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文化的阶段性—敦煌写本《茶酒论》研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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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文化的阶段性—敦煌写本《茶酒论》研究之二
　　暨远志
　　[兰州]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99-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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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三大饮料之一。中国是茶叶的故乡，饮茶历史源远流长。明代杰出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饮茶之事。”他认为饮茶始于战国时期。也有人根据汉代王褒《憧约》，认为饮茶始于西汉。而成书于西汉的《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人在备尝百草滋味的过程中，始知具有苦味甘香和兴奋效能的“苦茶”可为药用。茶叶最初是作为药物进入人类生活领域的，对其性能的认识不断提高。到三国时期，名医华佗在《食经》中就总结出“苦茶久思，益思想”的经验了。以后，史书中屡有饮茶(茗)的记载，780年，陆羽《茶经》问世，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的发展和饮茶社会风尚的形成。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拟对唐代茶文化勾勒出大体的演变轨迹。
　　一、陆羽《茶经》阶段(公元780年以前）
　　《茶经》问世以前，关于唐代茶叶的文献记载既少又简。徐坚的《初学记》完成于唐玄宗朝，共30卷313个子目，涉及面极广，但尚无茶的条目。《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①说明饮茶风俗的形成得力于佛教的活动。 陆羽(约733-804年)，字渐鸿，自称桑苎翁，晚年号竟陵子。传说陆羽出生后遭遗弃，幸亏被竟陵西档寺高僧智积拾得抚养，并收为弟子。智积和尚嗜茶成癖，经常要陆羽为他煮茶，从而陆羽学会了制茶，煮茶，并对茶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羽13岁逃离了西挡寺，跋山涉水，历尽艰辛，遍游长江中下游，搜集了许多关于茶的资料。756年以后，他隐居于浙江余杭的苕溪，闭门著书，在780年完成了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2 。
　　《茶经》分上、中、卜三册，内容包括源、具、造、器、煮、饮、出、略、图等l0节，约7000字。《茶经》问世，一时震动朝野。据说当时的德宗皇帝李适，将陆羽召进宫去烧茶喝，称赞不已。于是，”茶道大利，王公朝士无不饮者”3的饮茶风尚大为兴起。
　　陆羽《茶经》总结了当时茶叶制作和生产经验.叙述了780年以前的唐代茶叶生产状况，标志着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茶经》“八之出”记载了当时全国的主要产茶地区：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邑、舒州次，寿州下，薪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款州下，润州、苏州又下。
　　剑南以彭州上，绵竹、蜀州次，邓州、雅州、庐州下，眉州、汉州又下。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州、播州、替州、夷州，
　　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蟠、费、
　　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这些地区共42州，涉及今天的16省份：西北到陕西省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欧,闽溪，南到两广。陆羽对各州产的茶叶按质量分为上、次、下、又下四个等级，并对不同等级的茶作了更细的分类：“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这是唐代中期(780年以前)全国产茶地布局。其中，湖州顾渚山的紫笋(或荀)茶就很有名。《茶经》说“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常州义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说“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对此，《渔隐丛话》作了最好的注解，“唐茶惟湖州紫荀入贡，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者宗庙，然后分赐近臣。紫荀生顾渚，在湖、常二境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集”。袁高在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781—784)年做湖州刺史，○4“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两浙金石志》卷2《唐袁高题名》：“大唐〔湖〕州刺史臣袁高奉诏修茶，贡讫，至口山最高堂赋《茶山诗》，兴元甲子岁三春十日。
　　.. 从诗中可以看出顾诸贡茶，劳民伤财，其实，还在唐代宗时，就在顾诸置贡茶院，每年办理贡茶事宜、以后一直到晚唐，顾诸茶都是朝廷的贡茶(第三节中详述)。
　　唐代茶叶的制成品多为饼茶。《茶经》卷下：“饮有觕(同粗)茶、散茶、末茶、
　　讲茶”。这四种茶叶以是否制成饼茶而分为两大类，除饼茶外，粗茶、散茶、末茶都是没有制成饼茶的散茶叶类。
