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造像性质考

2014/9/8    热度：206   

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造像性质考
　　【作 者】李森
　　【作者简介】李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通过对山东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安徽亳县咸平寺三处佛像埋葬情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性质应是一种在北宋时期山东地区比较流行的安葬佛像行为。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青州/龙兴寺/佛像/性质/安葬
　　【正 文】
　　1996年10月，山东青州市博物馆在馆南古龙兴寺遗址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坑。窖藏坑内共出土佛教造像400余尊，这批造像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龙兴寺窖藏坑形制为一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深3.45米的长方形坑。在这个面积近60平方米的土坑内，为什么会集中埋藏着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像呢？这种坑埋佛像现象究竟是何性质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研究者曾经指出：“这种集中埋葬造像的方式，是否是佛教里的一种仪规，有待进一步探讨。”[1]有研究者称：“有人认为，龙兴寺在金兵入侵时，因青州城池不保，而把这批佛造像埋藏起来。”[2]若按这一观点推理，窖藏造像的性质便是为了使龙兴寺佛像免遭战争破坏而采取的一种纯粹保护措施。然而，此说与这批造像的一个基本事实明显相抵牾，那就是窖藏坑内许多佛像在入埋前即已遭受过严重毁坏。有的造像碎成几块，有的碎成十几块，有的甚至碎成几十块、上百块。如此状况，显然已无再以窖藏形式加以保护之必要。因而，所谓保护说是难以成立的。笔者通过对山东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安徽亳县咸平寺三处佛像埋葬情况的考察分析，初步断定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的性质应是一种在北宋时期山东地区比较流行的安葬佛像行为。其证如下：
　　（一）北宋时期，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确实存在着将众多佛像进行集中安葬的典型事例
　　1.临朐明道寺安葬佛像事例。1984年秋，临朐县大关镇上寺院村明道寺遗址舍利塔地宫中出土残碎石佛像身躯、佛头及背屏式造像残件1400余块。截至2002年秋，临朐县博物馆已清理、粘接复原“佛头114个，整理拼接出完整造像41尊”[3]。这批造像中最早的纪年是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最晚为隋大业三年（607年）。这是除已见诸报道的龙兴寺造像之外古青州地区的又一批比较重要的早期佛教造像。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造像发现于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内。中国古代佛塔是用来埋葬佛舍利的，佛塔地宫的出现是受世俗墓葬影响的结果。这样一来，临朐石造像被放置于地宫中，便在客观上具有了安葬佛像的性质。关于此次佛像的入藏情况，据原镶嵌在舍利塔壁间的《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载：北宋时霸州人僧觉融、莫州人僧守宗，“偶游斯地（明道寺），睹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锞，舍衣建塔……。垒成金藏，鎔宝作棺”[4]。这里明确说到了“垒成金藏，鎔宝作棺”，可知舍利塔下不仅建有存放佛像的地宫，而且地宫内还有放置舍利的金属棺椁。临朐明道寺为入藏佛像和舍利修筑地宫、铸造棺椁、建造舍利塔的一系列举措，无疑具有明显的宗教安葬性质。
　　2.济南开元寺安葬佛像事例。2003年，济南老城区进行改造时在地下发现了唐宋开元寺地宫遗址和两处佛像窖藏。地宫内置有一方石碑——《开元寺修杂宝经藏地宫记》，碑文记载了北宋时期开元寺修建地宫的情况。两处窖藏共出土佛像80余尊，年代以唐代为主，早期造像多属北齐，有极少数东魏时期的作品，另有几件造像属于北宋时期。在这两处窖藏中，位于地宫南侧约0.5米处的窖藏内的佛像多达60余件。该窖藏坑“中部有一块三合土夯筑成的方形台子，边长2.4米，表面光洁，制作非常规整。所有的造像都分布在台子四周，可以看出当初摆放时多‘面向’中央方台。可能是举行过某种祭祀仪式”[5]。显而易见，这种紧靠地宫埋藏佛像并举行祭祀仪式的行为，正反映了当时掩埋者安葬佛像的意图。
