《保国寺志》中完全来自宋咸淳四明东湖沙门志磬撰《佛祖统纪》的记载：三学法师，名则全，字叔平，四明施氏。依报国出家，即造法智学教观。时南湖竞推十大弟子，师为之冠焉。师旁通书史，尤善著述。性直气刚，敢言人失。人以是畏之。住三学堂十年，郡守郎简尤加敬。尝谓人曰：叔平才气凛然，若以儒冠职谏诤，岂下汉汲黯、唐魏征、我朝王元之耶。笔者翻阅《四明谈助》、《敬止录》记载：开元寺僧则全，字叔平，世号“三学法师”。南湖竞推十大弟子，全首冠焉。旁通书史。性敢直言，郡守郎简敬礼之。（注：开元寺，即建于唐国宁寺旧址，位于城南五台、莲桥东。） 笔者对此作如下考证：明州有“日”、“月”二湖，月湖居城西，又称“西湖”，日湖居城南，又称“南湖”。南湖有延庆寺（初名为“报恩寺”，后赐名“延庆”，大中祥符二年（1009）通判石待问为记。）延庆寺座主法智知礼大师，天台宗第十七祖师。所谓的“南湖十大弟子”，竞推于何时，无从考证。一说是指知礼大师的十位高足，如果是这样的话，三学法师论法学造诣，可能不及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难以推之为首，况且知礼膝下高徒有30席。宗晓在《四明尊者教行录》中，叙述知礼法化之影响时说：“当时之人，从而化者以千计，授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如则全、觉琮……梵臻之徒，皆为时之闻人。浸江浙之间，讲席盛者，靡不传师之教，其于开人之功，亦已博矣。”另一说是知礼法师之后，使延庆寺殿宇日盛，宗风大畅的三辈师徒。这样的话，笔者认为则全法师可能因年龄最前而居首。《湖语》记录的可能就是“十弟子”：则全、本如、崇钜、广智、明智、圆照、圆辨、定慧、觉云、柏庭。 何谓“三学”，佛教术语解释为“一学用戒止恶修善；二学用定息悬澄心；三学用慧破惑证道。三者关系互不可分。”三学法师住三学堂十年，取为号。法师著述有《四明实录》。法师于庆历五年（1045）夏五月二十日，别众坐亡。法师弟子若水，久依法师，立碣于延庆。 而《保国寺志》记撰：“祥符辛亥，复过灵山，见寺已毁，抚手长叹，结茅不忍去居。凡六年山门大殿悉鼎新焉。” 同时又记“……庆历五年（1045）夏五月二十日，别众坐亡。尊者之坟，在寺西首竹院中，岁久塔没入土，仅露塔上圆顶。坟向正对东首象鼻峰，右首贴近泥墙，自塔前大松树量至塔下泥墙脚，相距八丈七尺，再直下视之，正对大殿……” 以上两节，是笔者对三学法师与德贤尊者不同于一人的最大依据。“若水久依法师”，法师亡，自当在保国寺立坟、立碣，《保国寺志》也应当有纪录。而《佛祖统纪》记载若水为师立碣于延庆，岂不存疑。该碑碣，必大有可记者，只惜此石今无存，法师行业不可考证。后人立传只仿佛耳，或借代也未可知也。但德贤尊者是保国寺大殿的设计监造者，仍可不予质疑。 《保国寺志》中撰录：“宋祥符六年德贤尊者建昂拱升斗结构甚为奇雅，为四明诸刹之冠。旧惟延庆寺殿式与此同。延庆，乃师之师法智大师道场也。”如果则全法师正是后来成为德贤尊者的话，可见保国寺从国宁寺的从院转为延庆寺的从院，一直到民国都未发生改变。 附一考证： 从保国寺大殿到宋《营造法式》，两者的重要联系，是因为王安石曾到明州任鄞县令，对保国寺的营造结构予以推崇，成为营造法式的编撰范例。笔者考证认为，不应作这样的臆测。在王安石结交的僧人中，主要出自云门宗，云门宗在宋初影响很大，因此王荆公在鄞与雪窦重显（980—1052）交往甚密，并为之留题许多诗文。与天台宗僧人交往为友的只有崇法嗣端法师，四明人，法智大师的弟子，则全法师的师弟。荆公有崇法留题云（有关王安石众多诗文集中，失收）：小亭临水间修篁。郁郁余华席地香。惟愿时人观此境。尽将烦恼作清凉。 事实上，一个朝代的建筑风格不是随着朝代更替，一促即蹴的。北宋的建筑风格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才走向了真正的成熟和规范，而具有建造这样风格建筑的建筑大师多集中于江南，德贤尊者就是一位拥有这样一技之长的僧人。我们在研究保国寺大殿与《营造法式》之间联系的同时，更应该研究保国寺大殿地建造设计有高于《营造法式》的建造创作，阐释保国寺大殿建筑文化更具独特的个性。至于大殿与《营造法式》相互印证的内容，只能清楚地说明一点，那就是傅熹年先生在其《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的江南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和技术通过《营造法式》编撰，上升为官式建筑理念。保国寺大殿的存在，最为有力地说明了《营造法式》编撰者李诫好学不倦，肯于钻研、勤于调查，对于建筑技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在工程的规划、组织、管理等环节上有着丰富的操作经验的建筑大师。他所完成的《营造法式》全面、周详地规范了建筑技术和工程设计，有效地控制和杜绝营建工程的腐败弊政。这是《营造法式》所实现的第一个贡献，而不是我们现在把它奉为建筑文化的瑰宝。 三、民国时期的保国寺 笔者因为想参加这次研讨会，而投入精力，潜心研究保国寺，已有数月之久，最大的收获就是，民国《保国寺志》的编撰时间得到搞清。关于《保国寺志》，笔者考证，修志应该有三次，嘉庆《保国寺志》中，邑人冯全作序云：“乾隆庚戌冬，余从京师归诣骠骑山阴，谒祖墓毕，过保国寺，晤主僧敏庵上人，上人捧寺志合什而告余，曰：‘此得之古石佛中，字多蠹蚀，文字亦残缺。