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古代佛教图案纹饰艺术》出版前言

2014/9/8    热度：229   

李肖冰出版专著目录
　　1、 1995年7月由台湾美工图书社与新疆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大16开本）获第1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2、 1998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哈萨克族风情录》（32开本）；
　　3、 1997年7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新疆吐鲁番民间图案纹饰艺术》（大16开本）会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优秀图书奖；
　　4、 2000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新疆古代陶器图案纹饰艺术》（大16开本）；
　　5、 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戏剧审美思考》（8开本）；
　　6、 200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与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新疆古代佛教图案纹饰艺术》（大16开本）；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了2000年。据考证，“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经由中亚细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东传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广州”。
　　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陆路成为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商旅、僧侣、各国使节往来十分频繁。丝绸之路在西域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古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到达昆仑山北麓，再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到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到达疏勒(今喀什一带)。历史上印度来中国的僧人大多是通过这南北两道到达内地的。
　　佛教最先传入人于阗(今和田)。于阗对佛教的东传与中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传入新疆于阗的佛教是小乘佛教，后来大乘佛教也接踵而来，大约在公元7世纪才渐趋衰落。佛教给新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仅以佛窟千佛洞为例，就发现了16处之多，保存较完整的洞窟达五六百处之多。
　　艺术形式是佛教宣传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佛教宣传拓宽了艺术的形象思维和文化交流的领域。它通过塑造、绘制的佛、菩萨坐像、立像及其他相关图案纹饰等艺术形式，吸引人们注视并进而达到对之崇敬与信仰的目的。
　　“中国古代艺术源远流长，其间自汉魏以来，由于受到佛教新鲜刺激和强大影响，中国艺术的各个领域更加异彩纷呈，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没有佛教艺术，汉魏以来中国艺术就不仅远为逊色，而且某些领域甚至会成为一片空白。”这是专家、学者们所公认的。
　　佛教中的佛像与菩萨，都具有超乎寻常的神秘感与理想化色彩。所谓四大天王，大多塑成四种不同神采的人物形象。天龙八部就绘有八种不同的人物动态与表情，对于释迦牟尼像更是敬若神明。菩萨造型则是千姿百态，神采飞扬。他们都登上了西域壁画艺术的殿堂。
　　壁画世俗化倾向相当普遍，尤以供养人最为显著，即以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穿着为其主要模式进行绘制，因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就是服饰。例如克孜尔千佛洞中第8窟供养人短发垂项，也有短发梳理，头戴圆顶黑白小花帽，穿大翻领对开襟衣，穿着饰花边纹样的长袍，束联珠纹腰带，佩剑或小刀，这些都是典型的龟兹服饰的装扮。壁画中的服饰有大量的“裤褶服”，即上衣着翻领或圆领小袖褶，下身为小口裤、乌靴，这就是有名的“胡服”。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改汉装的宽衣大袖长袍衣为裤褶服。这种服饰便于行军作战，是我国服装的首次改革，它对于北方各民族的着装产生了很大影响。
　　龟兹乐舞形象在龟兹石窟中占据一定位置，龟兹乐舞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发展成具有相当影响的乐舞艺术。
　　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出土了一具舍利盒。盒的周围绘有一幅“苏幕遮”表演形式的乐舞图。图中的舞蹈者，身穿铠甲一般的衣服，头戴各种面具，携手舞跃。在一个身穿兽形衣服的舞者周围有3个儿童拍手助兴，后面一组乐队在伴奏。乐队使用的乐器有竖箜篌、凤首箜篌、排箫、大鼓、鸡娄鼓(包括兆鼓)和号角。《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破阵舞以下，皆擂大鼓响动，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图中出现大鼓，为上述记载提供了印证的资料。图中乐舞人物的穿着均为翻领、窄袖、束联珠纹腰带、足蹬尖头乌靴的龟兹世俗服饰。此舍利盒上的乐舞服饰，是龟兹乐舞服饰与龟兹服装的真实面貌。此盒现藏于曰本。
　　西域各千佛洞多建在山水秀丽、环山伴水的清静之地，在一片绿色的大自然环抱和阳光的照耀下，往往呈现出奇异的光彩。西域各民族大都是游牧或半农半牧民，他们早晚与羊、牛、马等牲畜相伴，壁画中山现了许多表现各种动物纹饰的图案，还有那日神、月神图，这是他们崇拜大自然的宇宙观的生动体现。那壮美、神秘的金翅鸟纹、鸾鸟绶带纹、大雁衔环纹、孔雀纹以及莲花纹、忍冬纹、卷草纹、宝相花纹、花树纹、祥云纹等植物纹饰，以佛本生故事为主题的菱格纹等等，都给予“佛国世界”以人间的美景，情趣盎然。
　　受犍陀罗艺术造型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佛像与菩萨造型。这主要是由于地缘的相近和犍陀罗艺术与佛教几乎同时传人于阗这两个原因。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过莎车越葱岭，或西南行至新疆皮山，汉武帝时曾经此路与罽宾有过交往。所谓罽宾，即唐代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它与南邻犍陀罗一样。同是希腊化的塞人国家通行祛卢文。祛卢文于公元3世纪传到了于阗。
