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行侠一僧侣──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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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义行侠一僧侣──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

  ◎书 名/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研究
  ◎作 者/范佳玲
  ◎出 版 者/法鼓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01年3月

  紫柏真可与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并称明末四大师。在四大师中,紫柏大师住世时间最短、著作最少,也较少为后世所注意,但他威猛刚烈的性格、勇于承担的气魄,却是中国佛教史中极少见的。
  本书作者详尽考察大师不同凡响的生平行履与思想特色,不论是对于紫柏大师、明末佛教以及近世佛教之发展等相关议题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
  生平略传真可法名原作达观,号紫柏,“真可”为其中晚年自改之名,世称紫柏尊者或紫柏老人。此外,他尚有憨憨子、憨道人、皮逑子、皮逑道人、憨憨可禅人慈云、潭柘先生等别号。 真可籍贯江苏,生于嘉靖癸卯年(西元1543年)6月12日,坐化于万历癸卯年(1603年)12月17日,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一。他在明末佛教界有极高的地位,在当时即与李卓吾并称为二大教主,后世则将他与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并列为明末四大师。
  有《紫柏尊者全集》与《紫柏尊者别集》二书行于世。兹将真可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在家时期、修学时期、入世时期以及癸卯冤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如下,以明其一生行迹。一、在家时期 真可祖籍句曲(今江苏省句容县),后举家迁至吴江太湖(今江苏省吴县),从此世居于此。父亲名沈连,字季子。母亲梦见有一位异人,赠予她一个带叶鲜桃,然后就怀孕了。 
  真可到了五岁尚不会说话,一日遇见一位异僧,异僧抚其头言:“此儿出家,当为人天师。”从此他便能开口说话。真可幼年时期个性就非常刚烈。德清在〈塔铭〉中说: 师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伟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见妇人,浴不许先。一日姊误前就浴,师大怒。自后至亲戚妇女,无敢近者。(《全集》,卷首,页六二六。) 随着年龄的增长,真可更是不能为父母所羁绁。他自己也曾说:“予受性豪放,习亦粗戆,一言不合,不觉眦裂火迸。”又说:“吾本杀猪屠狗之人,惟知饮酒恃气而已。”可知少年时代的真可,并非是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之人。 
  十七岁时,真可为立功名,辞亲单身远行塞上。行至苏州阊门时,因遇到大雨而停歇,在此遇到虎丘僧明觉,这个相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二、修学时期僧俗相遇后,明觉邀真可一同回虎丘山寺。是夜,真可听闻八十八佛名颂心生欢喜;清晨,他便向明觉要求剃度出家。自此以后,真可便由一个恃气少年,成为了佛门僧侣。出家当夜,真可即静坐到天亮,终其一生胁不至地,修行不倒单。
  在当时,明觉欲募铁以铸造大钟。真可知道后,便苹身前往平湖,以他的魄力化得生铁万斤,成就铸钟一事。从出家与化铁之事,可见真可异于常人的决断与气魄。化铁归回虎丘后,真可即闭门读书,半年不出户。出家后,真可嫉恶如仇的个性并没有改变,见有出家僧众饮酒茹荤,便喝叱道:“出家儿如此,可杀也!”使得该僧忌惮万分。此时的真可只不过是个出家不久的沙弥,由他所展现出的气势,可以看出他威猛刚烈的个性及是非分明的特质。
  真可刚烈的人格特质,不仅成为他不畏艰难的修道资粮,也展现在他日后教法的竣烈与单刀直入上;同时也转化成他对于社会人民的高度关怀,使他积极投入大法的复兴,更以停罢残人害命的矿税为己任。二十岁真可从讲师受具足戒。在常熟遇到相国严养斋,相国视为奇器。到嘉兴东塔寺,见有僧人抄《华严经》,跪看良久后,真可感叹的说:“吾辈能此足矣!”之后便在武塘景德寺闭关读书三年。