　　. 饼茶，也称模茶。《茶经》中论述制茶方法：“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可见，这种蒸制饼茶的方法和现在的绿茶、红茶的制作方法迥异。具体说来，唐代制造饼茶的主要方法是：茶叶采回蒸青后，装入铁制的模具(规）中，制成茶饼，然后放在竹蔑编织成的芘莉上凉干.再用硬木或者竹片制成的锥刀贯穿茶饼，经焙制而成。唐代团饼茶在拍制时要用模具“规”“承”。“规”，《茶经》卷七释之说：“规，一日模，一日埢，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承，一曰台，一曰砧，以石为之，不然以槐桑木半埋地中，遗无所功。”可见，因规的形状不同，制出的饼茶也有方、圆、花形的区别。另外，饼茶还有大模小模之分。《新唐书?食货志》称“江淮茶为大模”。《唐国史补》卷下记后来的名茶“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小方即小模饼茶。唐代饼茶上往往压上该茶的名字和产地以区别他茶。薛能《谢刘相公寄天柱茶》诗有“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句，即说这种圆形的茶饼上压有天柱茶标志的字纹。粗茶和散茶都是没有模压成型的散茶叶，未茶是没有模压成型而碾成末的茶叶而《茶经》卷下记载，采摘芽笋第一类的嫩茶叶经过蒸、捣和焙炙后，“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热，候寒(凉透)之”，然后将碾成末的茶贮存在不走味的容器内。随时取用。这种茶多在产茶区用，因其制作与饮用方便。但由于携带运输皆不便，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唐代，其数量远比饼茶少得多。
　　关于饮茶方法，在汉魏时代，看重茶的药用功能，因此煮茶时也加入一些药物，当时属于药茶阶段。《茶经》中引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所罗列的桔梗、贝母、桂、椒、茱萸等药物，就可能是入茶之物。《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太平御览》卷867引晋刘现与兄子南充州刺史刘演的书信云“前得安州干茶一斤、姜一斤、佳一斤，皆所需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说明药茶延用时间较长。茶中除入药外，有时还掺入肉脯类物，西晋郭义恭撰《广志》称：“茶丛生……或以茱萸煮脯胃汁，谓之茶、”这实际是一种带药味的羹汤。无怪乎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说：“称若饮者，必浑而煮之。与溣蔬而啜者无异。”⑤这样的饮茶就如同喝菜汤了。
　　到了唐代，“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之瓶击之中，以汤沃焉，谓之淹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煮之百沸”，可见，当时流行煮饮和冲饮，煮饮还加入多种香料，但最主要的还是煮饮(盐茶）。煮饮的主要用具是风炉、火筴、交床、竹筴、熟盂、瓢等。煮茶前先将具列安好，在上面陈设诸茶具，然后点燃风炉，把装有水的腹放在风炉上，加炭烧火。水开后，将腹中水倒掉。然后再放一定量的过滤水于腹中，用大筴调好炭火。待水面浮上鱼眼似的水泡，并听到水响后，即为“一沸”。这时用竹筴从鹾簋中挑出少许盐放入水中，待腹内水泡连珠如泉涌时，即达“二沸”.这时从腹中取出一瓢二沸水，倒进熟盂中备用，再用竹筴搅水，把一定量的茶末倒入水中，此时煮茶的炭火要细缓，防止水滚开。如水滚开，须用熟孟中的二沸水压滚。待细火将茶煮好后，就把腹从风炉上拿下来，放在已支好的交床卜，供品尝备用。
　　茶煮好后，酌置于碗内，以每碗“沫”、“悖”均匀为好。沫、悖指茶水中浮出的汤花，汤花薄的叫沫，汤花厚的叫悖。《茶经》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这是说前三碗味道最鲜美，四五碗次之，五碗以外就只能解渴了。因此招待客人以三碗至五碗为限。唐代咏饮茶诗较多，饮茶情景跃然纸上。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其洁，红炉炭方炽。
　　沫下麴生香，花浮鱼眼沸，盛来有佳色，咽罢有芳气。
　　从此饮茶还讲究用火、用水和用瓷。李石《续博物志》卷5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
　　二.敦煌写本《茶酒论》阶段(780年一824年）
　　敦煌写本《茶酒论》经考证，确认是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的作品，而且，这个写本中涉及到唐代的茶酒文化，是780年以后唐代茶文化的新变化。6
　　首先，是新的茶叶产地的出现，写本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顶，其山蓦顶：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姚，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出；商客来求，船车塞绍。”浮梁县，在唐代属江南西道饶州，《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武德五年(622年)，析鄱阳东界置新平县，寻废。开元四年(<716年)，刺史韦玢再置.改名新昌。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但陆羽《茶经》 (成于 780年)却只字未提浮梁产茶，说明了80年以前，浮梁产茶量不大，或者就不产茶。而到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浔江江头送客，遇到琵琶女倾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茶叶已经非常畅销了。唐代杨哗的《膳夫经》也称“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新安茶，新蜀茶，与蒙顶不远。饶州浮梁，今关西山东，间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吃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