　　3.山东周边的安徽亳县咸平寺安葬佛像事例。1965年，安徽亳县咸平寺遗址出土带有北齐天保、河清、天统、武平等年号的石刻造像碑共11件，北宋石棺1具和《释迦如来砖塔记》碑刻1件。“这批石刻出土于北宋一座八角形砖塔（直径10米）基下，塔基中间有砖砌长方形地宫。”地宫石棺内发现“存有数十枚宋代铜钱和一些五色石子（舍利子）”。亳县咸平寺这种舍利塔、地宫、石棺、舍利子和铜钱一应俱全的入藏佛像情况雄辩地表明，这是一种安葬佛像行为。而且，《释迦如来砖塔记》碑刻还明确说到当时是将这批佛像“瘗诸基下”[6]。“瘗”为“埋葬”之意。也就是说，把这批佛像安葬在舍利塔基下。
　　（二）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与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安葬佛像事例相比较，具有若干相同点
　　1.从时间上看，都发生在北宋时期。青州龙兴寺窖藏造像“埋于北宋末年，或金朝早期”[7]；临朐明道寺造像的入藏时间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8]；济南开元寺造像的埋藏时间“约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或稍后”[9]；安徽亳县咸平寺造像的入藏时间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10]。可以看出，在这四次埋藏佛像的事例中，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的佛像埋葬时间均发生在北宋初、中期，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的时间最晚，为宋末或金初。这种情况便使龙兴寺窖藏佛像有受其他三次入埋佛像事件影响的可能，特别是可能受到临朐明道寺入藏佛像事件的影响。北宋时期，临朐为青州属县。据《元丰九域志》载：“临朐，（青）州东南四十里。”[11]明道寺遗址距离龙兴寺遗址也仅有60余公里。颇值一提的是，在明道寺佛像入藏舍利塔地宫时，临朐附近许多寺院都派人前来参加这一重大法事活动。由《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可知，当时“青州龙兴寺志公院主僧义永” [12]亦亲临明道寺观摩佛像入藏情况。这足以说明龙兴寺与明道寺关系之密切，明道寺这一安葬佛像的宗教行为，很可能会对后来的龙兴寺窖藏佛像产生直接影响。
　　2.龙兴寺窖藏佛像与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安葬佛像事例均具有十分明显的礼遇式埋藏特征。关于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佛像的礼遇式埋藏特征，从上述可知，极为明显，已毋庸赘言。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青州龙兴寺造像被礼遇式埋藏的具体情况。从考古工作者对窖藏坑的现场清理来看，龙兴寺造像被礼遇式埋藏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窖藏坑坑壁垂直，拐角明显，底部整修平整。坑中部预留有一条由南向北长6.3米、宽0.9米的斜坡，目的是为了方便向坑内搬运造像；(2)窖藏坑内的造像虽然大多数已遭到严重毁坏，但是造像却并非被胡乱丢弃堆放于坑中，而是有规律的大致按上、中、下三层排列摆放。坐像都立式摆放；比较完整的身躯置于窖藏中部；各种头像则沿坑壁边缘排放；残破的造像上部用较大的背屏式造像残块覆盖；陶、铁、泥、木质造像被放置于坑底；(3)“在窖藏中，零星出土一批铜币。”[13]应是掩埋者有意识撒放的祭奠冥币，这与亳县咸平寺地宫石棺中的铜钱用意大致相同；(4)窖藏坑最上层的造像上发现留有席纹，说明造像掩埋前曾用苇席覆盖。这些迹象都表明，龙兴寺窖藏佛像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礼遇式精心掩埋佛像行为。
　　3.龙兴寺窖藏与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入埋佛像一样具有安葬性质。龙兴寺窖藏坑中虽然没有发现舍利子、棺椁等具有明确安葬性质的佛教文物，但是却有与此同样能够说明安葬问题的遗物出土，即在窖藏坑内发现的一个放置于陶盆中的泥塑腔内存有僧人骨灰，并且在陶盆周围还有一只小碗和几件泥塑。据窖藏坑发掘主持人夏名采先生介绍说：这“或许是龙兴寺某位住持僧人火化的骨灰来不及按照佛教仪规入葬，而移至窖藏内”。至于小碗及泥塑的用意，夏先生认为：“或为供养或为守护，是龙兴寺余生僧人的布置。”[14]暂且不管这位僧人的身份是否是龙兴寺住持僧，事实是其骨灰被按照一定的仪式埋葬在了窖藏坑中。龙兴寺造像与被安葬的僧人骨灰同处一坑中，这正好间接表明了窖藏佛像在掩埋者心目中就是安葬佛像。