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

2014/9/8    热度：385   

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
　　【内容提要】莫高窟是敦煌著名的“三禅窟”之一，长期为当地僧众修禅打坐的理想场所。早期的禅窟多位于莫高窟南区的中部，隋唐时期，由于功德窟的大规模修建，莫高窟的开窟活动进入高潮，影响了禅僧的修习，于是，人们便把禅窟转移到相对比较安寂的莫高窟北区。自隋唐至宋元，莫高窟禅窟的兴建都集中于北区，使那里成为专供禅僧们生活和修行打坐的地方。在北区现存的二百四十八个洞窟中，有八十九个可确定为禅窟，还有一些尚待确定，除此之外的其他石窟，也都可视作禅僧在北区坐禅修行的配套设施。
　　【关键词】敦煌 莫高窟 佛教 禅宗 考古
　　敦煌文献在记载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团体时，多次提到敦煌的“十六寺”和“三禅窟”。如S. 1947V文书即称：“敦煌管内十六寺及三所禅窟。”该文书写于唐咸通四年（863），系归义军节度使与教团方面共同就敦煌佛教教团财产进行调查登记而作成的。
　　所谓十六寺者，是敦煌境内的五所尼寺（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寺、圣光寺）和十一所僧寺（龙兴寺、永安寺、大云寺、灵图寺、开元寺、乾元寺、报恩寺、金光明寺、莲台寺、净土寺和三界寺）的统称，[1]均为地面建筑，多集中在沙州城及其周围。与之对应的“三禅窟”，指的则是晚唐至北宋时期河西释门都僧统管辖下的瓜沙二州境内的三所佛教石窟，亦即沙州敦煌县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西窟）和瓜州常乐县（今甘肃安西县南）境内的榆林窟（东窟）。当时，河西都僧统司下设三窟教授之职，管辖三窟修禅事宜。此外，与禅窟、禅僧有关的称呼还有“三窟教主”、“三窟院主”、“检校三窟”、“知三窟”、“住窟禅师”、“窟禅”、“住窟禅僧”等。[2]
　　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作为敦煌僧人禅修胜地，学界论及者已多，[3]兹不复赘。这里仅就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问题略作述论。
　　禅修，一般来说需要比较寂静的地点。没有一个寂静的住处，众生无始以来的散乱心就很难调柔静定。众生是俱有我执和我所执的，寂静、无为、安乐就可对治我所执着障。寂静即法无我空，无为即无相空，安乐即无取舍的无愿空。由空、无相、无愿就可以对治我执着相。《大智度论》卷十七云：
　　问曰：菩萨法以度一切众生为事，何以故闲坐林泽，静默山间，独善其身，弃舍众生？答曰：菩萨身虽远离众生，心常不舍。静处求定获得实智慧，以度一切。譬如服药，将身权息众务，令力平健，则修业如故。菩萨宴寂，亦复如是，以禅定力，故服智慧药，得神通力，还在众生。或父母妻子，或师徒宗长，或天或人，下至畜生，种种语言，方便开导。[4]
　　常人看来，禅僧似乎不顾及他人，而是只管自己，实则不然。禅僧是要通过禅修，参透佛理，得如来智慧之后，才能方便开导广大众生，从而走共同解脱之路。他们参禅的寂静处，在佛教经论典籍中被称为阿练若或阿兰若，汉文译为寂静、无诤声、空闲处等，一般来说，距城镇或居民点大约四十里开外处是比较适宜的地点，这样生活上不致于特别困难，同时又避开了世俗诸多烦喧，有利于禅僧的修习定性。莫高窟地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宕泉河从中缓缓流过，地距敦煌市五十里，距较近的农村乡里也有四十里，四处戈壁漫漫，上无飞鸟，下少人烟，非常安静，而且在窟中习禅，冬暖夏凉，以此之故，敦煌莫高窟一带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僧人习禅修行的理想场所。
　　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根据洞窟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南北二区。在南区中，隋以前的洞窟有三十六个，其主要作用在于供僧人修禅；在隋以后主要为家窟、功德窟，现有洞窟编号多集中在南区，上下相接，左右比邻，最密集处可达五层。在北区，除个别洞窟衔接南区洞窟的编号外，大多洞窟原无编号，只是近期为清理之便才予以编号。北区是唐宋以后敦煌禅僧们居窟修禅或居住生活的集中区。
　　莫高窟的创建肇始于禅僧的开窟活动，敦煌写本P. 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常）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5]