　　蒙顶茶，陆羽《茶经》卷8“茶之出”条说“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雅州、邓州、沪州下，眉州、汉州又下。”“雅州生百丈山、名山山谷。”说明780年以前，雅州产茶仅列下品，在当时还不很著名。到李吉甫写《元和郡县图志》时，记剑南道雅州“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李吉甫成书于813年，此时.蒙顶茶已经跃居四川境内的首位。杨晔《膳夫经》也说“始蜀茶，后名蒙顶，于元和(806-820年)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可见其珍贵了。白居易《肖员外寄新蜀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又白居易《琴茶诗》也赞叹：“琴里知闻尽绿水，梦中故旧是蒙山。”唐代黎阳王《蒙山白云岩茶》也说：“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浮梁茶、蒙顶茶的兴起和发展，已经改变了陆羽《茶经》阶段产茶地的格局，居然，歙州、舒城太湖、越郡余姚等地仍然出产茶叶，但已不占茶叶生产的主导地位。蒙顶茶“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而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贞元元和年间，唐代税茶基本稳定，“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7 以此计算，浮梁茶税收就占全国30％。难怪李肇说：“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诸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芷、茱萸餐，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雄湖之合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鸿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薪州有薪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⑧
　　第二，是饮茶范围的扩大。开始还只是“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渐渐地“自邹、齐、抢、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⑨封演还说：“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这时，茶叶不但传到回鹘，也传到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因这些民族多食腥膻，而茶恰具有消食解腻的功效，所以，茶就成了这些少数民族每日不可离开的必须品。《唐国史补》记载：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日：“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蕲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自然，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气候原因，并不产茶，于是便出现了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即少数民族用马换取内地的茶，而茶叶也成了历代统治者控制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另外，唐代的茶叶和饮茶习俗也传到日本和交趾(越南（见杨煜《膳夫经手录》)等域外之地。
　　第三、税茶、贡茶的确立。唐玄宗开元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是找国饮茶之风由南到北，并在全国普及成俗的历史时期。陆羽《茶经》流行于世，二天下盖知饮茶矣。”《茶经》的传播，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茶叶交易的繁荣。《茶酒论》叙述“我 (茶)三十成名，束带巾栉，蓦海其江，来朝今室。将到市康，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言下便得富饶，不在明朝后日。”由于社会饮茶成风，因此以买茶、销茶为业的商人应运而生。并且销茶成了致富门路。到此时，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茸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茶商，也因为获利而大量地“买婢买奴”，丝织品等不珍贵了.“金帛为囊”，把它作囊袋。一般的市俗子弟.也穿上了紫衣，封建服饰等级差别也打破了。⑩
　　由于饮茶的普遍和制茶业的发展，人们已认识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之，难舍斯须，田间之间，嗜好尤切。”11正是在这种全国普遍嗜茶成风的情况下，唐代开始了对茶叶的征税和土贡、榷税。
　　“榷”是官府专利买卖。唐前期制订《唐律疏议》时，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专卖盐、茶、酒等，榷茶或者税茶，是在唐代中叶才正式出现的。榷是专卖，税是过税或征税。二者有重大的差别，但在唐代较长的时期，榷茶和税茶常常混用。
　　唐德宗实施两税法后不久，下令征收茶税，建中三年(782年)九月，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条奏：“诸道要津，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12此乃税茶之始，茶税税率为l0%,过不了多久，兴元元年(784年)在奉天改元大赦制中，宣布停止征收茶税。13《旧唐书》卷13《德宗纪》说，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而《新唐书》卷9《德宗纪》称贞元九年事为“复税茶”揆之情理，《新纪》所述，比较确切。陆赞在贞元十年所写《均节赋税恤百姓疏》中指出：“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从此以后，唐代茶税的征收再没有中断过凡是“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一律没置税场，分作三等估价，征收什一税，14由此经顺宗以至宪宗时期，一直沿袭了这种税茶方式。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又提高了茶税税率，《新唐书?食货志四》记：“盐铁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
