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燕京悯忠寺历史考述
2014/9/8 热度：331
蒙元时期燕京悯忠寺历史考述
作者：黄春和
悯忠寺，即今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的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九年(645年)，是北京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佛寺之一。自唐迄今，屡经兴废，但香火不衰，在北京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蒙元时期(指1217年蒙古人攻陷燕京至1368年元朝灭亡)是该寺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先后有多位高僧住持于此，开展弘法活动和佛学研究，并有一些重要的宗教、政治事件于此发生。本文试对这一时期悯忠寺重要僧人和历史事件分别进行考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隆安善选住持并重修悯忠寺
蒙古人入主金中都后，最早住持悯忠寺的是金末著名华严和律宗高僧隆安善选。《大元敕赐大崇国寺①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大师传戒碑》(下面简称《善选传戒碑》)对他住持并修复悯忠寺有明确记载：
我师伐金，师转徙平滦，军中日无足食，将士或馈荤馔，终□却不受，人知其清洁，不复磨熬□。得还燕，闵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厦里等特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书省耶律楚材署疏请主闵忠寺。寻主崇国寺，则丞相厦里之请也。师告施者，经营缔构，悉复旧观。②
从这段碑文可见，隆安善选住持悯忠寺是由当时丞相厦里、中书省丞相耶律楚材奉朝命共同邀请的，原因是悯忠寺在蒙古伐金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重修悯忠寺和崇国寺。结果他没有辜负朝廷，发动信徒，“经营缔构”，恢复了悯忠、崇国二寺“旧观”。
在金末蒙古围攻金中都的战争中，蒙古军队给燕京城市造成了极大破坏：宫殿被毁，城中的佛寺也在劫难逃。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一些中都城遭到战火破坏的零星记载，可以作为悯忠寺遭受战火焚毁的重要辅证。如《大金国志》记载：
重庆元年正月三日，河东总督统军完颜及、高阳帅遣贲兴各路兵入援。至易州，完颜及又遣人使于朦骨，俾袭其国。……十五日，内城及四子城开，完颜及等见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会初不罹兵革，殆将百年，僧侣道观，内外园苑，百司庶府，室屋华盛，焚毁无遗，向非献忠王有先见宏图，国不立矣。③又《元一统志》记载：昭觉禅寺，亦旧刹也，金因之。贞初毁于回禄。④又《湛然居士文集》记载：
……贞初，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余，僧童绝迹，官吏不为之恤，寺舍遂为居民有之……。⑤据《元史》记载，蒙古攻破金中都的时间是金贞三年(1217年)，这样隆安善选入主悯忠寺的时间应在1217年以后。
隆安善选的事迹，在《善选传戒碑》中有详细记载。善选，俗姓刘，号隆安，香河会仙乡马家里人。生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出生时有异光显现。长大后，于本乡隆安寺出家，礼真觉法师为师，学习华严要旨，遂有“隆安”之号。后来听说燕京永庆寺正法藏大师“素通清凉国师义疏”，乃求学于门下。他终日宴坐佛前，一日闻云版声，顿然开悟，便自号“空明”。后广学经论，“究璎珞、瑜伽论，知四不坏性，明三乘戒法”。值蒙古伐金，随军转徙至平滦。战争平息后，回到燕京。这时昔日规模宏大的悯忠和崇国两寺皆为战火焚毁，丞相厦里和中书省耶律楚材奉命请他主持并修复两寺。他先赴悯忠寺，不久入主崇国寺，使两寺都恢复了旧观。其后又受行台舒穆噜明安礼请，住持宝集寺。在宝集寺期间，他大弘华严和律学，曾参加了弘法寺所藏经版的校勘、补缺工作；甘泉寺本无禅师志玄建大戒坛，曾请他为教授师；后来真定邱王二帅“继启资戒会”，又受请为“羯磨传戒宗主”。⑥在这次资戒会上，他将辽道宗所书金字戒本传给了“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五月演说完八关斋戒，于第二天留偈而逝。世寿七十五，僧腊五十六。弟子为之建舍利塔于宛平县玉河乡鲁郭里之祖茔。
隆安善选门下弟子众多，入室弟子有二百余人，其中著名者八人，即通辩大师定学、雄辩大师定义、通理大师道明、崇教大师慧英、寂照大师定志、广慧大师祖璋、圆照大师恒迁、崇教大师定演。其中定演后来住持北崇国寺⑦，定志住持南崇国寺。这二人事迹留有碑记，其他人事迹只有一些零星记载。这些人后来成了元代弘扬华严和律宗的一股主要力量。