　　关于乐僔其人，文献中没有更详尽的记载，不知为何方大师，从“执心恬静，尝（常）杖锡林野”一语看，显系禅僧在寻找寂静住处。因看中了鸣沙山与三危山交界的地方，故而在此地开凿了第一所禅窟。步乐僔禅师之踵，法良禅师亦于乐僔师的窟侧开凿石窟用来打坐修禅。那么，乐僔与法良所开二窟安在呢？由于证据不足，目前还难以确定。从现存窟龛看，267、268、269、270、271这一组窟龛时代最早，被定为北凉时期。这一组窟龛本来是一个，以268窟为主窟，南北两壁各附两个小龛，编号为267、270（南壁）和269、271（北壁）。这四个小龛面积“才容膝头”，[6]是禅室无疑。值得注意的是，从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在北凉画下还有一层白色粉壁，什么也没有画。这就证明这一组窟龛在北凉以前没有壁画，专属禅僧坐禅苦修所用，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乐僔或法良窟。
　　除这组北凉窟外，时代较早的还有272和275窟，亦当为北凉统治敦煌时期所建，大致开凿于420年左右，时距乐僔开窟的建元二年（366）不足百年。由于早期洞窟少，时间跨度短，故而被笼统地归入北朝石窟。其中，272和267窟在崖面的同一平面上，南北相连，也有可能为乐僔或法良窟。
　　莫高窟中的北朝石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北凉统治敦煌时期，即公元420年到442年左右，典型洞窟有268、272、275窟；第二期相当于北魏中期，大约在公元465至 500年左右，有259、254、251、257、263、260、487和265窟；第三期相当于东阳王元荣一家统治敦煌时期，即北魏寿昌元年以前到西魏大统十一年（525年以后到至545年）前后，有437、435、431、248、249、288、286、247、246诸窟；第四期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一年至隋开皇四年，即公元545年至584年，洞窟有432、461、438、439、440、441、428、430、290、442、294、296、297、299、301窟。至于北朝敦煌禅僧坐禅的观法，学界已有详论，[7]这里从略。
　　莫高窟自366年开始兴建至北朝石窟第二期结束（500年左右），约一百五十年，共开凿禅窟十一个，平均十四年左右新建一个禅窟，这样的建窟速度是慢了点，但从现有有洞窟题记看，差不多都是僧人自筹自建的，基本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其作用都是供禅僧在窟中修习禅定所用。“禅定”一词，在经论里，由于翻译者不同，加上时代与译语的差异，有时又为了说明诸佛菩萨的所得所证不同，来自梵语故而有许多译法，如定慧、寂静、寂照、明净等。确切地说就是止观。“止”是专注一境，即制止精神的散乱而使之澄清，“观”是思维修，观察一切所缘境，运用正智慧观察思维现身所处的所缘境。在北朝一、二期的十一个禅窟中，龛中主塑交脚弥勒的禅窟分别为第268、275、254窟。关于此三窟的主尊到底是弥勒还是释迦，前贤有所争论，但从禅学角度讲，应该认定为弥勒菩萨。其余各窟主尊均塑倚坐释迦牟尼像。主尊为交脚弥勒的洞窟在北朝二期以后就十分罕见了。
　　为什么在北朝一、二期禅窟中的主尊塑交脚弥勒呢？这与早期纯正质朴的禅风有关。《禅秘要法经》卷下云：“佛告阿难，若有四众，修系念法……命终之后，必定得坐兜率陀天……于未来世，值遇弥勒，龙华初会，必先闻法，得证解脱。”[8]《付法藏因缘传》卷六亦称：“尔时罗汉即入三昧，深谛思维，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飞往兜率陀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请所决疑。”[9]《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第六》则曰：“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菩萨何依，何往，于大乘中修奢摩他，毗钵舍那？”[10]慈氏即弥勒的异名，由于自性慈悲，得慈心三昧，故名慈氏。在北朝石窟中，一、二期当属敦煌禅僧们居窟修禅的质朴纯正时期，未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到三、四期时，这种情况已悄然有所变化，即由原来真正僧人修禅的石窟朝着家族窟、僧俗共建功德窟的形式转化。这一转化促发了莫高窟的营建速度逐步加快，从而不经意地打破了莫高窟的宁静。这一转化也使莫高窟的佛教艺术逐渐由萌芽转向成熟，进而于隋唐间达到高潮。从公元500年前后至隋开皇四年（584），八十四年间莫高窟共新建洞窟二十五个，平均每三年多就要开凿一个洞窟。在北朝一、二期诸窟中，笔者未发现有造窟的供养人题记，究其原因，当因这些洞窟是禅僧自己所凿，用于自己修禅，故而不存在供养人问题，当然也就无供养人题名发现。而在三、四期洞窟中，从供养像的题名来看，既有王公贵族、官僚地主，也有僧人及庶民百姓。他们所修以功德窟为主，即使僧人参加营建的洞窟，也不是以用于禅修的。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上西数第二铺（迦叶佛）下有发愿文称：
