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响
一

　　造像是我国佛教文物中主要部分，在我国敦煌、麦积山、炳灵寺、云岗、巩县、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济南、益都、广元、大足、杭州、摄山、云南、新疆各地所谓千佛洞或千佛崖中，现存无数珍贵的石刻造像，也还有一部分庄严的塑像和画像；然而此外历史上所记载的包括金铜像、木雕像、泥石像等各种有名的造像记录，比较现今所传存的尤远占多数。其最盛时期如南北朝的南方齐、梁，北方的北魏、北齐各代朝野都曾造过无数佛像，陈武帝、宣帝还先后敕造金铜像一百万尊或修治古像百余万尊，隋文帝也造金、银、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十万余尊并修复旧像百五十万尊；古来高僧如隋智者大师一生造像八十万尊，唐玄奘法师平生造塑佛像也十俱胝（即一百万尊），此外各朝高僧、名贤、帝王造像的纪录，多至不可胜述；虽因迭经历史上有名的三武毁佛和各种天然人为的毁坏，致现今各处仅崖窟石像由于容易保存而多数存在，其他无数金铜、木雕、泥塑、画、绣等像多已湮没不传；然而即此已可见我国古来造像的盛行和历代佛教文物的丰富，值得我们加以尊重和爱护。
　　造像事业之所以能在我国这样盛行发展的原因，是和佛教大乘经典在我国广泛传弘分不开的。如妙法莲华经卷一说:“各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从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鍮石赤白铜，白镴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及笔，或以指爪甲，而画作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又般舟三昧经卷上说:“作佛形像或作画，能疾得般舟三昧。”大明度无极经也说:“佛灭度后，念佛作像，使十方供养得福。”又作佛形像经、造立形像福报经、大乘造像功德经等均列举造像的种种福报。其他如华严、般若、宝积、方等诸经赞扬造像功德处也颇多。由于以上这些经典古来在中国均广泛流行，因而我国过去各朝代缁素善信乃至统治阶层，为了对佛陀崇敬供养，或为祈福、修植功德，因而广造诸像。
　　但佛教造像事业仍然是随印度经教的传入而兴起的，其发源地仍在印度，以下即先谈印度造像的故事。

二

　　依据佛典所传:印度造像起源于佛陀时代。当时憍赏弥城优填王和舍卫城波斯匿王，因佛陀上天为母说法，思念不已，而分别召国内巧匠制造栴檀木和紫磨金的佛陀形像。如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说:
　　“是时（优填）王即敕国界之内诸奇巧师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如来）形像!巧匠对曰:如是!大王!是时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
　　是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是时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而告之曰:我今欲造如来形像，汝等时当办之!时波斯匿王而生此念:当用何宝作如来形像?斯须复作是念:如来形体黄如天金，今当以金作如来形像。是时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
　　尔时阎浮提内始有此二如来像。”
　　此外，当时还有了画的佛像，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五所说:摩揭陀国影胜王（即频婆娑罗王）曾画佛像一铺，酬赠邻国胜音城仙道王令申供养。据经律所传，佛陀当时的佛像制造，已具备了木雕、铸金、绘画等多种类型。