另外，在《善选传戒碑》的碑阴也刻有文字，字迹漫漶，经仔细辨读，为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六及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宣政院追封隆安善选为国师的两道谕札，为元代圣旨白话碑形式。其中有一段碑文可以看出大概内容：
宣文阁里有时分，速古儿赤……等奏，俺根底释教都坛主澄吉祥文书里咨呈：大崇国寺空明圆证大师选公释教都总统名分里委付了，有为他来亡殁了，有为他传受金字菩萨戒本立碑的，上头依先祖师例，封赠国师名分的说有，俺与伯撒里大师、右丞相一处商量了，依着他得来的文书，释教都总统澄慧国师选公名分，封赠怎生么道。⑧
从这段碑文看，隆安善选圆寂后在朝廷官员的奏请下又被追封为“国师”，追封的具体时间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另外，在这段白话碑文中，隆安善选名前先后冠有两个头衔：一是释教都坛主，一是释教都总统。这两个头衔在《善选传戒碑》中都没有出现过，可补《善选传戒碑》之缺，同时也进一步揭示出隆安善选在元初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和影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隆安善选舍利塔的情况。据有关文章介绍，隆安舍利塔在解放初期还存在，位于今八宝山以南鲁谷，与碑文所说的“鲁郭里”完全相符。该塔为密檐式，其塔身、塔檐均向内凹入，塔檐造型富于弹性。特别是第一层塔身装饰有八角形倚柱，都作成五层密檐塔的形式，阑额之下，又刻有巨大的倒悬状云头纹装饰，八个窗子八种图案，无一雷同。该塔在元代佛塔中较为罕见，反映了元代高超的建筑和装饰艺术水平。遗憾的是该塔在1963年被拆除了。⑨八宝山以南的鲁谷是金元时期南北崇国寺的“祖茔”，崇国寺住持高僧圆寂后都建塔埋葬在那里，如善选的弟于定志和定演，根据他们的碑铭记载也都是塔葬于鲁郭里祖茔，因此八宝山鲁谷地方过去一定有很多塔，算是一处塔林。
二、圆融宣密大师祥杲与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
继隆安善选之后，悯忠寺又有一位著名的高僧——圆融宣密大师祥杲驻锡于此。虽然祥杲的事迹目前仅见《善选传戒碑》中一条记载，说他在元太宗癸卯年(应为乃马真后二年，即1243年)曾得到宝集寺圣国师志玄授与辽道宗手书金字《菩萨戒本》，而后他又授与崇国寺空明圆证大师善选。但是仅凭这条记载，足以引起我们对祥杲其人及元初悯忠寺的高度重视，因为金元两代能够得到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非常不易，表明了受持者及所在寺庙在佛教律学弘传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为此，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辽道宗的金字《菩萨戒本》及其流传情况。
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是辽道宗在位时亲笔书写的一部佛教传授菩萨戒戒本。《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说是道宗刺血和金书所写⑩。辽道宗是辽代诸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史称他“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祝发三千”B11。他曾于燕京西山灵光寺建招仙塔，供奉佛牙B12，施钱五万贯助建大昊天寺B13，礼敬通理、守臻、法悟、道NB271、法均等名僧，皆赐以官爵和名号。不仅如此，他还对佛学研究颇有兴趣，曾命一些著名高僧为华严宗重要论著《释摩诃衍论》进行注疏B14，他自己也撰写了一部研究华严学方面的专著——《御制华严经赞》B15。北宋苏辙《栾城集》里还专门记载了道宗对佛学的喜好，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无数。”B16苏辙是辽道宗时出使辽国的，他所指的北朝皇帝正是辽道宗。从这些情况看，道宗书写《菩萨戒本》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道宗书写的金字《菩萨戒本》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梵网经》。此经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由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共二卷，是为修大乘佛法的人传授的戒律之一。在内容上它有两种不同：一种出自《优婆塞戒经》，包括“六重二十八轻”；一种出自《梵网经》，包括“十重四十八轻”，但是一般皆遵《梵网经》“十重四十八轻戒”。其中，“十重戒”为：杀戒、盗戒、YIN戒、妄语戒、酤酒戒、说四众过戒、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慎心不受悔戒、谤三宝戒；四十八轻戒为不敬师友戒、饮酒戒等。在性质上它又分为三种，也称三聚：一为摄律仪戒，意为凡断一切恶者属于此类戒；二为摄善法戒，意为凡修一切善者属于此类戒；三为摄众生戒，亦名饶益有情戒，意为凡普度一切众生者属于此类戒。因此，菩萨戒又称“三聚菩萨戒”或“三聚净戒”。