　　夫至极闻旷，正为尘罗所约；圣道归趣，非积垒何能济杖。是以佛弟子比丘辨化仰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迦叶佛一区（躯）并二菩萨，因此微福，愿亡者神游净土，永离三途。现丰居眷位太（泰）安吉普，及蠕动之类，速登常乐。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
　　比丘辨化供养时。[11]
　　学者们的研究证实，莫高窟第285窟由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亲自主持营造的。[12]前引敦煌写本P. 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在追述乐僔、法良造窟事迹后又云：“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13]此大窟当即该285窟。
　　由上论述不难看出，北朝修建禅窟的目的前后有所不同。第一、二期所营建的石窟以禅修为目的，第三、四期乃至以后所建的石窟以修功德为主旨。以第二期洞窟和第三期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迥异之处，如在第三期洞窟中普遍出现的清瘦形象，褒衣博带式的服装，面部以色块晕染双颊的中原汉式表现手法，以及体态潇洒，运动感很强的飞天等，在第二期洞窟中都不曾出现。[14]这充分说明北朝三、四期石窟较前一、二期石窟的艺术有了本质的变化，逐渐地朝着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发展。尽管北朝三、四期石窟的艺术特色与前期不同，但石窟形制及功用需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北朝三、四期石窟一方面承袭了一、二期禅窟原有坐禅修习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向中原传统文化靠拢，使敦煌佛教文化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以莫高窟第285窟为例，窟内画有诸天外道形象，有日天、月天、摩醯首罗天、鸠摩罗天等，同时又有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窟中央有方形中心佛坛，佛坛的尊像虽毁，但佛坛底座尚清晰可见，其功用很明显，是供在窟内坐禅的僧人们在久坐之后起身绕像念佛或礼拜的活动场所。禅僧们以佛坛为中心绕佛，并称颂其名号，以达到心口意境的统一。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面积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着。入静一无所求，出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15]
　　总之，莫高窟是由禅僧创其始的，北朝石窟的前二期是莫高窟禅僧们修禅的黄金时期，前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由一、二期到三、四期石窟的变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保持了一、二期敦煌禅僧习禅的基本风貌，另一方面由于二、三期功德窟的出现，使佛教文化内涵及中国传统得到了升华和表现，从而导致莫高窟加快营建的步伐，打破当初禅窟的寂静，迎来了莫高窟的佛教艺术成就向大乘的纵深发展。
　　自北朝后期出现功德窟之后，莫高窟随之出现了营建功德窟的高潮。在隋代短短的三十七年间即开凿洞窟约七十个（尚不含后代因新营建洞窟而毁去的残窟）。平均每年有二个新窟建成。按一般情况平均推算，一个洞窟的开凿需要三至五年时间，由此算来，差不多每天就有了三至四个洞窟处于施工状态。据有关资料记载，修建一窟一般需要二十至八十人，较大的洞窟的营建有时需要上百人乃至几百人。隋代所修功德窟多数属大窟范围，按平均五十人参加一个新洞窟的营建，那么每天在莫高窟南区施工的人员平均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人之间。这么多人的喧闹嘈杂，加上施工引发的撞击声，以及由敦煌至莫高窟运送原材料及供养的驼马嘶鸣声，不难想见当时莫高窟前的热闹场面。隋亡唐继，开凿功德窟的热情有增无减。唐朝在莫高窟无论是开窟数量、质量及艺术成就都达到了石窟营建的巅峰期，高质量的洞窟及娴熟的艺术成就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小的宝贵财富。[16]
