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自一九二二年成立迄今将近三十年，虽然备历艰难，却是始终工作着没有间断。现值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高潮行将到来，我们很兴奋地感觉有应该而且必需的努力。在这里，特地先总结了过去已做好的工作基础，再拟定一些今后应该做的工作计画。
　　一
　　本院的创设，是要由学术方面去研究和发扬佛教文化的，当时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至少做到真实之学和“为人”之学。（见“内学”年刊第一辑所载“法相大学部开学讲词”）。因为我国传播的佛学乃经翻译而来，文字上，理解上，种种隔阂，一向是多少走失了原样，必需先把研究资料澈底整理得其真实，才会见到佛学的本来面目。其次，大乘佛学的实践本系积极地利益世间，但传来我国却走上超然自了的途径，要矫正它，必得重行发挥大乘为人的精神。我们的工作，就是朝著这样目标前进的。
　　我们对于佛学研究资料的整理，是从玄奘一系的译述开始。玄奘的译本最精确，又最进步，但文义艰深，不藉助于当时注疏，仍是难于理解的。这些著作久已失传，直到日本人编印“续藏经”，大量搜求，方重与世人见面。不过所用底本错误太多了，注解又和本文分别刊行，并且收在整部的藏经里不易购致。我们为了弥补这些缺憾起见，依著玄奘所译的诸大部，分别取材，详校刊版，以便应用。
　　一、瑜伽 这是玄奘为著它冒万险去印度所求得的一部大论。我们把当时玄奘门下两大派的代表注解——基师的“略纂”和道伦的“论记”校刻成书，一共一百三十四卷。（后来在“金藏”里发现“论记”的覆宋本，我们又据以改定刻版一次。）
　　二、唯识 这又是玄奘传来的绝学，经过了基师的天才组织，可算佛学在我国发展得很有异彩的一面，因此基师所著的“成唯论述记”也成了一派正宗之说。我们为要澈底了解它的奥蕴，将基师自作的“演秘”，灵泰的“疏抄”，道邑的“义蕴”，如理的“义演”，分别编在“述记”本文下面，校订刻板。又将当时和基师对峙的另一大家圆测的“论疏”佚文，由各书的引用里搜剔出来，编成整部。还有羽翼基测两家互相批评之作，像慧沼的“了义灯”和太贤的“学记”也一一校刻了。有这些书，便足以窥见唐人唯识学说的全貌。刻成的版本，总共二百六十卷。
　　三、俱舍 这是总结小乘佛学的一部聪明著作，玄奘译本更详细订正了以前俱舍宗所传的误解。我们选择了当时认为正统的普光“论记”，会文刻板，整整有一百卷。
　　同时，我们又校刻了玄奘的传记“慈恩传”和他游历印度的行迹图，还有其他必需参考的典籍，共得四百余卷。这样前后七年，整理并刊刻了近一千卷的研究资料。在这中间，我们更应用梵藏文佛典的比较研究，对于学说源流方面，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
　　一、在玄奘所译“瑜伽论”最后二十卷里，发现了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这是连玄奘本人也未尝知道的。因此明白了瑜伽一系学说的真正来源，并连带订正了翻译以后弄紊乱的“杂阿含经”四十卷的次第。（详见“内学”年刊第一期所载“杂阿含经刊定记”。）
　　二、“瑜伽论”里又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我们也发现了它和经文配合的线索，刻成“宝积经瑜伽释”一书。从此看出大乘学说前后的联系，又订正了旧译“宝积经论”的错误。（俄人刚和泰费了半生岁月校印了藏文本“宝积经论”，却不明白它和“瑜伽论”的关系，以致连章句都无法分清。）