戒律是佛教徒修学的重要内容，被置于“三学”(戒、定、慧)之首。戒本是传授戒律时依据的具体蓝本，它涵盖了佛教律学的全部思想和内容，是佛教律学思想的具体化。由于道宗皇帝金字《菩萨戒本》具备了传授菩萨大戒的实际功用，同时又出自帝王之手，具有实用性、神圣性和权威性等多重价值，因此倍受佛教徒关注和重视，被视之为律学传承的重要信物、律学权威的象征和“镇寺之宝”。在佛教徒的虔心护持下，道宗金字《菩萨戒本》自问世后一直传到了元末，流传了二百年左右，前后受持的律僧有十八位。关于它的流传情况，《善选传戒碑》中有清晰的记载：
“……至辽道宗，以金泥□□书菩萨三聚戒本。耶律淳卒，群臣立其妻萧氏，改元德兴，以三聚戒本NB272马鞍山惠聚寺悟缠。后廿有九年，金贞元元年，弘寺圆怡掌之。又后六年，正隆三年，开悟寺行NB141掌之。又后六季，大定三季，达恒掌之。又后九年，延洪寺善谦掌之。又后五年，善NB273掌之。又后十有七年，明昌二年，善兴掌之。又后七年，承安三年，惠应掌之。明年，性NB334掌之。又卅有六年而金亡。元兴，宝集寺圣国师志玄奉持尤谨，太宗皇帝癸卯岁，诏启圆戒大会，戒本传与悯忠圆融宣密大师祥杲，杲以传于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善选。由是知律学之渊源尚矣。……乙丑岁，真定邱王二帅继启资戒会，师(善选)皆为羯摩传戒宗主，复授戒本于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隆安师示寂既久，行秀传戒本于崇国定志，志传昊天显净，净传崇国定演，演传原教法闻，俱戒行精严，人天师表。……以授今大崇国寺住持普明净慧大师臣僧智学……。”B17
从这段碑文可见，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流出皇宫是在辽兴宗之孙耶律淳驾崩，其妻萧氏改元德兴之时。据考，耶律淳的卒年和其妻萧氏改元德兴为同一年，即公元1122年，可见金字《菩萨戒本》流出皇官的确切时间应为公元1122年。最早受持金字《菩萨戒本》的是马鞍山惠聚寺(即今戒台寺)悟缠。悟缠，无碑刻史籍记载，但从其寺属和法名判断，应为辽代著名律僧法均的徒孙，因为法均另有两个徒孙，叫悟敏和悟铢B18，都属于“悟”字辈。经过二十九年，即金贞元元年(1153年)，悟缠传戒本弘寺圆怡。又经六年，即金正隆三年(1158年)圆怡传开悟寺行NB141。又过六年，即金大定三年(1163年)，行NB141传达恒。又经九年，达恒传延洪寺善谦。又过五年，善谦传同门善NB273。又过十七年，即金明昌三年(1192年)善NB273传同门善兴。又过七年，即金承安三年(1198年)，善兴传惠应。金承安四年(1199年)，善兴传惠应。金承安四年(1199年)，惠应又传性NB334。以上受持者生平事迹均不见史料和碑刻记载。其中，达恒、善NB273、善兴、惠应、性NB334等人法名前均不冠以寺名，可能是他们的寺属与其前面受持者寺属相同而略去。性NB334受持达三十六年，直到金朝灭亡。到蒙元时期，第一位受持者为宝集寺圣国师志玄。他是金末元初一位十分著名的律宗高僧，在《元一统志》中有两处关于他的记载：一处载曰：“大觉圆通大宗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B19一处载曰：“大明寺在旧城安仁坊，按重修寺记，乃宝集寺大觉圆通大师志玄，当大元开国统御之际，见古燕大明故刹，屋老僧残，考其遗迹，乃金正隆二年安远大将军甄孝兴所建，旧名甄乐。师以金易其地，大阐法筵，律仪为世所重。”B20至乃马真后二年(1243年)，在朝廷举办的圆戒大会上，志玄又将戒本传给悯忠寺圆融宣密大师祥杲。之后(应为善选从悯忠寺迁崇国寺后)，祥杲又传崇国寺空明圆证大师善选。之后，在真定邱王二帅举办的资戒大会上，善选复将戒本传与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其后，行秀又传给崇国寺定志。定志是善选的弟子，继善选后住持崇国寺，曾受赐“清慧寂照大师”称号，其生平事迹留有碑记B21。其后，定志又传昊天寺雄辩大师显净。之后，显净又传北崇国寺定演。定演亦为善选的弟子，其生平有《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详载。据该碑记载，显净传定演戒本时间应为至元二十四年(1282年)，也是在资戒大会上。其后，定演又传大原教寺光教律师法闻。法闻(1258-1317年)在明代明河《补续高僧传》上有其传记B22。最后，法闻传北崇国寺普明净慧大师智学。智学受持时已届元末。智学之后金字《菩萨戒本》传承情况不明。
三、道教伪经在悯忠寺焚毁
通过隆安善选的住持和重建，悯忠寺完全恢复昔日(辽代)的盛况，成了燕京城中一座举足轻重的佛教活动场所。蒙古宪宗八年(1258年)和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两度将焚毁道教伪经的地点选择在悯忠寺，就足以说明它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
