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笔者在昆明书市购得华夏出版社出的12开本的《弘一大师遗墨》，飞机上看了一路。回到住所，摊开在桌子上，既看字又看文，感觉那些字、那些印章都是会说话的，教你“识器”，又教你运笔捉刀，好不亲切。
　　日本文化人、弘一大师的崇拜者内山完造在其所著《上海霖雨》中写道：“我草此文的桌前，挂着弘一律师写给我的直幅，直幅上这样写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偈。完造居士供养。沙门一音。’”内山先生说:“我对这幅字注视着，窗外但闻瑟瑟的雨声。”
　　即便窗外并不曾落雨，他的心中也飘飞着缅怀与悲悯的雨丝。
　　2002年4月，在杭州西湖虎跑定慧寺——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又购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集》（只印了2000册），见李叔同年轻时致账房先生徐耀廷的书信，颇觉惊奇。其结体潇洒，开合自如，锋芒时有王羲之味道，而“也”、“一”等字又类乎郑板桥，与《弘一大师遗墨》中大部分字全然不同。
　　的确，弘一大师的字“毫不矜才使气”是一贯的，但是兴之所至，也会“偶露峥嵘”。笔者心想，真正的大家究竟能够有多少副笔墨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弘一法师在浙东古刹五磊寺曾闭门研究书法，抄写佛经，习字几近忘我。虽身居深山古寺，有敬而来信索取墨宝者，他有求必应，广结翰墨因缘，从来不要回报。为弟子刘质平居士(音乐家)写楹联法语之外，大师曾送给替他烧饭煮菜的王小甩书有“戒定慧”三字的一张条幅，与他送给内山完造那幅“戒定慧”条幅完全相同——“戒定慧”佛家称为三学，指戒律、禅定与智慧。戒者防身之恶，定者静心之散乱，慧者去惑证理——作为鲁迅的朋友，内山愿将书店里的一物相赠，而鲁迅看中的就是那幅“戒定慧”，求去而珍藏，后来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
　　关于弘一大师的书法，叶圣陶先生1937年专文说过，主要是从感觉上说。道是因为弘一法师学习过西洋绘画，有透视的眼力，因此“各体的碑帖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蜕化为自己的风格，“不傍门户，不落窠臼”。而评价弘一法师出家后的字，叶圣陶先生用“极喜欢”概括：“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籍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叫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又是有点像小孩子所写得那么天真，但一边是原始的，一边是纯熟的，这分别又显然可见。”
　　赵朴初曰：“叶老恂恂，书如其人。庄敬恳到，只字可亲。”以庄敬之心评论弘一法师书法，叶圣老的感觉是相当到位的。
　　高足刘质平是大师书事的随从和见证。他在《弘一上人史略》中专门辟有“书法”一章，从笔墨选择、字幅大小到布局留意均有回顾。如“师常对余言：字之工拙，占十分之四，而布局却占十分之六。写字闭门，除余外，不许他人在，傍恐乱神也。”可见大师的书写观念和过程。
　　结合碑帖而评点的最为专业的是刘恒（非《伏羲伏羲》之作者）先生的《李叔同的书法艺术》一文（载《中国书法》1986-4）。
　　首先，刘恒先生把弘一的字置于清末的临摹北碑的大背景之下：“自清代阮元提出南帖北碑之说并大力倡导北碑开始，经过包世臣，特别是康有为的积极鼓吹和实践，时至清末，碑学兴盛，习书者无不从北碑入手，一时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李叔同生逢此际，自然受其熏陶。……他的临摹功夫是相当深厚的，可以说是学什么像什么，结构神态，毫发不爽。这种长期、严格的磨炼，对他的书法风格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
　　然后，刘先生指出：出家后，弘一法师的字的“干净”缘于“精神世界的安定”：“李叔同出家以后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是充满了宗教所赋予的超脱和宁静，不激不厉，心平气和。在俗时那种点画精到，刻意求工的效果不见了，用笔的挺劲，转折的圭角也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圆润含蓄的线条，疏朗瘦长的结体，稚拙中甚至有些羸弱，看上去却又是那样蕴籍和谐与潇洒自如，给人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觉。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朽人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弘一大师曾为弟子丰子恺所绘《护生画集》题诗文，倡导“护生就是护心”。既然护生即“护心”，那么写字亦即“写心”。 刘恒的评论自然抓住了要义。《李叔同的书法艺术》一文原题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八个字是足以概括李叔同的书法历程的。
　　但，如果再往下想想，我们是否可以问一句：何曾平淡何曾归？
　　诚如刘恒先生所言：“在他出家以后的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凡是书写宗教内容的作品时，一律是那么平静、沉稳、恬淡，将感情的变化深深地埋在心底，表面上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佛家弟子面貌，有时严肃得近乎拘束。再看他写给朋友、学生的信札，则是另一种景象，笔墨飞舞，轻松自如，从点画形态到字形结构，都常常生出许多意外的变化来，平日深藏不露的艺术家气质，此时不自觉地显现出来的浓厚情感流于笔端。”——弘一法师是始终操纵着两副或更多笔墨的。
