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的雕塑艺术
　　唐代的雕塑艺术虽仍未完全摆脱宗教的羁绊，但艺术上已完全进入成熟阶段。由于继续了南北朝以来的风气，进行大规模的造像石窟和寺庙的修建，因而出现了内容更丰富、表现范围更扩大、技巧更熟练的众多的佛教形象，其中有一些具有重大的纪念碑的意义。宗教雕塑以外的雕塑艺术品在内容及表现上也大大超过南北朝的水平。在经过了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佛教美术的完整的成熟的风格也完全形成了。
　　初唐的雕塑，除上节已经加以论述的昭陵六骏等以外，在龙门及莫高窟也都保留有重要的代表作品，可以看出唐代的健康有力的艺术风格的出现。盛唐（唐高宗李治、皇后武则天时代至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年间，公元六五○—七五五年）是唐代社会各种艺术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在雕塑艺术范围内就出现了奉先寺、天龙山和乾陵诸石刻那样的不朽杰作，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历史上的高峰。
　　二、龙门奉先寺及其他唐代造像
　　洛阳龙门有唐代造像石窟十余处，经过了约一百年的沉寂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自北魏末年（公元四 六○年前后）的造像的热潮过去以后，东、西魏到唐初龙门虽有若干各别的零星的造像，但无大型的开窟。
　　 唐代龙门各窟按时间先后是自北而南（贞观年间到武则天时代），然后移往伊水东岸的。最早的是斋祓洞，系魏王泰为他的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有著名的“伊阙佛龛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记录此事。其次为重修北魏时代所开的宾阳三窟中的北洞。敬善寺洞和未完工的摩崖三佛（第六洞，）是唐高宗李治时代前期（公元六六○年以前）所建。第七、八洞，万佛洞（永隆元年，公元六八○年造），第十一洞惠简洞（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及奉先寺（公元六七二—六七五年）是李治时代后期所建。西山最南的极南洞及东山擂鼓台诸洞都是武则天时代（公元六八四—七○四年）开凿的。因为这些洞的主要佛像都有年代可考，所以较容易着手比较其时代的变迁。此外，各别小龛分散在各窟者很多。唐代在龙门进行的造像至玄宗李隆基时代及其以后则减少，中唐以后绝迹。由上可以看出龙门造像最繁盛的时期是公元六四○年以后，而特别是李治、武则天的时期（公元六五○—七一○年），显然这是和武则天长期住在东都洛阳有关的。 龙门诸唐代石窟中最重要的是奉先寺。
　　 奉先寺始修于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四月一日，至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毕功，只费时三年又九个月；是由皇后武则天施助宫中脂粉钱二万贯修凿的。建造者为“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 奉先寺前原来曾有木构建筑物，是唐代名为“奉先寺”的寺庙的一部分，现在则全敞露在外，窟面宽约三三米，进深约二○米，高四○米，奉先寺本尊是卢舍那佛坐像，高一三米。按照唐代的尺度，则大佛通光背宝座高八五尺，两侧为迦叶（已毁）、阿难，其外侧为二菩萨，左右两壁为神王及金刚各一对（右壁的神王及金刚已毁）。二菩萨为七○尺（唐尺），其余各像为五○尺（唐尺）。——奉先寺的规模之宏伟是罕见的，这样宏伟的规模体现了这一时代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人力与财力）及精神力量（雄伟的创作意图）。参与此工作的有著名的净土宗大师善导和另一僧人惠暕，又有两个主持工程的重要官吏：韦机（以颇有才干和善于规划曾见赏于李世民）和樊元则。他们的计划和李君瓒等人的实践，共同完成了这一与灿烂辉煌的盛唐时代相称的，不朽的典范作品。
　　 奉先寺群像作为不朽的典范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形象的创造（特别是卢舍那大佛的脸型和神王脚下的小鬼），群像的构图关系和这一组群像的艺术概括的能力。
　　本尊、罗汉、菩萨、神王、金刚等形象追求创造理想化了的各种不同的性格及气质。这些类型虽然是唐代雕塑中常见的，如菩萨的华丽端庄而又矜持的表情，神王的硕壮有力而威武持重，金刚则全身筋肉突起，是非常暴躁强横的神情，然而用如此巨大的尺度和体积加以雕造就足以成为新的创举。这些形象之间，阿难的外形的朴素与所表现出来的善良纯厚的性格的真实感，无疑地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格外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卢舍那大佛的形象的创造。
　　卢舍那大佛面容庄严典雅，表情温和亲切，是一富于同情而又睿智明朗的理想性格，他的右手掌心向前举在胸前，五指自然的微屈，也能表现出内心的宁静而又坚定（不是冷酷的，也不是焦躁的），他向前凝视的目光中仿佛看见了人类的命运和归宿，人类历史的前进的道路。在这一形象中表现了唐代艺术家自己面向着充满斗争与变化的广阔的生活景象时的伟大的开阔的胸怀，艺术家对于这一形象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和贯注了自己的情感，卢舍那大佛更具有完全中国化的面型和风格。无论就内容或形式上看，卢舍那大佛的面型的创造都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伟大的典型之一。
　　奉先寺诸像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有神王脚下的小鬼。他承担起神王的巨大的躯体的重量，他的头、胸、臂、腹等部筋肉以夸张的表现，因而出现小鬼无所畏惧的压不倒的力量。在这一形象的创造中，虽然表现为踏在足下的，然而作为勇敢的对抗的力量得到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