关于悯忠寺焚毁《道藏》伪经的起因，还得从元初佛道之争说起。公元13世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为取得中原地区的统治，积极地拉拢中原各派宗教势力，藉以达到“因俗柔人”的目的。这时形成于金代中期的道教全真派在整个北方地区已发展为一支较强的宗教势力，自然成了蒙古国太祖成吉思汗笼络的重要对象。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人诏请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赴大漠相见，“赐号神仙，爵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道教”B23。太祖十九年(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后，与其门徒大力发展本教势力，从而引起了元初历史上著名的佛道之争。为了平息风波，蒙古统治者在佛教界的强烈要求下前后召集了三次佛道辩论会。
第一次辩论会是在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举行的，地点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佛道各派有重要人物参加，宪宗皇帝亲自主持了这次辩论B24。辩论的焦点有三个问题：一是《老子化胡经》真伪问题；二是佛寺塑像被破坏问题；三是佛寺及庙产被侵占问题。由于佛教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这次辩论结果是道教失败。
第二次辩论会由忽必烈主持，地点在忽必烈新建的王邸开平府。这次辩论的内容与第一次相同，仍以道教败北而告终。朝廷的判决结果为：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均被押赴龙光寺剃发为僧，随即押回燕京，“遍散诸寺”；全部退还482处寺庙、山林和田土，恢复佛寺塑像；焚除《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胡图》经板及其他道教伪经。这次焚经的地点选择在悯忠寺，《至元辩伪录》对此有明确记载：“时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张真人既听读讫，乃使人就云台观追取说谎伪经化胡经、八十一化胡图等板木，及随处宫观有底伪经，辇载到燕京，于大悯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对百官并与烧却，万寿谏和尚与下火云。”B25
通过和林和开平的两次辩论，佛道之争可以说已有结果。忽必烈即帝位后，为稳固其统治，复崇道教。全真教徒得到帝王的尊崇，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大都长春宫道士在提点甘志泉、知官王志真的指使下，“自焚禀舍”，并诬告是僧录广渊所为。中书省、枢密院经过审理，最终判定是道教诬陷佛教。事后忽必烈命枢密院副使孛罗等颁下圣旨，对道教徒进行了严厉惩处。这时佛教界又趁机上奏：“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于是忽必烈又命枢密副使孛罗、前中书省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合台萨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在京诸僧首，共赴长春宫，会同道教各派领袖，再辩《道藏》诸经之真伪。这次辩论可称之为佛道第三次辩论。到至元十八年十月，道经真伪的甄别工作告竣。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张易上奏甄别结果曰：“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于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忽必烈立即诏谕天下：焚毁除《道德经》外所有的《道藏》伪经。诏令下达第三天，即十月十二日，大都地区的《道藏》伪经全部集中到悯忠寺，在朝廷官员和佛教四众弟子的监督下全部焚毁。至此，历经数十年的佛道之争画上了句号。
最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忽必烈为何两度将焚毁道教伪经的地点选择在悯忠寺。对此，我以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悯忠寺在元初曾被道教徒侵占。《至元辨伪录》记载：“京悯忠寺东塔院，大道信道姑占守坐住。”B26这样选择在悯忠寺焚经自然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二是悯忠寺在元初属于教门，曾有隆安善选和祥杲等教僧在此弘扬华严和律宗，具有较高的地位，而忽必烈即位不久又采取了“重教抑禅”的政策，使教门地位得到提高，这样在宗教地位上选择悯忠寺焚经也就名实相符。这两方面应当是忽必烈选择在悯忠寺焚经的出发点。