  出关后回吴门辞觉,告知:“吾当去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大事也。”从此,展开了他行脚的一生。真可行脚甚勤,日行二十里,即便脚疼痛不堪,也以石砥脚继续行走。他所持的是相当精严勤勉的头陀行。在行脚参访的过程中,真可获益良多,他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禅悟体验,便是在这一段时间受无名僧人的启发而得。万历元年真可行脚至京师,遍参宿老,前后拜谒张家湾的暹法师、千佛寺的礼法师、西方庵的宝讲主等人。
  最后,又参访法通寺的遍融法师。其中以遍融法师对于真可启迪最深、影响最大。 在京师停留一段时间后,真可回虎丘省明觉,不久又前往淞江,在淞江闭关百日。出关后,真可在吴县结识傅光宅、于天池遇管东溟。万历三年,大千润公开堂于少林寺,真可与巢林介如一同前往参叩。见堂上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他深切地感叹道:“西来意故如是邪?”于是不复入座,立刻南还。在南还的途中,真可在嘉禾结识太宰陆光祖。 
  在行脚修学的时期,真可奠定了一生的基础。他在三十岁左右,已是个甚有修为的僧人,同时行脚遍历四方,使他对禅门的弊病多有观察、省思,种下兴复佛门的因子。而这一时期真可所结识的宰官俗众,如傅光宅、管东溟、陆光祖等人,在日后对于真可佛教的复兴工作,不论是在寺院的兴修或经藏的刊刻上,都给予很大的帮助。三、入世时期 真可感叹道法凌迟,宗纲坠地,故以负荷大法为己任,积极投入佛教复兴的工作。
  有见于明代大藏的稀少,及古版梵厕的笨重,真可在万历7年与陆光祖等人发愿刊刻大藏经,于万历17年正式开雕于五台山。在刊刻的形式方面,一改传统藏经的梵荚装为方册本,以达佛法广布的目的。在经费的募化方面,真可更是坚持广募,以让天下众生得以布施、种善因。
  这部大藏,就是后世所称的《嘉兴藏》。除了大藏的刊刻之外,真可对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寺院的兴复。他行脚所到之处,每见古刹荒废、或为强豪所占,必定立志恢复。在明末,复寺的工作十分艰辛,其中不仅包括经费筹措的困难,还牵扯到豪强侵占寺产的官司缠讼。尽管如此,真可由楞严寺始到归宗云居为止,前后还是复兴了十五座寺院。 
  真可曾言他一生有三大负事:“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老憨”是指憨山德清。真可与德清会晤于万历14年,从此两人便结为知交。两位当代的佛门大师,一起为振兴法脉而努力。真可举凡刻藏、续修灯录、复寺等事都与德清共相商讨,甚至连身后事也嘱咐给德清。万历23年,德清被诬以“私创寺院”的罪名而入狱,后遭流放岭南。
  真可为营救德清,几度奔波于京城与岭南之间,并视营救德清为自己出世最大的任务。对于德清,真可付出了足以流芳万古的友谊。对明末社会经济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矿税的征收。矿监税使对于人民极尽剥削与荼毒之能事,人民苦不堪言。虽然身为出家僧人,但是怀着菩萨济世的精神,真可视停罢矿税为己任。当时南康太守吴宝秀因反抗税使被捕,其妻也因哀愤而投缳自尽。
  虽然真可与吴宝秀素昧平生,但当他在匡山听闻此事后,便立即策杖前往京城,多方的调护;并入狱授吴宝秀毗舍浮佛偈,嘱咐颂十万偈后便可出狱。吴宝秀在持颂八万偈后被释出,对于真可无限的感念。由此事也可以看出真可对忠良的爱护。虽然吴宝秀已被释出,但是矿税并未停废,德清仍流放未归,续灯的工作也毫无进展。为了营救憨山与停罢矿税,真可积极地奔走于京城各界。
  真可曾经数次对弟子感叹道:“释此三大负,当不复游王舍城矣。”此时真可心中所念、信中所写,也都是此三大负事;而这也使他种下日后罹害之因。真可反对矿税、营救德清的举动,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嫉妒与不满。弟子们皆知京城的情况对他相当不利,纷纷写信劝他离开。但真可表示:“吾当断发,已如断头,今更有何头可断!”为了三大负事,他坚决留在京城。
  不幸的是,万历31年,岁次癸卯,妖书事件发生,真可被牵连入狱。四、癸卯冤狱 妖书事件的发生,起源于神宗一朝的立储问题。万历26年时,就有人为郑妃所刻的《闺范图说》作跋,名为“忧危竑议”,言神宗有意废长立幼,并藉以讥讽郑妃。对于此事,神宗并没有深究,后以不了了之作结。但五年之后,也就是万历31年时,尽管当时储位已立,然而又有“续忧危 议”的出现。