　　贞元九年的税茶已表明，茶商从产地购运茶叶，须在有关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政府对茶叶的控制制度加强了。
　　随着制茶业的兴起与发展，中唐以来，不仅开始课以茶税，南方不少生产名茶的地方也有了贡茶之累。代宗时，在顾诸置贡茶院，唐武宗时，顾诸一地岁贡茶一万八千余斤。湖州历任刺史都以督茶为务，史载袁高(781-784年刺史湖州)“奉诏修茶”，15于頔(791 -794年任刺史)“遵奉诏命，诣顾清茶院修贡”。16杜牧《茶山诗》句“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来形容刺史们的恭勤是再好不过了。湖州之地，“自德宗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17雅州的蒙顶茶。所贡数量为巴蜀之最。在南方的苏州、常州、蕲州、舒州、申州、吉州等地，每年都有贡茶。凡是贡茶都以早摘、早加工为贵。袁高《茶山诗》云”阴岭芽未吐，使者牌已频。”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何况蒙山顾诸春，白泥赤印走风尘”。18李郢《茶山贡焙歌》“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走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衰，喧阗竟纳不盈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啜春山催，驿骑鞭声奢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晏。”19为了贡茶，官府派专人催督的急迫情况，于此可见。卢仝说：“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徘瑞，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施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20为了及早贡茶，新春茶芽初发，便被官府逼夺以去。千万劳动者为了种茶、制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一直到晚唐，贡茶从未停止，而且还有过往而不及之虞。
　　三、以法门寺茶具为代表的阶段(825-907年)
　　1987年，陕西省考古所发掘了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唐代皇室遗留的集群性文物。21其中出土的茶具，为我们认识晚唐时期的唐代茶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实物依据。根据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可断定它们都是懿宗和僖宗时的器物。22主要包括银结条笼子与银镂孔笼子，银茶碾、银茶罗、银盐台、银茶匙，带托的玻璃茶碗。
　　以前，人们论述茶文化，多以唐宋分野，其实，法门寺茶具的出土，将这种分野又提前了一步。中唐饮茶必须煮饮，茶书上多有记载，《茶经》如此，《茶酒论》亦这样。其程序是将团饼茶以净纸密裹，搥破，然后碾碎，过罗，最后投入沸水。而唐代后期兴起了以茶瓶煮汤，下末于碗，再持瓶注场的点茶法。下面就结合法门寺茶具而详述这种变化。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碾底錾文；“咸通十年(869年)文思院造银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茶经》里说茶碾用木制，西安出土的西明寺茶碾是石制的，讲究的茶碾则用银制。《大观茶论》说：“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生铁者非掏炼褪磨所成，间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其实，即便是熟铁也带有气味，即如苏轼所称“铜腥铁涩不宜泉”。故此碾用银制。
　　鎏金飞天仙鹤壶门座银茶罗，罗外底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罗子一副，全共重卅七两”。晚唐兴起点茶法，因此，茶末的粗细至关重要，蔡襄在《茶录》中明确指出：“罗细则茶浮，粗而水浮”。而茶末的浮沉又是斗茶胜负的关键。只有当茶末极细，汤候适宜，水温不高不低，水与茶末的比例适中，茶碗事先预热好，冲水时又搅得极勺，碗中之茶才能呈悬浮的胶体状态，“调如融胶”、“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大观茶论》）。这样的茶“着盏无水痕”，也就是梅尧臣诗所说：“烹新斗硬要咬盏..之意。如果烹点不得法，末粗茶沉，懈而不“硬”，茶、水游离，从而粘附碗壁，形成水痕，茶就斗输了?故蔡襄说：“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复：耐久者为胜”。法门寺银茶罗上残存的纱罗，极细密，《茶经》中虽曾提及罗，但一笔带过，对它的作用未加申说，这是因为陆羽讲的是烹煮茶法，而晚唐兴起的是点茶法。虽然法门寺银茶罗的纱罗不一定就是蔡襄称道最适宜制罗底的“蜀东川鹅溪画绢”，但仍可以反映这时对茶末颗粒的细度已加重视，斗茶的若干原则这时也渐次萌生。23
　　“榷税”含意虽不甚明，但宋人章若愚在其《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56“榷茶.”.条中说：“茶之有税，起于唐之赵赞；茶之有榷，又起于唐之王涯”。章氏明确地将“榷”与“税”区分开来。以后吕端临也是这样。24 那么当时的茶法具体又怎样呢?其时深受文宗宠信的郑注，曾提出自己的主张。《旧唐书》卷169《郑注传》：
　　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
　　又《新唐书》卷179《郑注传》：
　　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给其值，工自撷暴，则利悉之官。