四、湍吉祥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湍吉祥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驻锡悯忠寺的一位高僧。他和蒙古时期悯忠寺僧人祥杲一样，生平事迹在史料和碑刻没有留下记载，仅在顺德府开元寺僧人庆吉祥主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列有他的名号和职务，称“大都大悯忠寺传法通辩大师讲经沙门湍吉祥，奉诏校勘”B27，由此而知他参加了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至二十四年间忽必烈亲自召集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校勘工作。凭这一条记载，我们对湍吉祥其人就不可等闲视之，因为湍吉祥参加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校勘工作，是元朝举办的一项重要佛教学术活动，也是元朝作出的一项重要佛学成果。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共10卷，是一部佛教经录著述。由顺德府开元寺庆吉祥主持编纂，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夏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结束。它对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间194人所译著的佛典1644部的目录，按照显教和密教的类别重新进行分类编目，并对西藏和汉地两种文字的佛典异同进行校勘，详细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等内容，还用汉字标注佛典名称的梵文译音。每部佛典都有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起，至“植”字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部佛典目录著作就是元代官版大藏经目录，但是由于元代大藏经至今没有发现一套完整实物，无法比对予以证实。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佛典目录著作，它对研究元代大藏经、汉藏佛教经典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这部经录著作是由忽必烈发起，并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开展和完成的。为此，忽必烈专门召集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北庭等地第一流的高僧和学者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堪称汉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事。湍吉祥能够参加这次高规格的佛教学术活动不仅体现了他本人高深的佛学修养，而且也反映了悯忠寺在元初重要的佛学地位和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湍吉祥的事迹缺乏文献记载，但是我们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列出的“传法通辩大师讲经沙门湍吉祥”这一长串学衔，还是可以发掘出一些关于他的重要的历史信息。我们先看“通辩大师”之号，这应当是元世祖忽必烈敕赐的一个封号。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列出的僧人中都带有皇帝敕赐的封号，如崇国寺定演被封为“圆融崇教大师”，大圣寿万安寺知拣被封为“佛觉普安大师”等B28，能够得到皇帝的赐号说明湍吉祥地位非同一般。在《善选传戒碑》中，善选的弟子定学也有“通辩大师”之号，而湍吉祥与善选同属悯忠寺僧人，前后相随，而且湍吉祥的修学据“通辩大师”、“讲经沙门”，以及他参与校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工作性质看，与善选又完全一致，同属教门。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定湍吉祥很可能就是善选的弟子定学。但这不是最终定论，只是一种推测。再看“讲经沙门”。它应当是一个佛教学衔，表明湍吉祥在讲经方面的优势和专长。这种学衔在辽代燕京地区就十分流行，当时不仅有“讲经沙门”，还有“讲经论沙门”、“讲律沙门”、“讲华严沙门”等不同名称，元代的“讲经沙门”应当是继承了辽代的佛教教学制度。最后，我们看“湍吉祥”。这是一个名与号连用的称呼，“湍”是法名简称，是僧人法名的后一个字，即古人所谓的“名下一字”，前面一字省略了。我国古代佛教界一般取僧人名下一字称“某公”，表示尊敬的意思，但是这里不称“湍公”，而称“湍吉祥”，这“吉祥”二字是什么意思呢?著名学者苏晋仁先生认为它“是受当时藏僧以吉祥命名的影响”B29，这一说法有些笼统。《全元文》高NB277《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中有一段记载可以说明了“吉祥”之号的真正来历：