衲恐藏之箧中，而不付诸劂氏，以至并此散失，则后之住是山者，即欲溯本寻原而惘无所据。斯则衲一生之莫大憾事也。用是重加编辑，亟欲绣梓，恳居士慨赐一言以为简册光。’……”据此可见，嘉庆《保国寺志》之前，尚修有一部寺志书。而嘉庆刻本《保国寺志》，起修时间应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版刻付梓于嘉庆十年（1805），前后时间间隔14年。该志分上下两册，内容包括形胜、寺宇、碑文、古迹、香火、艺文及先觉、先觉言行等。至于民国《保国寺志》，现今保国寺管理者一直以为本志不见著录，不传于世。事实恐非如此。民国《保国寺志》当由皈佛弟子、寓客钱三照起修于民国七年（1918），首稿完成于民国十一年（1922）,而不是通常说的民国十年（1921）。民国十三年冬，太虚大师来到保国寺寓憩一个半月，应住持一斋的请求，撰写了《重纂保国寺志序》。因此，民国《保国寺志》最终应完成于民国十四年（1925）春，并极有可能印有刻本，或者付印未果。至少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在编撰《太虚大师年谱》时，曾阅读过《重纂保国寺志序》，阅读的究竟是民国《保国寺志》，还是太虚大师的文稿，不得而知。太虚大师在《重纂保国寺志序》撰写道：“十三年冬，余寓寺经月。……”所以，笔者认为，保国寺现藏的一部民国《保国寺志》可能仅为副稿，见不到我国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这篇重要的《重纂保国寺志序》。希望保国寺人今后能将寻访《保国寺志》书列入一项带有使命性的工作任务，完善保国寺的建档史料。有关太虚大师在民国十三年（1924）寓寺经过，也是本文对保国寺历史内质挖掘之三： 太虚大师（1890—1947），俗姓吕，名沛林，法名唯心，别号昧庵，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与虚云大师，弘一大师齐名，并称近代三大著名高僧。他的生平事迹有相当时间发生在宁波。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佛教信仰层圈出发，契入社会、政治、文化层圈，奔走革命激荡的南方，寻找佛教的现代转向，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 太虚大师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时（民国时期）由散兵游勇出家的莽流僧，往来于宁波、绍兴、杭州、嘉兴及小九华寺的甚多。看到他们与寺外的无赖们联成一气，酗酒、聚赌、犯奸、打架等。宁波的延庆观堂，是僧众中最恶劣的马流僧巢穴，被地方官厅封闭，所有的僧众尽皆驱逐离寺。而此时的保国寺却有一位年富力强的和尚一斋住持，在保国寺大兴土木，建造殿堂，重修寺志，迎来了保国寺第五次建置。太虚大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保国寺。而此时大师心中思考着中山先生的手令，勉励他根据中国时事对中国佛教发展做出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太虚大师自雪窦寺来，进入保国寺，住持一斋周到细致地照料刚病愈不久的大师生活起居。大师游憩寺内，在写完《重修保国寺志序》后，撰写心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佛教改革理论，著名的《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和《起信论唯识释》二书。而这两本书恰好是大师引导近代佛教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的理论基础。《太虚大师年谱》如此记载：“慈溪保国寺主一斋，邀往游憩，住可一月。日居无事，又作《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及《起信论唯识释》二书。大师出甬抵沪。以《科学的人生观》及《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交泰东图书局发行。晤章太炎，与谈起信论义，及人乘阶渐佛乘义，颇得章氏激赏。” 由此提出这样的论点：保国寺是近代“人生佛教”理论诞生之地。而人生佛教的真实涵义就是：“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正因为如此，一斋住持在一个余月中得到了太虚大师的崭新的佛教思想。太虚广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融通世学的精深见解，点拨了他的心窍。民国十四年（1925）一月，一斋在寺内禅悦斋设斋，饯行大师赴沪。之后，一斋也莫名地离开了保国寺。有关“人生佛教”后来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人物，即有我们所熟知的印顺法师和赵朴初大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