　　唐朝历史长达二百八十九年之久，这一时期营建洞窟最多，艺术风格变化显著，人们把它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初唐营建洞窟四十三个，盛唐营建洞窟八十个，中唐营建洞窟四十四个，晚唐营建洞窟六十个，共计二百二十七个，平均一年零二个月新营建一所洞窟。其中的96窟和130窟，即俗称的北大像和南大像，参加营建的人员之多和时间跨度之久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据以上推测，唐代每天在莫高窟前参加营建洞窟人员平均应在百人左右。如此多的人在莫高窟前的峡谷中奔忙，无疑会给禅僧们的修习带来影响。
　　自隋到唐，新营建的洞窟皆为功德窟，而没有一所禅窟，这时在窟中坐禅修行的禅僧们大多集中在北朝时期的诸禅窟中。北朝时期开凿的禅窟恰好在南区的中段，大规模的开窟活动，使僧人习禅所需的寂静环境荡然无存。没有一个寂静的的住处，对禅僧，尤其是那些初修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无始以来本自散乱之心，在喧嚣的环境中是很难调柔静定的，所以《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教导弟子们说：
　　汝等比丘，若欲求寂静，无为安乐，当离愦闹，独处闲居。静处之人，帝释诸天所共敬重。是故当舍己众他众，空闲独处，思灭苦本。若乐众者，则受众恼。譬如大树，众鸟集之，则有枯折之患。世间缚著，没于众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是名远离。”[17]
　　该经要求弟子们在禅修时“当离愦闹，独处闲居”，远离烦喧而住于寂静处。而北朝后期以来的造窟狂潮，使莫高窟的旧有的寂静为终年不断的人声鼎沸和驼马嘶鸣所替代，势必会严重地干扰禅僧们的正常生活及修持。于是，自北朝后期开始，便已有人试图把禅窟转移到相对比较安寂的莫高窟北区。在此之前，这里已有零星的禅窟开凿，考古人员在北区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北区的营建可追溯至北魏。
　　莫高窟北区现有石窟二百四十八个（含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1-465窟）。依照这些洞窟在崖面的位置，大致以水平方面从上向下划分为六层。第一层位于崖面底部，共有石窟三十五个；第二层有六十八个；第三层有四十二个；第四层有七十个；第五层有十五个，第六层有十八个。这些洞窟中，除无法确定的七十七个洞窟外。其余一百七十一窟，以其属性，被考古人员归纳为六类：一、禅窟，即专供僧人修行习禅的石窟（八十二个）；二、僧房窟，即供禅僧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石窟（五十个）；三、僧房窟附设禅窟，即指在一个窟中具备日常生活和禅修的两种功能（五个）；四、瘞窟，指瘞埋禅僧遗体、骨灰或遗骨的石窟（二十五个）；五、礼佛窟，即供禅僧们打坐参禅之余起身向佛礼拜的石窟（七个）；六、廪窟，即专供储藏僧人日用品及粮食的石窟（二个）。[18]从这些洞窟中还发现了不少历史遗迹，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对我们了解北区数百个石窟的形制特征、性质、功能及时代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北区尚未得到清理以前，面对北区那么多的闲置的尚未修好的石窟，不少人都发出这样的疑问：那是干什么用的呢？
　　有人认为是参加营建莫高窟的工匠或画工的居住之所。在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里，个别石窟中可能会充作此用，但这绝不会是开凿北区石窟的主旨。
　　亦有人认为，由于当时战乱，对这些石窟还未来得及精雕细绘便不得不中途放弃。但对北区石窟考古得出的结论却告诉我们，在北区石窟中早至北魏，迟至宋元，各个时期均有营建。为什么在南区可以精雕细绘，独北区却不能呢？这种说法亦难以成立。
　　还有人认为是北区与南区沙石崖面结构不同所致，北区不适宜在石壁上彩绘壁画，故开出来的窟未予彩绘。这种说法更是离奇，笔者尽管不懂沙石结构崖面之学，但稍加推究就觉得这种说法有点与理不通，因为莫高窟的南区和北区在同一崖面上，仅相隔百米左右，其崖面的沙石构造基本一致，不应有如此大的差异。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很可能是一些僧侣们居住的小僧房，这里尽管只有“僧”与“禅”一字之差，但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在莫高窟前一直有寺院的存在，如早期的崇教寺，晚期的仙岩寺等。每个寺院都有自己的寺规，有固定的礼拜场地和寮房，南区寺院的僧人们是不可能到北区石窟中单独居住的。