至元二年，(道贤)同僧统洎诸名公入内殿祝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受荐公召入万寿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B30由此可见“吉祥”之号是从国师受戒而得到国师赐予的称号，也就是说凡带有“吉祥”号的僧人皆可视为国师的戒弟子。元代崇奉藏传佛教，所谓“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为了抬高藏传佛教的地位，元帝王让汉地僧人从帝师受戒，屈居帝师门下，进而达到掌控汉地佛教的目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做法。
综上可见，我们对湍吉祥可以获得一些了解：他是一位通达佛理、擅长经论的高僧；他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赐封的“通辩大师”之号；他还曾从国师受戒，受赐“吉祥”之号。五、南宋名臣谢枋得在悯忠寺绝食身亡在元代，悯忠寺除了宗教方面的影响外，还有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南宋名臣谢枋得曾被囚禁寺中，并最后在寺中绝食身亡，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祖籍信州弋阳(今江西上饶县)人。南宋宝四年(1256年)及进士第，与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同科。入仕后，先为抚州司户参军。德元年(1275年)，以江东提举、江西招谕使身份知信州。值元兵南下，他曾率兵抗元。信州陷落后，他更名改姓流亡到建宁唐石山，以教书卖卜为生。南宋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广纳天下贤才，朝廷及地方官员多次举荐他，但都遭到他的拒绝：首先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集贤大学士程文海向忽必烈举荐22人，谢枋得列于名单首位；接着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行省丞相蒙古台奉旨前来请他；再一次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福建省参政管如德奉旨到江南访求人才，尚书留梦炎极力举荐他。最后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看到忽必烈求才心切，意欲举荐谢枋得以取悦皇上，博取奖赏，便将谢枋得强行带到了大都，抵京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到大都后，他先去拜望谢太后，当听到“谢太后攒所及赢国公所在”，悲痛不已，并因此而病倒，朝廷将他安置在悯忠寺静养。一天，他稍感身体舒适，信步在寺中游览时，无意中看到一座殿堂的墙壁上刻写的《曹娥碑》，读后不禁悲泣不已，自语道：“小女子尚能如此，我岂能不如一个小女子?”B31于是绝食数日而亡。死时64岁。有《叠山集》传世。
《曹娥碑》原名《后汉会稽孝女之碑》，为度尚立，度尚的学生邯郸淳撰文。因其文辞优美，历代模刻不断，当时谢枋得在悯忠寺壁间所见的《曹娥碑》应是一块后人模刻的石碑。
谢枋得以身徇节的壮举很快得到了后人的崇敬和纪念。明景泰七年(1456年)九月，在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尚书胡NB324等人的奏请下，明英宗为表彰谢枋得的民族气节，特赐谥号曰“文节”。《明景泰帝实录》详细记载了明英宗为谢枋得赐谥号经过：
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之请，事下礼部，尚书胡NB324等以为文天祥已建祠于顺天府学之右，岁时遣官致祭，惟谢枋得祀典有阙，宜令原籍所司岁举祀事，仍行翰林院议赐谥。于是少保大学士陈循等议，天祥弧忠大节，为宋臣首，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为烈，请谥曰忠烈。枋得仗节死义，为天祥亚。按谥法，遵德博闻曰文，谨身制度为节，请谥曰文节。帝曰：奖忠所以励臣节也，有司其如所议行。B32
明英宗给谢枋得赐谥号不久，朝廷又在他尽节之处建祠祭祀。祠称“谢公祠”，又称“谢文节祠”，位于今法源寺后街北部。其北门在今培育胡同20号院，南门(正门)在法源寺后街5号院。据记载，祠的正门原有一方匾额，名“薇馨堂”，是颂扬谢枋得气节的，出自商人伯夷、叔齐采薇而食，不食周粟的典故。祠堂的正堂有一副楹联，曰：“萧寺怆忠魂回首故乡何处是，桥亭留片迹伤心祖砚几时还”，是谢枋得后裔谢增黄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所书，堂正中供有谢枋得塑像。祠堂内还有戏楼、花园、亭阁、宏慈院等建筑。其中花园在西北角，宏慈院在东跨院。祠堂原来归江西会馆管辖。解放后，这里曾为广安中学和实验女子中学校址，祠中建筑多被拆毁或改建，现仅存5号院一座二层砖木结构小楼和数十间带走廊的房屋。B33