　　近代西方考古学研究者认为佛陀时代的造像在现今无一存在，即公元前二百年或一百年间凿造的巴尔赫特和山奇等古雕刻中，以佛传、本生谭为题材的遗品颇多，但皆未见有佛陀的形像；其中崇拜的对象有塔、有菩提树、有法轮、有足迹、还有好像佛陀说法图，前后左右的人似乎环坐谛听，但中间仅雕有佛座，而未见有佛陀形体，似乎当时对于作佛形相加以避忌，因而以塔、轮、菩提树等为崇拜对象而以代替佛陀形像；佛教徒之所以避忌造像的原因，或许以为佛陀应有超人的相好庄严，不应以寻常人的形态加以看待?其另一原因又如阿育王传卷二所说:弗那槃达尼乾陀弟子画作佛像，令礼拜外道尼乾陀像，阿育王闻而大怒，捕捉所有尼乾陀子加以屠杀。佛像在当时被禁止制造或许也与此事有关。由此可见阿育王时或其以前决不是没有造像的工巧和造像的事实存在，而是由于种种客观的因缘使造佛像事受到阻遏或毁坏也未可知。
　　近世由于古犍陀罗地区发现了许多雕刻的释迦佛像，其面貌、衣褶、头发都带有希腊风貌，而可证明为公元以前亚历山大王远征印度时移入而留居的希腊工艺人所雕刻的式样；大概当时希腊移民中制造希腊神像的艺术家，因佛教在西北印度盛行遂改而从事印度佛像的雕造。据现今考古发现的碑铭纪载，更证明月氏族迦腻色迦王朝还曾任用过希腊人为技师以兴造佛像。因而形成为希腊、印度合糅的犍陀罗式造象美术。
　　从此，中印度和南印度佛教造像也渐次流行，如第二世纪间建造的南印度阿摩罗婆提塔的栏楯雕刻中，已明白显现有佛陀的形像；又在马图拉地方出土的佛陀古像（现存马图拉博物馆中），据说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其像躯体雄伟，眉长鼻梁高，口唇上反，耳大不穿环孔，高螺旋状肉髻；因马图拉接近犍陀罗，当时还曾隶于迦腻色迦王的版图；但其像也有些形态、手法和传统的犍陀罗作法有异，而可看出已渐次发挥了印度民族固有的造像艺术特色。
　　嗣后阿旃陀、挨罗、那西克、巴格等诸窟相继开凿，遂呈现所谓印度崛多朝雕像和画像等空前的盛观。此等诸窟中现存佛像甚多，其中阿旃陀第一、第十、第十九等窟所画的释迦佛像，面相、躯体、衣著都表现其写实的笔法，为崛多王朝初期的代表作。又同第十六窟内正面佛龛中所雕刻的佛像，其面貌端严，披极薄法衣，作风雄伟，毫不纤巧，实为印度雕刻中的名作。马图拉出土而加尔各答博物馆所藏的高七尺余的石刻立像，相好端严，躯体雄丽，头发眉目鼻口等手法，都好像我国初唐时代造像的风范；其纤丽的曲线衣文，彻薄衣的写实雕法；圆光中央刻莲华，周围浮雕有各种装饰，均发挥其富丽绚烂的作风，且为唐式光背的先驱。此外印度各时代石刻的佛像和一部分壁画像，在现今各地还颇有所出现；其他金铜像，木雕像，泥塑像、画像等名贵遗品，也和我国的情形同样，受到历代天灾和人为的破坏而传存甚少。

三

　　印度犍陀罗造像艺术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新疆地区为时大概很早，据大智度论卷十一说:
　　“譬如大月氏弗迦罗城中有一画师，名千那，到东方多刹陀罗国客画十二年，得三十两金持还本国于弗迦罗城中。”
　　此中所说东方多刹陀罗国是否即为当时新疆三十六国中的某一国虽不可知，但现今新疆库车迤西赫色尔、罗布淖尔东南等处石窟中，现尚存有许多残损的雕塑像和许多古代佛像壁画，其描造手法也多属希腊系健陀罗作法。而赫色尔千佛洞的壁画中还有画师的形像数幅，都右手执笔左手持色彩具，腰佩短剑，其容貌和服装也一望而知为西方人的体态，其制作的年代当属甚古。
　　至于汉地佛像的传入，相传始于第一世纪间，迦叶摩腾等斋优填王画的释迦倚像来中国，到洛阳后，汉明帝又令画工照样描绘，安置于清凉台和显节陵上（高僧传一），于是中国本部始有造像。汉献帝时，笮融又大起佛寺，用黄金涂造佛像（后汉书六三）。嗣随着西域高僧络绎来华，佛像的传入和制造也渐多；如二四七年康僧会来到建业，也建立茅茨设像行道（高僧传一）。据高僧传法护传说:“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可见当时中国兴造佛像已相当普遍，且已为一般群众所崇奉。
　　我国当东晋时已出现了精采多般的造像纪录，如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所载:秦苻坚遣使以高七尺的金箔倚像和金座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致送于道安。又苻秦沙门乐僔在敦煌鸣沙山穿凿岩窟造石佛像，这就是敦煌莫高窟造像的开始。此外有名的造像还有道安在襄阳兴造的丈六释迦铜像，沙门竺道一造的金鍱千像，支慧护在吴郡铸的丈六像、慧远在庐山刻制的佛影，绝代艺术家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阴雕造的弥陀并夹侍二菩萨木像，又在招隐寺造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造的行像以及各种画像等。这时中国的造像艺术已发展到了非常高度。国外传入的如法显已由天竺携回佛像数尊，又锡兰王也送来白玉琢成高四尺余的精巧佛像，被供养在瓦官寺中，称为瓦官三绝宝中的名品。
