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26日，在中国西部的敦煌，一个影响世界学术发展的重要宝库打开了。莫高窟第17窟（后来被称为藏经洞）被一个叫王圆录的道士发现了。当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英法等八国联军第二次攻入北京，四处烧杀抢掠，西太后仓皇逃至西安。第二年清政府被迫订立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敦煌文物之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外国的探险家纷至沓来，敦煌文物也就不断地流出国外，五万多件珍贵的敦煌文物，除了国内尚存一万件左右，大部分都保存在英、法、俄、德、日、美等十二个国家。

　　敦煌这样集中地出土数量众多文物珍品的，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是个奇迹。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大量的文物使人们对于中古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一带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敦煌文物不仅促成了以“敦煌学”为中心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特别是古代中亚民族语言学）、艺术学等等学科的极大发展，而且还刺激了现代的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的发展。

但是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由于政治的动荡不安，从事敦煌学研究十分艰苦，直到四十年代，中国学者才有组织地对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先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两年，在当时的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向达、王子云等学者到敦煌作了深入的考察，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标志着敦煌莫高窟结束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在四十到六十年代，中国的敦煌学在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经文化大革命，学术又陷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敦煌学才开始健康地发展起来。

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件事传得很广：一个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是在日本。”这件事后来有一些学者做了澄清，说明不是那个日本学者说的。但当时为何会流传得那么广呢？现在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那时世界学术发展的状况，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做得比我们好，确是事实。比如日本，早在四十年代已经出版了研究敦煌艺术的著作《敦煌画研究》（松本荣一著），此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研究敦煌石窟的必备参考。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日本出版了《敦煌讲座》系列著作，从宗教、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进行敦煌学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日本，在法国、英国等国在敦煌学的宗教、历史、语言、音乐等领域都有过许多重要著作。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在某些领域出过少数权威著作外，要从敦煌学的各个面综合来看，确实不如国外。也许正是这一种局面，使中国的学者对外国人说法十分敏感，“敦煌在中国，中国的敦煌学当然不能落后！”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一种普遍情绪。这一点，我想应该感谢那位外国学者。正是他的一句话刺激了广大的中国学者，他们发愤研究，奋起直追，掀开了中国敦煌学突飞猛进的新篇章。

1983年，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会议召开。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下设石窟保护、考古、美术、文献等四个研究所及相应机构。其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了敦煌学课程，后来，不少大学都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或敦煌学研究中心，九十年代，兰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专业博士点，开始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培养敦煌学高级研究人才。九十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敦煌学研讨会几乎每年都有。敦煌学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98年，我在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室，一位敦煌学教授看着敦煌研究院编的大型图录和研究著作《敦煌石窟全集》。感叹地对我说：“像这样深入地研究敦煌石窟的著作，我们日本的学者是做不到的呀。”类似的评论还听过不少，二十世纪末的敦煌学研究，中国学者已经走在前头，这已经被各国学者所认同。

　　回顾这二十多年国内的敦煌学研究，首先是逐步完整地刊布了敦煌写卷、敦煌石窟等资料，除了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石窟全集》（26卷，香港商务印书馆）、《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文物出版社）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法国、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和艺术品完整而系统地拍摄出版。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浙江、甘肃、天津等地也都较为全面的收集出版了本省（市）所藏的敦煌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当然，资料的整理刊布，仍然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比如斯坦因从敦煌掠走的美术品中，有一半存于英国博物馆，一半存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英国部分以前由日本讲谈社出版了大型图录，而印度收藏这部分至今未见公布和研究。笔者在访问印度时了解到，印度学者也非常希望能由中国来整理出版这些来自敦煌的艺术品，也许在今天中印文化交流的形势下，两国学者的愿望能尽快实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敦煌学的发展，一是出现了对某一领域研究的集成性著作，（如历史学方面对归义军史的研究，艺术方面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专题研究系列等）。一是有相当一部分专门研究的著作。如过去一直是中国学者薄弱环节的宗教研究，有对佛教律仪制度的研究，对密教文献的研究，还有对袄教艺术的研究也是极富有开拓性的。除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广泛外，我想最重要的是现在“敦煌”、“敦煌艺术”这一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使广大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敦煌”了。

