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古刹开元寺
2014/9/8   热度:236
京郊古刹开元寺
作者:李建林
史载,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下诏,令天下各州均置开元寺一座。查阅各种北京地方史志,北京地区仅有的一座开元寺位于京郊顺义城内,明清间改称龙兴寺,民间则俗称东大寺。它曾有着非常显赫的历史,开元年间,这里是每年举办千秋节盛会,庆祝唐玄宗生日的地方,元明清以来,从王恽、顾亭林到朱彝尊,或是亲自来此寻访,或是将其沿革写入有关著述,给这座庙宇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自明万历中期,这座建筑还列为顺州八景之一,名“龙泉烟寺”。总之,这是近年来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一处北京地区难得的盛唐遗迹。但是,自民国以来,它的显赫历史与文化内涵却几近无人知晓,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今天对它文物价值的认识和保护工作的开展。为此,笔者根据近几年搜集到的有关史料,对开元寺的创建年代、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内涵作一初步考证,再现这座古刹的历史风采。
开元寺的设置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开元二十六年,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唐会要》卷五十)。由此可知: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下了这样一道诏令,要求天下每个州要从州城内现有的庙宇中选择一处位置好、规模大的,改名为开元寺或开元观。通过查阅各地有关开元寺的史料以及网上有关介绍文字,我们发现,从南方的泉州开元寺(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开元寺),到福州开元寺、潮州开元寺、南昌开元寺、荆州开元观、苏州开元寺,以及北方的邢台开元寺、正定开元寺、大同开元寺,其历史沿革,始建年代的记载,都和上面诏令的内容相符。这些情况说明,唐玄宗的诏令在当时的确得到了普遍的执行。而目前各地现存的开元寺,显然都应是盛唐开元年间的产物。另一方面,根据诏令的内容和发布时间,可以进而推论:开元寺出现的具体时间,应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以上分析结果,对于解决各地开元寺始建年代记载混乱的情况,无疑是一重要线索。
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唐玄宗为什么要在各州设置一座开元寺呢?或者说开元寺在当时有什么特殊功能呢?我们可以从开元寺当年的一些活动中去找寻答案。在《旧唐书》中有这样两条记载:一、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燕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二、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闰月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座饮。从之”。据史书记载,八月五日就是唐玄宗的生日。由此对上面两条史料可通俗的解释,千秋节就是为唐玄宗祝寿的节日。这个庆祝活动曾长达3天,在此期间,上至都城,下至乡间村闾,都要举行各种活动,官员们要聚会行礼祝寿,而民间则举行赛白帝、报田祖,大致相当于今天举办的民间花会一类的文艺演出,每天还要集餐饮酒。可以想见,这个节日在当时是多么隆重,而活动场面又是多么热闹了。今天看来,这个千秋节虽然有着官员们对玄宗的阿谀奉承,但也透露出玄宗想借此神化自己的一种愿望。总之,应当说这个“千秋节”是盛唐社会风貌的一道独特风景。然而这一切又与开元寺有什么关系呢?《唐会要》卷五十中的有关内容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五月二十八日,就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事,唐玄宗“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下面又有这样一条记载:“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敕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州府写貌分送安置。”三元,即一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俗称上中下三元;行道散斋,寺庙中的宗教仪式;真容,这里应当是指唐玄宗的画像。综合以上内容可知,每年一度热闹而隆重的千秋节,是由官府出面组织,在各地的开元寺、观中举行,届时寺庙中悬挂唐玄宗的画像,官员们在此行礼朝拜,行香、散斋,而僧道们则在寺中焚香诵经,大作佛事。所谓散斋,即向前来寺中的僧尼道士提供一顿斋饭。这无疑会使参加活动的人数大增。上面有着帝王支持的显赫背景,下边是官府的重要活动场所,可以想见当时的开元寺、观,按其规模应当是州城中最大的一座庙宇了。
在这一片热闹的景象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开元寺观中的一切活动,虽然有官员们的奏请之因,但实际上都是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是唐玄宗在亲自推动着这些事情的发展。可见,当时开元寺、观已成了唐玄宗神化自己,巩固皇权,稳定社会的一件工具,这是唐玄宗设置开元寺的一个合理答案,同时也为后人了解大唐兴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窗口。
顺州开元寺,除了记载着上面这一段重要的盛唐历史外,在以后的年代中,又发生了一件守城官员以身殉国的壮烈故事。据《金史·列传》记载,金朝贞祐初,劝农使王晦受命守顺州,该城为元兵攻破,“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事后,金朝在顺州开元寺中为其立碑祭祀。成仁取义,为国捐躯,这种精神历来为人们所尊崇。这段历史不但为开元寺增加了一段更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并因此受到后世文人学者对开元寺的关注。
第一位为访王晦之事而来到开元寺的,是元初著名文人王恽。王恽,河南汲县人,史称其好学属文。元初,以文学被世祖忽必烈召至大都,授翰林修撰,兼国史编修官。至元七年(1270年)十月二十日,王恽与友人梁御史来顺州,“话金节侯刚忠王公子明死节事,马上为赋以吊,州旧治唐归顺州,见大历五年(770年)试太子洗马郑宣力所撰开元寺碑”([元]王恽《秋涧集》)。由王恽所抄录的这段开元寺碑文可知,王恽来到了开元寺,而王晦之碑就在开元寺中,另一方面,这段开元寺碑文又为确定这座庙宇建于唐代,提供了一条难得的证据,而目前这座唐代的开元寺,已成为顺义城始置于唐的惟一一座现存实物的见证了。可见,王恽的这段文字,对开元寺以及顺义的历史沿革,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
第二位在开元寺留下足迹的文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他在《昌平山水记》记述了顺州开元寺,尤其提到“开元寺碑今亡”,而金朝所立王晦碑“今亦无人知之者矣”。这些记载说明,他也是为寻访王晦的事迹而来,而且还就前面提到的这两块碑向当地村民进行了调查。所以才会发出“今亦无人知之者矣”的感慨。其后,继续把顺州开元寺载于史志的学者是清初康熙年间编撰《日下旧闻》的朱彝尊以及后来编修《日下旧闻考》的乾隆朝诸臣。他们对开元寺的历史沿革都做了有价值的记载,朱彝尊考证了王恽这段文字的出处在《秋涧集》。而乾隆朝诸臣则指出开元寺位于顺州东门内,俗称东大寺,为后人确认开元寺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观顺州开元寺的历史,既有依唐玄宗诏令而建的历史背景,又有明清间众多文人学者的足迹。几经历史沧桑,其年代之悠久,文化内涵之丰富,京郊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历史留给北京地区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了。今天顺义城中其它数十座庙宇均已毁坏,而惟独它默然仅存,更称得上是顺义的镇城之宝,目前欣闻北京市文物部门准备将其修复,予以原址保护,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作者为顺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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