　　考古人员通过对莫高窟北区的清理，发现现存石窟中符合禅窟特点的有八十二个，实际上远非这个数字。由于年代久远，窟内器物缺乏，有的窟甚至连形制已非原貌，故不可能做出准确的统计。在前贤所推定的属于其他内容的石窟中，有一些其实也是禅窟。如比较引人注目的B43窟就是如此。
　　B43窟南后室发现有二次葬人骨，故被定性为瘗窟。然观其北后室，可以发现又是典型的僧房窟。在共一前室的两个后室中，南后室瘗埋死人，北后室居住活人，这一现象乍看起来有点令人费解。[19]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先看《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五的有关记载：
　　云何名为住阿练若？谓住空闲山林迥野，受用边际所有卧具，远离一切村邑聚落，是名为住阿练若。云何名为常居树下？谓常期愿，住于树下，依止树根，如是名为常居树下……云何名为常住冢间？为常期愿，住冢墓间，诸有命过送尸骸处，如是名为常住冢间。[20]
　　这段记载说明，“住冢墓间”，观死人尸骸，是禅修的观法之一。如果说观佛、想西方极乐世界庄严无比那是正向思维，那么观白骨想肉体脓血之躯的可恶，这便是一种逆向思维。观白骨是禅僧们修习止观的重要观法，佛经中早有明训，所以在禅窟旁或禅窟中存在白骨是不足为怪的。
　　与B43窟比邻的B42窟也很特殊，因为窟中有三男二女的人骨。考古人员发现，在砾石台上发现人骨架数具，但排列不整齐，并经后人翻动，结果造成头骨与颈椎脱离，肋骨亦呈散乱状，甚至还有一块人骨散落到砾石台下的地面上。按股骨及髋骨计，人骨架分属于五个个体，其中有三个成年男性，二个三十至三十五岁女性。经过对这些人骨的碳14测定，树轮校正后为公元664年前后，约为初唐时期之遗留。故石窟之开凿时代，应稍早于初唐或在初唐时期。[21]此窟分为前室和后室，不是一般的小禅室，人骨分散于后室中部的砾石台上，但离后室后壁尚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把此窟理解为瘗窟的话，似乎欠妥。从古代敦煌埋葬习俗讲，罕见有多个男女尸体混葬在一起的佐证。即使这些死者是被屠杀后乱葬的，那也没有理由将尸骸置于象征着清洁圣地的莫高窟禅窟中。从僧人的葬俗讲，这种情况亦不可能，因为比丘和比丘尼死后需分区起塔供养，是不可以葬在一区的。这就是说，在B42窟发现的这一现象显然是有人故意安排的，那么，这种故意安排有何意义呢？我们先看《大智度论》卷十七的有关记载：
　　问曰：行何方便得禅波罗蜜？答曰：却五事（五尘），除五法（五盖），行五行（初禅五支）。云何却五事？当呵责五欲。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优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转剧，如火炙疥。五欲无盖，如狗咬骨。五欲增争，如鸟竟肉。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五欲害人，如践害蛇。五欲无实，如梦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须臾。世人愚惑，贪著五欲，至死不舍，为之后世受无量苦……五欲者，名为妙色声香味触，欲求禅定皆应弃之。[22]
　　五欲之中的“触”即指有男女接触的YIN欲之意。窟中二个三十至三十五岁的女性骨骸，警示习禅之人应远离女色。三十至三十五岁之间的女人风华正茂，处于一生中的黄金阶段。惟“触”法遍满身识，若取观身不净等三十六种观法，对色相俱佳的女性产生厌恶心，看透本质，如同白骨，自然对女性的欲求也就没有了。[23] B42窟分前后两室，在禅窟中档次算是高级别的，从修行呵五欲的观法上说，修行的档次也是较高层次的。一般的禅僧只住小禅窟，面壁正思维，不知禅中深层次的内涵，更无能力得到五具男女骨骸以供自己禅观用。由此可知，能住此窟修禅的人，定是禅中高僧大德，抑或是负责北区禅务的僧官。
　　除了上述二窟外，符合禅窟特点的洞窟当还有不少，有待于进一步认定。当然，被归入僧房窟附设禅窟的那五个石窟，其实也可归入禅窟，因为这类石窟之主要功能也是为了习禅。这样算来，莫高窟北区可以确认为禅窟的应有八十九个。其他的石窟，如僧房窟、廪窟是专供禅僧起居所用的，礼佛窟用于禅僧礼佛，瘗窟则用于瘗埋禅僧遗体、骨灰或遗骨。总之，也都与禅修活动息息相关。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敦煌莫高窟的兴建肇始于禅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一直充当着当地僧众修禅打坐的重要场所；早期的禅窟多位于莫高窟南区的中部，自北朝后期开始，修建功德窟之风大兴，莫高窟的开窟活动进入高潮，程度不同地影响了禅僧的修习，于是，人们便把禅窟转移到相对比较安寂的莫高窟北区，所以自隋至唐，南区便不复重见禅窟的修建；北区现存石窟二百四十八个，可被确定为禅窟的有八十九个，还有一些尚待确定，除禅窟之外的其他石窟，也都可视作禅僧在北区坐禅修行的配套设施。