　　其法大要为：改民营茶园为官营，置茶官专司其事，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与晒制，悉于其中进行，售茶所得悉入官，茶农所得唯工值。这就是官制官销的全部专卖法。王涯推行榷茶时，.“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以致“及诏下，商人计甫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皆公言曰：‘果行是救，止有尽杀使，入山反耳!”25新订的专卖价格高于原先的市场价格，贩茶商人若维持原价，则不仅无利可图，反会亏折本钱；若随之提价，也会因“价高而市者稀”而遭受损失。他们自然极力反对。大和九年十一月，郑(注)王(涯)集团覆灭。后，令狐楚接任监铁使，遂变茶法。《旧唐书》卷1 72《令狐楚传》：
　　伏望……一依旧法，不用新条。唯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卖，必
　　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扰茶户。
　　令狐楚所言，为茶商按官价自政府手中购得茶叶(纳榷)，再加价转贩四方，是一种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局部专卖法。26他奏请实行的茶专卖法，至唐末不再有实质性变动，只是在大中时裴休任监铁使期间.“立税茶法十二条，”27主要是严密了反走私的措施。然而茶法虽严，走私日炽，唐末大乱中，茶专卖法也破坏殆尽了。
　　唐亡以后，五代十国时期，税茶、榷茶之制更加细密，宋人潜说友说得好：“茶税始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28到了宋代，茶税收入大增，固然是由于茶叶生产有了重大发展，也因为榷茶、税茶的制度比唐五代更为周密详尽和苛刻了。
　　上面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到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进的时间性。780年以前，以陆羽的《茶经》为标志，唐代茶文化逐渐形成了，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发展的唐代，饮茶活动已从长江以南的局部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唐代饮茶风俗，在此基础上，以细煎慢品为特色的唐代茶道代替了解渴式的粗放饮茶方法和纯清醒式的药茶饮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把煎茶、品茶作为一种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文化活动来加以追求。其后，以敦煌写本《茶酒论》为标志，饮茶风俗波及回鹘、吐蕃等域外之地，全国也形成了新的产茶格局，封建国家在制茶业发展的情况下，开始了茶税的征收。这一段阶，在饮用方法上还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更加丰富和充实了茶文化的内涵。到第三阶段，也就是法门寺茶具所标志的晚唐时期，煮茶法逐渐被点茶法所代替，宋代饮茶方法和斗茶的风尚也已见端倪。茶具种类的完备，烹点技术的讲究，都为宋代茶文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榷茶的确立，更开了中国后代榷茶的先例。从此，茶叶不但普及到整个社会、而且也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列入国家控制之内。一句话：“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张孟阳诗）。
　　①校注本《封氏闻见记》卷6.中华书局，1958年。
　　②宋?计有功《唐诗记事》卷40，中华书局，1965年唐?李肇《国史补》卷中“陆羽得姓氏”《旧唐书?陆羽传》、《新唐书?陆羽传》
　　③《旧唐书?陆羽传》。
　　④郁贤浩《唐刺史考》“湖州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太平御览》卷867。
　　⑥拙文《敦煌写本茶酒论研究之一——从<茶酒沦>看唐代的茶叶制作及相关问题》（1990年国际敦煌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⑦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琉》。
　　⑧李肇《国史补》卷下“叙诸茶品目”
　　⑨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⑩同⑥。
　　11《旧唐书》卷183《李钰传》；《唐会要》卷84《杂税》。
　　12《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
　　13《陆宣公集》卷1.《唐大诏令集》卷5，《文苑英华》卷 421.《全唐文》卷460.《册府元龟》卷890。
　　14《旧唐书》卷49《食货志》。
　　15《两浙金石志》卷2《唐袁高题名》。
　　16《两浙金石志》卷2《唐于頔题名》。
　　1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湖州条”
　　18《刘禹锡集》卷25,《全唐诗》卷356。
　　19《全唐诗》卷590《茶山贡焙歌》。
　　20《全唐诗》卷388《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21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法门寺塔出土文物笔谈》，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金银茶具》.载《文物》1988年第10期。
　　22同21，又见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
　　23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
　　24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五?榷茶》。
　　25《册府元龟》卷510《重敛》。
　　26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7《旧唐书》卷177《裴休传》、
　　28《咸淳临安志》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