　　另在北凉方面，沮渠蒙逊更在敦煌鸣沙山东三危山开凿窟殿，增造石像和塑像，以后并陆续增凿窟像。
　　佛教信仰到南北朝更形发展；佛像的制造这时也极盛；宋文帝元嘉中，曾屡造有丈六、丈八铜像，小金像也时有造出，塑像、檀像更为普遍，释迦、弥陀像外，还有卢舍那佛、观音、文殊、普贤等像造出。随后，齐高帝和竟陵王萧子良等，并造像甚多；明帝时也造金像千躯。嗣梁武帝在光宅、爱敬、同泰等寺也造有丈八弥陀像、檀像、铜像、十方佛银像等，又遣使到中印度迎入祇园精舍的檀像归国。其次简文帝也造千佛像，各地高僧并著名人士所造像也极多，其时并造有各种玉石像，夹苎漆像、象牙像等。现今刻有大同年号的一二寸长的小金铜像偶有出现，即为当时的制品。随后陈武帝曾造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一百万躯；宣帝也造金像二万躯，修治古像百三十万躯，并造丈六卢舍那像。以上这些无数的南朝造像，由于后世历经摧毁，其遗品今已绝少留存。
　　在北方则北魏太武帝灭了北凉，将该地民众三万余家迁到魏都平城（大同），其中有在敦煌凿石造像的工匠不少。嗣文成帝曾造丈六释迦佛像五尊为以前诸帝祈福，又昙曜也奉旨于平城西北云岗开凿五大石窟（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兴造佛像，嗣后又相续雕造了十九个石窟，其中多奉安了释迦佛像，内中第二十窟佛陀坐像，膝高三十三尺，偏袒右肩，躯干雄伟，面轮丰圆而眉眼细长，鼻梁高，唇上反，口角深沉，耳大至肩，肉髻隆起，没有螺发，显出穿着薄衣的形相，部分吸收了健陀罗的作风；但全面说来，则表现了北魏式雄伟而严肃的特质；其规模宏大而配合整善，雕造的手法也极雄劲。又第五窟的主佛也是高达五十余尺的坐像，为云岗石佛中最大的佛像；其雄健而庄严合度的姿态，显示为北魏艺术最高潮时的伟大杰作。此外各窟中还有各种佛像、佛传和本生浮雕，卢舍那、普贤等佛菩萨像，以及各种小铜佛像，也还有若干印度外道神像，形成中国最丰富而巨大的石窟造像。
　　北魏又于四九五年迁都洛阳，在其南方龙门山也凿龛造像。最初由沙门慧成督工开凿了古阳洞，现存洞中最古的造像有五一一年曹建造，五二一年惠荣造、五二三年法邻造等佛像。其雕造技法虽不如云岗各像的雄伟，但比较细致和洗炼。其中释迦、多宝二佛并普贤来仪等像，系依据法华经而制造，为印度所未有。又诸像的背光多为尖圆宝珠形，也非印度原有的形相。这当是中国特创的式样，纯以经说或传闻为本据。但也间或有模仿犍陀罗式而造的佛像。其次宾阳洞的造像，为元魏由五○○年起，在二十四年间用工八十万二千余，所凿造有北、中、南三窟。中洞正面凿有佛陀并菩萨、声闻夹侍的五像，左右也凿有佛陀和大小菩萨夹侍各五尊，壁上并有精美的佛传图和帝后供养图的浮雕（已被帝国主义者盗走）。南北两洞也各于正面凿佛、菩萨、声闻五像，又南洞壁上还有后来隋、唐人雕造的龛像。这三窟的雕造比古阳洞更为精巧，作风也有种种变化。此外紧接着还凿造有莲花洞和其他二三窟洞等。又当时所凿造的还有巩县石窟，其最古的像也类似云岗，或许比龙门造像为早；又壁上的礼佛图浮雕也甚精美。此外魏时还在各地凿造了许多窟龛石佛，在此不及备述。
　　窟龛造像以外，元魏文帝时还每月敕造佛像一尊。其余高僧名士造像的事迹也多。所遗小金铜像至今往往还有出土遗品。但石像不易毁坏而大多存在。石像中现存白玉石弥勒像，释迦三尊像，二佛并坐像甚多。此种美石造像，在元魏和东西魏时最为盛行。
　　嗣后隋代佛教造像也可和南北朝时代相并美。文帝曾敕造金、银、檀香、夹苎、牙、石等像十万六千五百余尊，并修治旧像一百五十万尊。炀帝也雕铸新像三千八百余尊，其中并包括有一三○尺高的弥陀坐像等。其时礼部尚书张颖曾舍宅为寺，造金铜像十万躯。天台智者大师一生造像八十万躯，此外制造丈六、丈八等大铜像的记载也颇多，可见当时造像的盛况。至于石雕像，则在济南千佛山，益都云门山、驼山、长清五峰山、磁县南响堂山、安阳万佛沟和龙门等处，也遗存有隋代雕造的龛窟像颇多。其雕造的作风并已脱离元魏的风范，而变为纯中国式样；面貌柔和圆满，衣褶也趋于写实，流丽而柔巧的雕刻，为唐式造像的初型。同时佛画的名家，有于阗人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绘画佛像和佛教故事，用凹凸画法，能显出晕染阴影，类似印度阿旃陀的画风。