1984年，为了纪念国庆四十五周年，一个颇具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在甘肃的省会兰州开幕了。当时笔者参与了部分筹展工作，除了开幕式那一天热闹过之后，在一个多月的展览中，观者寥寥，几乎是门可罗雀，普通的人对敦煌艺术非常不了解。

而与此相对的是日本在1982年以后举办过许多次“敦煌艺术展”，每次都是人山人海，参观者的踊跃程度，令人无法相信。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一般不会干赔本的事情，比如1996年在东京等地举办的敦煌艺术展，仅是在东京展出的两个月期间，参观人数就达45万多。如果按门票价格来计算，这就是一笔惊人的收入，何况在展览其间还有图录、名信片、小纪念品等相应的商品在销售。如此有潜力的文化产业，精明的日本人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日本举办过十数次不同规模的“敦煌艺术展览”，其展览的频率远远超过了中国。

在中国，随着这些年敦煌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教育和媒体的宣传，敦煌也越来越被普通人所了解。当2000年“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参观的盛况也是空前的。在炎热的夏天，看到潮水般的人流进入了展厅，不能不令人感慨：真正的瑰宝终竟是要放射出光芒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敦煌艺术之光。2005年，远在中国南部的深圳也举办了敦煌艺术展览，虽然其规模不能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相比，但却体现了主办者的时代意识。

而与此相应的是前往敦煌实地旅游的游客在不断增多。年间游客量由20万、30万迅速上升到40多万，预计今后数年间将突破50万。大量游客的涌入，对敦煌莫高窟来说是忧喜参半：越来越多的人来认识和了解敦煌、关心敦煌，当然是好事，但是经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专家的监测调查，由于洞窟狭小，游客的大量进入，而使洞窟小环境中的温度、湿度急剧改变，引起了部分壁画的脱落，这一情况越来越明显了。敦煌是人类文化遗产，通过敦煌使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精美的艺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这正是文化遗产应该发挥的作用。可是敦煌壁画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十分脆弱，一旦损坏，就不可能再生。如何来解决参观与保护的矛盾？这是当今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许多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难题。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在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通过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存敦煌艺术的信息，而且还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参观条件。那么，利用数字仿真的效果代替一部分实物，使游客既可以看到敦煌艺术，又不直接接触石窟本身，从而既可以起到保护石窟的目的，又使游客的参观更加内容丰富，所看到的效果又比以前更清楚。2003年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把这一设想作为正式提案向全国政协提出，这个提案立即被列为重大提案受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以数字敦煌为主题的敦煌游客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已经通过了专家论证，进入实施阶段，在不久的将来，敦煌石窟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敦煌游客服务中心的建立，实际上反映了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理念的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对于珍贵的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为了保护好就要尽量减少展览，不让人看。所以很多博物馆藏品中那些国宝级的珍品，别说是普通人，甚至是专门从事研究的人也很难得一见。新的理念则认为：既然是国宝，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就应该开放，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价值，使人们可以学习和利用这些古代艺术，为当今的文化艺术创作注入活力。当然，开放的前提就是要保护好文物。这实际上是对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的科技发展也为这一理念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我们可以设想，在未来世界学术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时代，通过与欧美等国的联合，我们还可以把分藏于各国的敦煌文物全部采用数字处理，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共享资源，那将是世界性的敦煌学发展的高级阶段。

从敦煌文物的发现、流失，敦煌学产生、发展一百多年的历程，我们经历了由政府腐败、学术屈辱的时代到国家振兴、学术发展终于深入人心的过程，其间多少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顾个人的利益，毅然献身敦煌事业，表现出中国文化人的骨气。正是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使中国的敦煌学在落后于国外的情况下发奋图强，赢得了今天全面发展的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一门学术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全社会的理解与认同，是无法得到正常发展的。敦煌艺术这样的国之瑰宝，只有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并理解，才能产生它应有的社会效益，怎样把敦煌艺术更广泛地推向社会，使敦煌学深入人心，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文／赵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