①大崇国寺，指南崇国寺。始于唐，又名金阁寺，原址在今广安门内大街长椿街南口北。《顺天府志》载：“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析津志辑佚》载，“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又《盘山志》卷2《上方寺道宗大师遗行碑》载：“师讳道宗，……元和九年秋，师年弱冠，于燕庭全阁寺受戒，礼志敬寺如琳为师。”
②B17《善选传戒碑》，全称《大元敕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刻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九月十七日，危素撰文并正书，张NB326篆额，张述刻。原存西城区护国寺，现已不知下落。碑正面刻《善选传戒碑》内容，背面刻有宣政院两道谕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③《大金国志》卷23《东海郡侯纪年下》。
④《元一统志》卷1“昭觉禅寺”。
⑤《湛然居士文集》卷8《燕京大觉寺创建藏经记》。
⑥《善选传戒碑》记载：“乙丑年真定邱王二帅继启资戒会，师(善选)皆为羯摩传戒宗主，复授戒本于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在13世纪时，乙丑年有两个：一为公元1205年，一为公元1265年。但这两个乙丑年皆不符善选传戒本与行秀时间。若依1205年，蒙古尚未入主中都，善选亦未入主宝集寺，如何传戒本于宝集行秀。若依1265年，此时善选已入灭，与传戒本之事风马牛不相及。因此，笔者以为《善选传戒碑》中的“乙丑年”刻写有误。善选传戒本与行秀究竟为何年，需旁证考定。
⑦北崇国寺，即西城区护国寺，为善选弟子定演于至元二十四年(1282年)所建。《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记载：“至元二十四年，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以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作大殿以像三圣，封高阁以庋藏经，丈室、廊庑、斋厨、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国有南北寺焉。”
⑧《善选传戒碑》碑阴“宣政院谕札”，录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
⑨薛增起、薛南编著《北京的塔》第153页《金安选公塔》，2002年北京出版社。
⑩《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载：“时昊天宿德雄辩大师，授以道宗刺血金书戒本。”《旧都文物略》第226-228页，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B11《辽史》卷26《道宗纪六》。
B12《辽史·道宗纪》。
B13孟初《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全辽文》卷9。
B14辽道宗《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文》，《全辽文》卷2。
B15《辽史》卷22《道宗纪二》。
B16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论北边事NB327子》。
B18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悟敏、悟铢二传戒大师传》。
B19《元一统志》卷1“宝集寺”。
B20《元一统志》卷1“大明寺”。
B21《定志塔铭》，《北京图书馆馆藏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8册，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B22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光教律师法闻传》。
B2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0。
B24B26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B25祥迈《至元辩伪录》卷4。
B27B28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
B29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第264页《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B30《全元文》卷157。
B31《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
B32《日下旧闻考》60卷《城市》引《明景宗实录》。
B33刘仲孝《谢枋得与谢公祠》，胡玉远《日下回眸》第260页，2001年学苑出版社。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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