　　三、认清了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跟玄奘所传的迥然不同，因而确定了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详见“内学”第三辑所载“安慧三十唯识释抄”绪言）并推见唯识今学护法说的真相，（见藏要本“宝生论”篇首“护法说标目”）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之迹便一目了然。
　　四、寻出“俱舍论”组织上与南北两方各种“毗昙论”的关系，判明了小乘毗昙学说的整个系统。（见“阿毗昙心论讲记”导言）
　　二
　　我们根据这些整理资料的经验，进一步用于全体佛典，同时参考取材也扩大范围，得著很多的便利。在一方面，国内各地陆续发现历代大藏经的刻本，我们都参加了整理考订（所得结论见于“宋刻蜀藏异本考”“契丹大藏经考”“金藏雕印考”“宋元刻碛砂藏序”“明南藏初刻考”。）因而认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了刻本文字上正否的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尽量搜罗得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版本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求，而见到汉文翻译的短长，实有重加证明之必要。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见“内学”第四辑所载“论玄奘译本之特征”“理门论证文”等作，）由此我们决定用新方法来选取全藏中要籍，校印一部丛书叫做“藏要”。
　　“藏要”编校的方法是：
　　一、校勘文字一变从来重视高丽本的偏向，而以南宋思溪本为据。遇有疑误之处，尽可能地求得原典根据，方加改正。
　　二、译文内错落晦涩的地方，择要用原典或异译本来证文，加注。
　　三、常用的典籍，都依义理起讫分清段落，以便研究，一扫支离破碎的科判旧习。
　　四、书中重要义理，更用提要体裁作成序文，以助了解。
　　这样编印的“藏要”，时历十年，共成三辑七十种书，四百余卷。（此书印行后，有些被日本的佛教大学里采作课本，又有些为印度国际大学用作研究资料。）所用参考资料，数达三百种以上。
　　我们原想从此更进一步去澈底整理全藏，刻成比较可信的定本。但这工作太艰巨了，只做到编定目录的阶段。原来历代编篡大藏经都是依据经录机械地堆集上去，内容既杂乱无章，又真伪不辨，现在要谈整理，必须由经录里去寻个端绪。因此我们先校刻了最重要的“开元释教录”，将录中经目和附属部分详细分开，又编成便于检索的号码，并且比勘各种旧录，改正它的错误二百余处。在“开元录”以后所出的，“续开元录”“续贞元录”等，均刻成新版。还有“金藏”里新发现的宋代“祥符录”“景祐录”等残缺孤本，也都节略补正刻了出来。至于历代经录的最后一部“至元法宝勘同录”，更应用西藏的译本和西藏经目，详细校订，刻成节本，我们从这些经录订正过的记载，去对照大藏经里所收一千七百种典籍的个别内容，方才一一清楚它们的真实来源。这样删除了好些本非翻译而无意混入或有意伪托的旧籍，然后依照义理的流类，相承的此第，编成一部具有系统的经目——“精刻大藏经目录。”
　　我们对于佛学资料的整理工作，大概如此。
　　三
　　其次，关于佛学实践的研究，我们则从指导的理论着手。佛学各部门的理论略有不同，先分别作了概观，成为“俱舍论序”“般若经序”“瑜伽论序”“唯识决择谈”“涅槃经序”的专著，这些都是详细剖析每一部门的中心思想，并纵论他对于各方面的关系，以得其实践上的真意。最后再总结为一部佛学通论——“释教”。