  史称:续忧危竑议复出,┅┅书托“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言:“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词尤诡妄,时皆谓妖书。帝大怒。(《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二。神宗后妃。郑贵妃〉,页三五三八。) 显而易见的,“妖书”乃是有心人利用王室之间的矛盾所作,意图在引发宫闱的冲突与政治的不安。然而这件事之所以会在当朝引起大轰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朝廷各个党派都想利用此事来打击异己之故。
  但是何以身处佛门的真可会牵连入宫廷纷争之中。原因就出在于他写给沈令誉的书信。沈令誉与真可同乡,同时也是真可的俗门弟子,他因行医的关系与官场上的士大夫多有往来。妖书事件发生后,郭正域被诬以造作妖书之名而入狱,并牵连与他有深交之人--沈令誉就是其中之一。
  锦衣卫在沈令誉家中大肆搜索,其中查获若干真可所写的书信。信中谈及营救德清之事,文中说到:“劳山海印之复,为圣母保护圣躬香火。今毁寺戍清,是伤圣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神宗和太后之间,本就因对立储一事有不同的见解而产生间隙;御史康丕扬获得此书之后立即上呈,神宗大怒。
  下令通缉,真可遂成为朝廷缉捕的要犯。11月20日时,真可已被东厂所盯,11月29日在潭柘寺被西司房办事逮捕入锦衣卫。12月初二,王之祯审问真可来京的目的;初三再审,诘问何以制作妖书。初五由锦衣卫转送刑部。14日拟罪,15日司法定罪。在审理的过程中,刑部曾经对真可动用过杖刑。他在〈腊月11日司审被杖偈〉中说道:三十竹篦偿宿债,罪名轻重又何如。痛为法界谁能荐,一笑相酬有太虚。坐来尝苦虱侵肤,支解当年事有无?可道竹篦能致痛,试将残?送跏趺。(《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一。) 
  明代杖刑极其残忍,被杖者不死即残。对于真可的受杖,吴彦先也曾说:“及被讯,以衰残历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师云闲水止,了无一事。”可知刑部对真可用刑不止一次,而且极为残酷。然而真可毕竟是个刚毅有修为的人,不仅面对大刑不为所动,甚至还神色自若的为曹学程说法。《紫柏尊者全集》卷首中所收录的〈圜中语录〉就是当时的说法纪录。 
  12月15日刑部宣布定案,真可被判有罪。真可是一个经年在外修头陀行的僧人,对于痛苦的忍耐程度必定超过一般人;且依他刚烈的个性又绝对不可能屈打成招。但从11月29日真可被捕到12月15日判罪,期间只有短短十五天。如此重大的案件,就这样草草的结案定罪,不仅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黑暗,更可以看出明代司法的草率。对执事者有意致自己于死罪,真可相当的失望,深切的感慨道:“世法如此,久住为何?”他在〈十五日法司定罪说偈〉中也说: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全集》,卷首,〈紫柏老人圜中语录〉,页六四二。)从偈语中不难看出真可对世法的失望,同时也透露出他不愿再住世的讯息。 
  真可临化说九偈,遗言:“护持三宝, 严径山刻藏事,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止。”万历12月17日辰时,沐浴端坐,数称毗卢遮那佛而逝。曹直指听闻立即趋往榻前,大呼:“去得好!”真可复开双眼微笑道别。他曾说:“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临期出脱,看他便了。”真可一生精进修持,强调对于生死的开破,临化他将死生的自在展现无遗。癸卯冤狱造成如此令人遗憾的结果,推究其原因,客观的评析,除了明末政治的黑暗外,真可性格的刚烈应该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 
  真可坐化后,待命六日,历经霜风尘沙的摧蚀,色身依旧神色不改。出狱后,弟子依照其遗言将之徒身浮葬在北京城西郊的慈慧寺外。万历32年京城大水,弟子担心真可肉身为水所化,开棺启视。但见真可肉身端坐如生,丝毫不为大水所害,弟子于是奉龛归径山。9月,供于寂照庵中,此即刊刻《嘉兴藏》的所在地。万历42年朱文宁礼塔知塔中有水,弟子法铠等人于是将真可龛移至开山。万历44年11月19日,由德清举行荼毗仪式。
  此时虽离真可坐化已十三年,然其肉身丝毫不坏,宛如在世。荼毗之后,留下无数的舍利。11月23日,灵骨塔于径山文殊台,世称紫柏塔。真可一生以负荷大法为己任,不仅自己精进修行,同时更积极地投入刻经与复寺的宗教事业中;但是他并不以一代宗师自居,从未开堂普说,且虽有十余座寺院之兴复,也未担任过任何寺院的住持。在明末衰败的佛教环境中,真可树立了一个精进不懈、刚正不阿的人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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