　　试看其庚午（1930）年写的“佛光 证无上法 究竟清凉 华严经句”、“当劝精进 但念无常”等等，均笔力遒劲，结体粗壮，有几分金农的“苍古奇逸，魄力沉雄”；与癸丑（1913）之际写的“白杨 诞生号”，乙卯（1915）题赠夏丏尊的“兹流年三十 靡答恩万千”，丙辰（1916）的题赠“金石大寿 欢乐康年”和自题“化灵”均基本相仿，甚至毫无二致。同时，壬子（1912）大雪之际所书诗文四条屏，已经将后期的“内敛”与“蕴籍”的风味表现具足。虽然其间不少方笔。
　　根据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是否可以说，弘一法师的书法同样具有丹青巨擘的“笔法面具”。他在俗时分其实已经具备了平淡、恬静的根底和资质，只是“呼之”方才“欲出”。而出家后人与字同时“不食人间烟火”，可谓水到渠成。彼时“呼之”方才“欲出”的变成了“笔墨飞舞、轻松自如”的信札。
　　读郑逸梅先生《艺林散叶》至“李叔同同时备布履四双，人或疑之，则曰：一礼佛著，一闲时著，一外出著，一如厕著。”颇多慨叹，以为让布履四双各司其职的认真和尊重，为世人可以做到，却非凡人所能想到。现在，读大师书法，始觉字里“妙气清微别有香”的“妙气”亦是早已有之，当出处则出，当归处则归，“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矣。
　　因“平等”、“和平”、“端正”、“包容”而均匀粗细、收敛锋芒，于是有了抄写经书的“四平八稳”。如果按照时下强调“视觉冲击力”的着重变化的理论，弘一法师抄经的文字简直与“印刷体”无差，参加全国大赛会入另册的。但是，谁有兴趣去临摹一下试试？没有临摹《石鼓文》、《嶧山刻石》、《天发神谶碑》、《宣王猎碣》、《张猛龙碑》等等的功底，你非但很难明白如何‘简化”、“佛化”，恐怕连那笔力饱满的横平竖直也不易画出。在弘一法师壬申（1932）六月书《佛说阿弥陀经》一文里，我们发现，“日”、“白”、“目”、 “貝”等字方框里的短横笔都非常细，颇有几处“邊”和“道”的方框里空空如也——这当然不是贾平凹先生说“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而是简化到了“似无若有”的地步。而且，就一页纸看，字迹整齐划一，变化不大；但具体到每一个字，却全然都是“活的”，毫无匠气。如“以”字结体往往只有其他字的一半，而不少字虽然也常常使用行草书的减笔，但法度尽在其中，可谓从不思呼应而呼应在其中，从不思浓淡而浓淡在其中，从不思布局而布局在其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
　　关于弘一法师出家后的字迹的“平中有奇”，我想，颇有几分类似佛学院集体做佛事时唱出的梵呗。不分声部，没有花腔或Hc，貌似平平淡淡，但那“和声”与“气场”是语言所无法概括的。
　　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像弘一法师这样严格意义上的苦行僧，颇类似于中世纪皮带鞭背、马革裹尸的基督徒，做的正是生命力最强烈、意志力最彻底的事情，尤其是一举一动都有严格规定的律宗，更需要极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投入。因此，对于弘一法师，出家非但不是“四大皆空”，弃绝人生欲望，反倒恰恰是另一种义无反顾全力以赴，直到一举一动皆有佛境。
　　1941年，即弘一大师圆寂的前一年的阴历十月，他的法侣传贯从泉州带来一束西洋种的红色菊花，其花如伞，花蕊呈剑型，色红如血，弘一大师遂作一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要流血！

　　在抗日战争紧急艰难的关头，僧林屡遭陵夷，垂危之际的大师已然金刚触目了——这种“殉教要流血”的姿态不正是挥斥方遒的魏碑的严正和狂草的奔放吗？
　　记得是陈星的李叔同传《芳草碧连天》里说到，抗战期间，日本人令弘一去日本讲经，弘一坚辞不往。日本人气极：“你的师傅印光法师都去过，你有什么资格不去！”弘一面对刀剑曰：“印光师东渡时日本海的水是蓝色的，现在日本海的水是红的！”里面有中国人的鲜血！
　　是故弘一师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之论，实在是其“何曾平淡何曾归”的最佳注脚。
　　弘一大师先后赠送给刘质平屏条10幅，中堂10轴，对联30幅，横批3条，册页198张，以谢弟子侍奉书法之劳。并曰：“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亦可将此款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而刘一心义展，印刷，从不思出售。抗战期间，刘四处逃难，除了恩师书画，其它一无所携。一次途中忽遇大雨，四下无以遮盖，刘将衣服盖在书箱上，自己又趴在上面，以身体作雨披护之，字幅保住而淋成了痢疾，几乎丧命。
　　老师是学生摊开的“书”，而学生何尝不是老师抒写的“字”呢。
　　1942年阴历三月——距离弘一法师圆寂仅半年，郭沫若驰书请求李叔同的书法，大师为之写《寒山诗》：

　　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郭沫若复书致谢，称弘一为“澄览大师”。
　　是年九月初一，弘一法师书“悲欣交集”四字，与侍者妙莲法师，为最后绝笔。三天后——阳历10月13日午后8时，先生做涅槃卧，永不复握笔。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的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临行赠汝无多子，一句弥陀做大舟”——面对大师的字，缅怀大师的人，何曾平淡何曾归呢？
　　是以纪念弘一法师圆寂6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