　　以上是佛学横面的研究。同时我们汇萃了汉藏梵文所有的资料，并参酌时人已得的结论，对于佛学纵面的思想源流澈底地作了一番考订，著有“佛传与佛说”“诸家戒本通论”“佛学七宗源流十讲”等。这样刊定了印度各时代佛学的实际地位和它们理论的确诂，而建立起学说史的标准。再据以反观我国所传的各说，就很容易发现它们和印度原本的距离。其间更见出有相反的趋势，像流传很久的“起信论”“楞严经”一类返本归元的思想，都决定是国人错解义理而伪托为佛家之言，我们曾毫不容情地予以破斥。（见“楞伽与起信”“楞严百伪”等论文）又由此一贯错误的思想影响到禅宗方面，构成“本觉”异说，我们也都完全揭发它出来。（见“禅学考原”）还有西藏所传显密各宗学说之是非，我们也作了一番全般的批判。（见“西藏佛学原论”“略论西藏佛学之传承”“藏密三书导言”等，）这都是为要做到真正佛学的实践，而来扫除一切的障碍。
　　最后，我们发挥佛学为人的宗旨，采取“师、悲、教、戒”四个字，作为院中问学研究两部分学人共同遵守的院训。“师、悲”的意义，著重在对于人群社会责任感的启发和保任，详细见于“释师”“释悲”两著。至于“教、戒”的实践，更具体地分做三个阶段：由“自觉”——觉性人生实践的发端，而“转依”——人生变质的改革，而“遍界”——推及于全人类。我们在理论上融会了佛学五种分科根本典籍三十种的要义，构成体系。这全仗著玄奘以后印度佛学的趋势，辨证地统一了其前各期思想，而指出他开展的方向。（详见“内学五科讲习纲要”和各种讲习笔记，）近六七年来，我们继续在讲习，虽未结束，但对于进一步工作，已算是有了相当的基础。
　　四
　　现在来拟定今后工作的计画。我们以为，人类真正的文化是一元的。随著历史的推移，旧有的学说思想契合于真理之处，在人类生活实践当中，一定会被吸收和融和，以丰富着永在开展的文化。就这一点上着眼，佛学对于我国新文化的建设应该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佛学的主旨，本是不满于不平等而痛苦的世界现状，要求根本变质地改革它，这样积极的精神虽时被曲解，却始终未曾丧失，就又有其助长文化改进的功能。但这些，都必依据真实的佛学才谈得到。我们多少年来，曾经努力廓清佛学思想上重重障蔽，并辨析了现存于我国本土和西藏乃至印度锡兰的各派学说的性质，以求窥见佛学的真相。有了这种准备，我们想，今后就应当去做下列的工作：
　　一、 用科学的历史观点，重行批判全体佛学并确定其一般价值之所在。
　　二、 注重民族性方面来阐明佛学过去对于我国文化的关系，由此寻出途径，结合当今人民大众所需求的，所了解的，以发挥佛学对新文化建设应有的作用。
　　三、 同时，澈底扫除人民大众间所有关于佛学的错误思想，以减少新文化建设的障碍。
　　四、 与国内外进步的佛学研究相配合，以完成上述的任务。
　　在这里，要涉及友邦苏联的佛学研究说一说。苏联的科学院尝继承沙俄时代开始的编印“佛教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事业，并拟好具体计画，进行系统的研究，而有了佛教文化研究部门。大概因为取材的便利吧，研究进程是仿佛蒙藏寺院的。（见文库第二十三种“梵本现观庄严论”导言）早年出版物中间，就有史彻尔跋茨基Th. Stcherbatsky师弟关于因明般若等作品。史氏研究法称因明所成的巨著“佛家逻辑，”Buddhist Logic（文库第二十六种共两册）曾经传诵一时。可是他所用的资料不够完全，仍不免有些缺点。像解释自比量中不可得因，本应有十二种，却只举得十一种，（见“佛家逻辑”第一册三七一页以下，）即其一例。这或者是没有见到研究法称学说所必需的资料“正理藏论”Rigspahigter，的缘故。（藏论第十品明说法称所立不可得因共十二种），此书当时在苏联是见不着的（见“佛家逻辑”第二册三二三页附注，）但在我国却较易搜求，我们便收藏有很好的官版——永乐刻本，并曾参照萨迦派的权威注解——贡庆喇嘛的大疏详为分析研究。我们待有机会便整理出版，以期对此学有所裨益。像这样一类的工作，我们也都在计画从事的。
　　（一九五○、八、二○、修正稿）
　　《现代佛学》1950年9月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