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州几件石造像的时代问题
2014/9/8   热度:311
《文物天地》1994年第4期刊出《中国全臂维纳斯——定州发现一批东魏石造像》一文,最近我有幸目睹了这批佛像,对其“皆为东魏”这一断代结论不敢苟同。
这6件石造像中,第一件“东魏武定元年汉白玉观世音造像”,因在其底座背面竖行阴刻发愿文:“大魏武定元年八月廿三日佛弟子吴易兴为亡夫杜英造观世音像一区……”等字样,当为东魏无疑。第二件“东魏青石弥勒佛造像”,作者夏先生“通观其造型布局,雕工技法,纹饰风采,神态变异,颇具东魏中早期风格”,我也不存异议,此像具有北魏晚期遗风:高肉髻、面长、嘴角深陷,面露微笑,表情慈善,细颈、窄肩、身长,衣褶较厚,但衣纹处理较北魏晚期造像简化,面部刻画更真实,表情更自然,与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东魏造像的北魏晚期承继型相类。
另外四件,只因其与“武定元年造像”相伴出土,就往东魏时代风格特点上靠,粗略地断为东魏造像,实在有失客观。大家知道,在考古学断代中不仅适用地层学作为断代根据,同时还要依靠类型学进行分析、研究。类型学要求不但要总结其相同之处,而且还要分析不同之处,在比较异同过程中,发现其演变规律、承袭脉络。在鉴定中也同样适用,不仅在同时出土的文物中相互比较,而且必须与某一时代有确切纪年的标准物相比较,才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
对于文中第三件“东魏汉白玉金彩观世音造像”,夏先生通观其彩绘风格、构图及做工技巧,与‘东魏武定元年’刻铭观音像极相似,如同出于一人之手”,同时也看出其不同点。又接着说“唯后者较前者面容更加丰满圆润,使之更女性化”,但最后还是断定其“仍然保持着距今1450年前的东魏时期的新鲜气息”。
现在我们对这两件造像作一对比:
首先,从背光看:两者有相似之处,皆以彩绘分为两层,内层皆绘有圆形头光,其上描金、彩绘火焰纹等,但“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背光的彩绘图案细腻、繁密,与其繁皱的衣纹相映衬,如其背光外层彩绘的如意云形火焰纹,上下勾连,纤小而繁密,只一侧就有十余条之多。而这件“金彩观世音造像”的背光彩绘图案已分明显得疏朗和简单化,其背光上如意云形火焰纹,只有清晰、粗大、不连贯的四五条,显然存在着风格的承袭性和时间的延续性。
其次,再分析菩萨的形象特点:“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是典型的东魏末期河北曲阳地区石造像,头大、身体比例近似儿童,头微低,扁胸、鼓腹,着衣翼角鲜明突出并向身两侧外展,显飘动状,帔帛腹前打结,并在膝上呈“U”形垂叠式衣褶,表现出着衣的繁丰,其帔帛过莲台垂至底座。这种式样还见于北齐天保年间,以后便不再出现。而“金彩观世音造像”,头微扬、面圆,面部刻画生动,身体平直较丰满,手足饱满,肌肉感强,着衣翼角已不存在,衣褶很少,只平展地自肩部自然下垂及座,正符合杨伯达先生所说北齐时期的造像具有“在武定时期造像的成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肌肉隆起、面庞丰满、衣饰简化而更薄”(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的特点。
第三,身前装饰的比较:东魏菩萨造像的帔帛多在腹前穿璧交叉,如《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中东魏武定二年(544年)苏丰洛造菩萨立像、(注: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172图。)、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兴和三年(542年)乐零秀造观世音像(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等;也有象这件“武定元年观世音造像”为帔帛于腹前打结,如曲阳修德寺出土的武定五年(547年)赵宗贵造观世音像(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但“金彩观世音造像”这种式样,身前串珠璎珞作“×”形的极少。曲阳修德寺出土的武定元年杨@①洛造观世音像(注:杨柏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戴长璎珞,但其身材及衣饰风格却是扁胸、鼓腹,着衣翼角向身两侧外展的东魏特点,与身材平直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串珠璎珞的式样到北齐武平年间以后流行起来,入隋则更加发扬光大,极尽串珠璎珞之能事,如现存美国明尼法尼亚艺术中心的隋开皇元年(581年)成国乡邑子卅人造观世音立像(注: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228图。),观世音满身缀饰串珠璎珞,极为复杂优美。
从以上三点比较可以得出结论:“金彩观世音造像”是北齐造像无疑。
而第六件被命名为“东魏圆雕观音童子像”的造像,从其“底座雕作蘑菇形圆盘,……平底,底中心设卯孔”的造型看,应是一铺座多尊像上的“供养菩萨”。从其面容看,面部圆润,广额丰颐,长耳丰垂,弯月眉,秀长目,高鼻附琢双翼,樱口朱唇,颌下丰满,以及手足饱满圆润等,与第三件“金彩观世音造像”面部、手足雕琢形式如出一辙。从其朱唇分析,原曾有彩绘,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洁白素身。其衣着也简洁、流畅,如宿白先生所言“北齐后期单体立姿佛像更流行贴身薄衣,隐现肌体,不雕饰衣纹的作法,佛像外施彩绘”,其侧体微转的曲线等“与6世纪天竺佛像一再直接东传”(注: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等有关。因此,此“供养菩萨”当为北齐作品。
第四件和第五件“汉白玉二菩萨造像”手法相同,皆为大背光,外沿彩绘金边,内饰火焰花卉图案,及菩萨平直的身形,顺直简单的衣裙。如将第四件二菩萨像之金彩脱去之后,其形制风格特点与定州博物馆藏的“天统二年造双观音立像”极相似,只是此二菩萨分踏两覆莲座,而“天统五年造双观音像”合立一长方圆角覆莲台而已。东魏时期造像之覆莲台,多为复瓣莲,莲瓣上凸刻两椭圆形核状物,并且雕琢细致,造型饱满,而到北齐中晚期则如这两件双观世音立像一样,莲台之莲瓣光素且单薄,如线刻一般极为浅细。杨伯达先生对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造像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北齐“这一时期新出现了……双观音,双菩萨像”(注: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因此,与曲阳近在咫尺的定州的情形也应与之相同,即在东魏时期,双观音、双菩萨像还未出现,所以这两件汉白玉二菩萨造像的时代应定为北齐为宜。
以上看法,未必有当,提出来就正于方家,以期达到更接近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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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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