　　唐初佛教造像技巧的发达更超过了前代，由于隋文帝以经像普及全国的余波，其时工艺家常雕铸佛像出售，唐大宗曾加以禁止。六四五年玄奘三藏从印度归国，曾斋回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刻檀佛像，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幕如来刻檀佛像，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银佛像，拟摩揭陀国惊峰山说法华等经金佛像，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留影刻檀佛像，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像。此外义净、不空等中印高僧也多有佛像携来，还有巧匠宋法智随王玄策到印度摹绘了各种佛像回国，这都对于唐代造像曾发生了重要影响作用。宋法智原是有名的塑工兼画工。此外有名的造像艺人如巧工吴智敏、塑土安生、巧匠张净眼、像匠韩伯通、张寿、宋朝、赵云质等。随后还有尚方丞、窦宏果、刘爽、毛婆罗、宛东监、孙仁贵等人对于雕塑制腊等像都各尽其妙。
　　至如崖窟造像，则在唐山宣雾山、磁县响堂山、邠县大佛寺、济南千佛山、益都云门山，以及巩县、洛阳龙门宾阳洞等处，从唐初到盛唐末，出现了无数磨崖龛石雕像。龙门锣鼓洞、智运洞、敬善寺、奉先寺等，均是这一时期所凿造。其中尤以奉先寺的佛像为龙门第一瑰伟的杰作。其对河的香山石窟，也为同时所造。现存石刻中如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上释迦佛说法图的阴刻:佛陀在中央莲花座上，有多菩萨围绕，此图像为唐代木造佛殿像的遗制，所以非常可贵。盛唐以后新造的崖窟像在四川也颇多:广元县北的千佛崖，为七一五年韦杭所开造；此后南江、巴县、大足北山等磨崖造像也陆续雕出。益都云门山、济南佛峪、长清灵岩寺等处，在盛唐到中唐时也造像不少，而以山西天龙山造像最为特出。唐代所造的佛像比隋代各像面貌更为圆满，恣态也较妥贴，衣褶的雕法也更流丽，其风格和印度也颇相仿佛。
　　八世纪前期塑像名工杨惠之和画像名家吴道子并称双绝，据说杨惠之的塑像能使见者在背后也能看出所塑的是何种塑像，吴道子有时也造塑像，他的门人张仙乔、王耐儿也是塑像妙手。同时塑造家又有元伽儿、李岫、依明堂、张智藏等；还有塑作和妆饰的名工金忠义、刘九郎、王温等辈出。又石雕工袁名、程进，铜铸蜡样史小净、张阿干等也都是这时特出技人，可见当时雕塑艺术是非常发展的。
　　九世纪后期佛教在唐武宗灭法之后稍稍恢复，各处寺庙佛像也续有雕造；但这时唐代文化已渐衰落，不再有以往那样光辉灿烂的艺术盛况了。但各地崖窟造像，在五代时仍然沿着唐朝的遗响而续有雕造，在四川广元、富顺、资中、简阳、大足、乐至，在北方南响堂山、宣雾山、洛阳、龙门等处新造的磨崖石像仍多。又吴越王钱弘俶在杭州飞来峰、烟霞洞等处也开造崖石佛像不少。
　　宋代造像虽稍见振兴，影塑筹画各像在各地也多有造出，但已不能和南北朝隋唐艺术高潮时代相比并。元初传入尼泊尔巧工阿尼哥的梵式造像，他的门人刘正奉并精造搏换像，又密宗各种造像也渐由藏地传入元京，而民间造像则仍沿袭宋代的遗作。此后明清两代造像也是停留于这种状态的。
　　由于印度优秀的佛教造像美术不断输入，和中国民族原有的丰富而多采的文化巧为调和，遂在大乘佛教发展的我国土地上，盛开了光辉灿烂的造像艺术的花朵。但由于过去封建王朝凭个人的喜恶，和近数十年来的反动政府对于祖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不加爱惜，致使无数名贵的造像遭到各种人为的破坏或帝国主义者的盗劫而损失浩大。我们佛教徒在今日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应当对于各地现存的佛像加以恭敬尊重保护，使佛宝常住世间，永为人类的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