所以，可以认为，北区是专供禅僧们修行打坐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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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土肥义和：《莫高窟千仏洞と大寺と兰若と》,《讲座敦煌 3 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347-369页；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76-82页。
　　[2] 湛如：《论敦煌佛寺禅窟兰若的组织及其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8-101页。
　　[3] 土肥义和上引文，351-355页；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60-379页；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2-215页；杨富学、王书庆：《东山法门及其对敦煌禅修的影响》，《中国禅学》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5月，67-76页。
　　[4]《大正藏》卷二十五，180b。
　　[5] 宿白：《〈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48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10页。
　　[6]《续高僧传》卷二○《法忍》称法忍曾在覆舟岩下修行，“自静观理三十余年……所止龛室，才容膝头”。
　　[7] 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337-352页；贺世哲：《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年，41-52页。
　　[8]《大正藏》卷十五，268a。
　　[9]《大正藏》卷五十，320a。
　　[10]《大正藏》卷十六，697c。
　　[1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14页。
　　[12] 贺世哲：《莫高窟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内容考释》，《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375-378页。
　　[13] 宿白：《〈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48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10页。
　　[14] 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72页。
　　[15] 日本学者须藤弘敏认为285窟中有大量的壁画与雕塑，其目的是用以赞叹禅定思想和禅修高僧的，并非为了现实的禅观修行。见其所著《禅定比丘图象与敦煌285窟》，《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406页。
　　[16] 藤枝晃：《敦煌千佛洞の中兴》，《东方学报》第35册，1964年，9-139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194-236页；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23-59页。
　　[17]《大正藏》卷十二，1111c。
　　[18]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343-351页。
　　[19]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119页。
　　[20]《大正藏》卷三十，422b。
　　[2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107页。
　　[22]《大正藏》卷二十五，181a-b。
　　[23] 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6-30页。
　　作者：王书庆、杨富学
　　原刊《中国禅学》第四卷，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