　　朱英荣说：“龟兹位于中亚腹地。中亚腹地区域辽阔，从东到西几乎越过整个亚洲中部地带的一半路程。它北倚天山，南以昆仑山为界与西藏相隔，东部的边界达到祁连山地区，西部则紧靠帕米尔高原。在中亚腹地的天山山脉与确尔达格山、库鲁克达格山、塔里木盆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南到北宽约300多公里的富庶地带，这就是古代龟兹之地。”
　　龟兹的地理位置适中，它属于绿洲农业、半农半牧文化圈。在龟兹石窟中的供养人形象中，就有不少龟兹供养人、汉族供养人、回鹘供养人。上述供养人像的画图，说明他们曾经在龟兹地区活动过、游牧过。这为该地域环境的人文考察与人种学研究，提供了可证实的研究资料。
　　犍陀罗艺术造型是由希腊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融合而成的。一般认为，公元前327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西北印度、大夏(今阿姆河流域)和安息(波斯)一线逐渐形成了一个东方希腊化文化带。由于它们之间文化联系密切，因此史称希腊化时期，严格地说，这个阶段的后期已属罗马期了，所以犍陀罗艺术不但含有波斯、大夏，而且还有希腊和东罗马等地的文化因素，也一并传人西域。犍陀罗艺术造型的影响已被西域南、北道各千佛洞中的佛像、菩萨造型吸收、融合。
　　“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促成了印度佛教在高昌的传播。柏孜克里克石窟是东疆佛教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约建造于公元6世纪麴氏高昌时期，后来历经唐、五代、宋、元时期，直到公元13世纪，这里一直是高昌地区的佛教重地。柏孜克里克石窟最繁荣的时期，是在西州回鹘时期。约公元7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建立王国，并崇信佛法，于是这里成为回鹘国的一家贵族寺院。现存的部分洞窟就是在这一时期凿筑或扩建的。可以说，柏孜克里克石窟中，有一大部分为回鹘文化的艺术宝库。柏孜克里克石窟是新疆地区晚期佛教艺术的精晶。
　　20世纪初，西方列强纷纷至此用卑劣的手段，窃去壁画，大量佛教文化艺术精品被窃运国外，尤以德国人窃取的次数最多，实在令人痛心。然而这些被窃壁画也以其高超的技艺，在西方引起极大震动。
　　在高昌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要数吐峪沟石窟，其开凿时间当在晋设高昌郡以前。其东南区第4窟，应在晋设高昌郡时代。其中最突出的是壁画题记，全部采用汉文书写。可以证明，这是汉文化传统艺术风格的西渐，也是中原汉文化与西域高昌文化交流、结合的一个印证。
　　高昌地处吐鲁番盆地，是“丝绸之路”重镇，因邻近内地，交通十分便利。这里的佛教遗址与出土文物、考古遗存都相当丰富，对于研究西域古代史与中西文化艺术交流史具有重大价值。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一个民族的发展，一种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动力．但永远离不开向外部世界学习。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没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有很多缺陷。拿中国来讲，如果没有佛教的传人，从汉代，或者从魏晋开始，我们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佛教文化的传播，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致使西域这块边陲宝地产生了龟兹佛教石窟群与高昌佛教石窟群。这些窟群从建窟伊始，直到兴盛，以及最后衰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涉及面很广，影响深远，给后世留下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丰厚遗产，是值得后学者深思与研究的。
　　“佛教文化艺术是为宣传其宗教服务的，但是，艺术也并不完全是宗教的奴仆。无数有名的与无名的艺术家在描绘、塑造艺术形象时，总是要渗透进去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态度和感情，体现人间的审美理想，反映在神权禁锢下人的主体意识的朦胧的觉醒，从而表现出人间的光明，给人们以新鲜活泼、飞跃腾动的美感。应当肯定中国佛教艺术同样闪烁着古代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坐落在深山密林或闹市街头的寺塔、佛像、壁画，这些煌然出现的艺术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20世纪的考古事业，在全国、在新疆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特别是近20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古事业的发展，使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类先辈们在那荒蛮的年月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看到了那些极富时代精神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珍贵文物遗存。这些珍贵文物遗存既充分说明了先辈们无限的创造性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又拓宽了人们对于地下历史的认知。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历史遗物正不断地被发掘、发现，为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崭新的宝贵资料。佛教遗址与壁画艺术，仅仅是这些珍贵文物遗存中极少的一部分，但极少的一部分就已说明了佛教绘画艺术融合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线描和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犍陀罗艺术的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为西域文化艺术带来了新的因素与色彩。
　　新疆佛教石窟群，除龟兹石窟群、吐鲁番高昌石窟群外，散落在天山南北的佛教遗址还有：位于和田洛浦县城西北50多公里处的热瓦克佛寺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又称东西昭怙厘大寺或雀梨大寺)位于库车县城东北23公里库车河雀尔塔格山口处，在位于若羌县的磨朗寺院遗址(又称米兰佛寺遗址)曾发现有翼神像，还有喀什疏附县境内的摩尔佛塔与三仙洞佛窟寺，北庭西大寺回鹘佛教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境内)。
　　西域佛教图案纹饰艺术，是个既神秘又写实的艺术，它既夸张又明朗，包容了丰富的内涵，它的涵盖面相当广泛。关于这个课题，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水平浅薄，我仅仅勾勒了一个粗略的轮廓．算是抛砖，以期引玉。
　　就佛教而言，盲目的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留给后世的，是佛教文化艺术的珍贵遗产。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值得大家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