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与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亳县咸平寺三处入藏佛像事件虽然同属宗教安葬性质，但是龙兴寺窖藏佛像与其他三处的表现形式并不一致，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是龙兴寺造像直接掩埋在窖藏坑内，不仅没有建造地宫，而且坑上也不可能存在过舍利塔。据龙兴寺窖藏坑发掘主持人夏名采先生称：“清理（窖藏坑）填土时，发现当年回填的五花土并没有夯实。”[15]既然填土未经夯实，这便表明窖藏坑之上是不可能建有舍利塔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地基是根本不可能承受舍利塔的重量。二是龙兴寺窖藏佛像没有像临朐明道寺入藏佛像那样举行盛大法会，而且也未刻立纪念性石碑。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入藏佛像时，莅临的青州州县官员、僧俗信众共达30人之多，举行了“两手合掌已睇瞻，五体投地而泣礼”[16]的祭拜仪式，场面隆重，一时影响较大。对于这次法会，为示纪念，刻立了由镇海军（治青州）节度行军司马郑归昌撰文的《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石碑。相比之下，关于龙兴寺窖藏佛像事件的记载，不仅窖藏坑内没有出土任何可资说明问题的金石资料，而且迄今为止在青州方志及僧俗历史文献中也查不到片言只字。这说明龙兴寺当时没有举行盛大法会，也未刻立纪念性石碑。这次安葬佛像行动，是在不事张扬的情况下进行的。
　　笔者认为，导致龙兴寺窖藏佛像呈现特殊性的原因，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宋末金初青州城正处于宋金双方拉锯战之中，州城在建炎元年（1127年）至三年（1129年）的短短三年间，竟六陷于金兵之手。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局势下，龙兴寺安葬佛像行动必然带有一定的仓促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形势下的非常之举。这应是当时没有建造舍利塔、修筑地宫和刻立纪念性石碑的主要缘故。
　　另一方面，隐含着安葬性质的坑埋佛像行为，在古代山东地区实际上由来已久。以往的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北朝末期这一现象便已出现。如：(1)1976年，博兴县张官大队村民在推土垫房基时发现一批北朝残破佛像，计有石造像25件和佛、菩萨头像18件。这批造像出土时其是被整齐地排放在土坑内，这显然是一处窖藏佛像坑。造像中带明确纪年者分别为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武定八年（550 年）、北齐天保元年（550年）、乾明元年（560年）、太宁二年（562年）、天统二年（566年）、天统四年（568年）和两件武平元年（570 年）。有研究者认为，这些造像可能是在北周攻灭北齐时被毁并埋入地下的[17]。(2)20世纪70年代，无棣县水湾公社于何庵大队群众在村东南坑塘边取土时，在距地表深约60厘米处发现7件北齐石造像，其中4件有确切纪年，年代分别为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天保八年（557年）、天保九年（558 年）和天统三年（567年）。报告者认为：“这批佛像出土时叠放整齐，显然是有意埋藏的。埋藏的原因，可能与北周武帝灭佛有关。”[18](3)1988 年～1990年，诸城市城南郊北朝寺院遗址共出土残石造像300多件，其中较为完整的佛和菩萨躯体、头像100余件。其中4件有纪年铭文，分别为东魏武定三年（545年）、武定四年（546年）、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和天保六年（555年）。诸城造像被“有规律的坑埋处理，有头和躯体的分别掩埋，有区别个体大小不同的掩埋”[19]。报告者认为，这些佛像是北周兼并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时毁掉的[20]。
　　以上山东这三处窖藏佛像的时间均发生在北朝末期，而且都与北周武帝建德法难砸毁佛像事件有关。可以推测，残碎的佛像犹如逝去的神灵，僧人们以窖藏坑的形式将其埋葬，显然是受到传统的世俗观念——“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北宋时期山东地区以舍利塔地宫形式集中安葬佛像的举措，应是在北朝窖藏佛像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龙兴寺采取以窖藏坑的形式安葬佛像，无疑也有一定的因袭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窖藏佛像行为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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