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
2014/9/8   热度:189
明清民国时期
明初,朝廷对佛教采取限制政策。自明代宗、明宪宗实行收费发牒制度以后,僧道大量增加,以致逐渐形成“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明代”的局面。五台山佛教形势同全国基本一样。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成祖派太监杨畀修佛舍利塔(今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并将贝叶灵文经和梵文经藏赐予大文殊寺(今菩萨顶)。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明宪宗遣太监李珍,将高达一丈六尺的镀金文殊像一尊、画佛百轴、香金五百两、布帛千疋、念珠万串送文殊寺。明成租、明宪宗、明武宗,都曾诏令在五台山修建寺宇。这是五台山佛教再度振兴的前奏。五台山佛教的再度振兴出现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明神宗在派人重修塔院寺合利塔和狮子窝洪福万寿藏楼阁之后,于27年(公元1599年)春三月,令王忠送大藏经一部于狮子窝。同年五、六两月,王忠又受命分剧给龙泉寺和中台、北台送去金泥水陆圣像和佛经一藏。二十入年(公元一1600年),神宗又在五台山设龙会,赐予五台山僧人锡枚、衣钵一千二百付。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只因为子登基许过愿,亦舍钱于五台山修建寺庙。由于皇室的一再扶植和僧人的大力经营,五台山佛教在明世宗抑佛之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山佛刹一跃达到104所,出现了僧人来往如流,佛事起落如波的振兴局面。
明未清初,五台山佛教的振兴有因改朝换代而中止。前清诸帝,朝台频繁,在五台山设立了佛会,开办了僧学,更加推动了五台山佛教再度振兴的势头。清圣祖五度朝台,对菩萨顶大喇嘛丹巴扎萨克为禅师,给扎萨克制作了红顶盔、龙袍、朝靴,赐扎萨克以提督印的斩杀剑,制作了当朝一品的铜牌,让其享受皇子的俸禄,命山西全省予以进贡。西藏达赖喇嘛的堪布,被清圣祖请到五台山来诵经传戒,并拜为皇子师。由此开始,形成了达赖喇嘛从西藏的堪布中给五台山等地委任大喇嘛的制度。清帝对五台山的章嘉佛亦很优礼。乾隆(1736~1795)时,清高宗敕命于白水池兴建一寺,归十五世章嘉佛阿旺全达私有,赐额普乐院。从清圣祖到清仁宗的一百多年间,圣祖、高宗和仁宗合十一攻巡进五台山。为此,在从长城岭到台怀镇的益寿寺、台麓寺、海会庵、白云寺、杨林街等地修筑行宫五处。杨林街的行宫院亦称皇城,占地面积三十余亩,修建时间20多年。这一时期,五台山寺庙建筑和宫廷建筑齐举,佛事活动和农商活动并存,是五台山佛教史上第三个兴旺时期。
清未至民国初期和中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精神上充满了失望和空虚,加之,佛教教义更加神化,人们便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出家为僧和在家供佛的越来越多。据有关资料载,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境内计有寺院1lo座,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僧800余人),在家奉佛者一万余人,仅南山寺就有僧人57名,居士22名。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军已经侵占五台山,许多佰人不堪奴役,纷纷逃往北地,境内佛教出现急骤衰落。五台县解放后,1946年,外逃僧人陆续回山,在政府帮助下,组织各种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于是,境内佛教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喇嘛教之兴起,喇嘛僧之参政,寺院经济的膨胀,是明清两代五台山佛教的三个显著特点。喇嘛教自元代传入五台山至明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从清圣祖封菩萨顶大喇嘛为禅师,并将罗喉寺等十个寺青庙改为黄庙以后,喇嘛教才得到迅速发展。民国初年,五台山黄庙已达25处,占全山寺庙的五分之一。由于清朝皇帝的支持,菩萨顶大喇嘛、台麓寺二喇嘛和章嘉活佛统管政教,权力之大,胜过地方官员。清末,入国联军侵入五台,台麓寺二喇嘛依什捧磋,受命同京师守将马金叙一道,与入国联军头目之一的德国提师磨什拉举行谈判,
并签订了和约,喇嘛僧参政于此可见。寺院成为经济实体由来巳久,明清两代亦无改变。’明代庙院的土地,总的来说不如元代的多,但亦可观。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所立土地钱粮碑载:万历年,显通、塔院等十二寺拥有土地250顷4亩7分,每寺平均2000亩。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台山各寺免粳碑记”又载:石塔寺拥有土地4l顷14亩,灵鹫寺拥有土地113顷57亩,塔院寺拥有土地15顷79亩2分。直到民国中期,菩萨顶仍有田产100余处,塔院寺亦有铺产32处,台麓寺每年收租仍达1500余石。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统计,镇海寺在
五台、繁峙、阜平等地均有庄产,年收租高达八万余石。境内松林村,即为镇海寺米庄之一。寺院僧人,要管理田产,要经营商铺,还要出租房屋,放高利贷,就连法会也染上了商业色彩。这种寺院经济的膨胀,同唐武宗灭法前的寺院状况,有着历史性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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