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乔觉及其九华山垂迹考

2014/9/8    热度：393   

“地藏菩萨”金乔觉是中唐以来著名于我国汉传佛教地区的朝鲜三国时新罗高僧，历来人们都把他推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开山佛祖。关于他的行迹，历代一些文献均有所记载，如历朝《九华山志》、《青阳县志》，宋《高僧传》，明《神僧传》等都为他立传。清李庸云：“九华既以地藏菩萨而尊，则志九华，自应以宣扬地藏菩萨圣迹为最要……以致地藏一传，列于人物志，文苑仙道之后，良堪浩叹。”①我国历代文人墨客，凡游历九华名胜的“无不题诗留句”。但对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如此一位历史人物，学界还未引起重视。特别是在其原祖籍国仍不甚为人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再说，我国关于金乔觉的文献资料，在对他的家世、入唐求法年代、宗派系统等方面的记载上存在一些很不一致的看法和疏漏。对此，本文拟从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试作简略的论述，以就教于学界和读者。
(一)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地位。据记载：佛教传入三韩始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即当中国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其时“前秦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越二年，“阿道来自晋(即东晋)，明年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佛兰寺置阿道，此高(句)丽佛法之始。”②12年以后，百济枕流王即位甲申岁(384),也开始有胡僧从东晋来传佛法。新罗较晚于百济，到纳祗王时(417—458)才开始有胡僧来国传教和“梁遣使赐衣著香物”③。在封建君王们的提倡下，三国不仅先后允许佛法流传，而且还不断从中国输入佛像经文，并欢迎中国僧人东来传教，如高句丽广开土王五年(396)，晋著名的白足和尚县始“赍持经律数十部往化高句丽，乘机宣④。”百济威德王十九年(541)，遣使入梁表请涅磐等经义，新罗真兴王二十六年，陈使刘思与僧明观带去经书1700余卷。与此同时，三国僧侣也不断来中国求法，其中最为著名者如高句丽的义渊、波若、慧灌，百济的慧显、谦益，新罗的圆光、圆觉、慈藏、义湘、元晓、胜诠、道义、普照等。
金乔觉生活的八世纪是新罗佛教鼎盛时期。虽然，三国中新罗输入佛教稍晚，但在王公贵族的奖励下更得到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六世纪前期以后佛教同封建政治直接结合起来，受到国家特别的保护，在上自王宫下至民间，被广泛地流传。崔致远在《新罗国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中说：“是乃天彰西顶，海印东流，宜君子之乡，染法王之道，日深又日深矣。……就以国观国，考从乡至乡，则风传沙峻而来，波及海隅之深”⑤。高丽名僧《海东高僧传》的作者觉训也说：“新罗既信奉佛教，人争归信，知世之可化”⑥口新罗历代君王大都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其中仅举一例，如第二十四代国王真兴主自幼信佛，晚年又削发披裟，自号法云，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王妃亦效法国王，自作比丘尼，移住永兴寺。自“法兴王从异次顿之谋，断行奉佛”以来，新罗则大量“创寺度僧，造像起塔，求法高僧不绝于海陆两道，造疏大士崛起于国，二百八十年间，无经不来，无经不传。”据记载，从法兴王十五年(528)到十四世纪初新罗灭亡的300多年间，有大批新罗僧人先后入唐求法，其中涌现出了70多名著名高僧。这些留学僧(此外还有不少长期在唐居住的“常住僧”)“得法归国，皆为国王之师表，佛门之领袖”。他们都对三韩佛教的发展和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元七世纪中期，新罗佛教已基本形成为涅磐宗、律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禅宗、天台宗七派，八世纪以后禅宗逐渐独揽佛坛，又形成为禅系派。这些佛教诸派，虽一开始都师承或发源于中国，但被移植到新罗这块土地以后，在异国历史文化和风土习俗的日照雨淋下，不断深入扎根，发育成长，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了显著的变化、丰富和发展。
在东方各国中，唐朝和新罗的交往特别频繁。在统一三国的过程中，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虽然一度出现过磨擦，但八世初叶以后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由于李唐王朝，对这东北方的邻国采取了“亲仁善邻”的政策，两国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738年，唐玄宗遣邢涛去吊祭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礼，有类中国。’’当时新罗的留学生、僧人、商贾“不绝于长安道上。”唐代的历朝皇帝多次接见新罗高僧，并鼓励他们在唐学习和行化。当时中国著名高僧玄奘、智俨、西堂、法脉等，不分国籍，收新罗僧为弟子，传授秘诀和佛教理论，从而为两国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上即是金乔觉生活和活动前后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在这几百年的历史时期里，有如顺道和阿道等先去三韩传教，金乔觉和慧超等后来中国学习佛教并常住行化。他们先后辉映，各有千秋。这不能不说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
“地藏菩萨”，为三韩时新罗国京城人，俗姓金，法号乔觉，“地藏菩萨”乃是他示寂后的佛教尊号。许多文献资料载他的家世，归纳起来有二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宋赞宁(9l9一1001)的《高僧传》和唐费冠卿(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唐贞元至长庆年间)的《九华山化城寺记》。《高僧传》说：“释地藏新罗国王之支属也”，后者却说“僧地藏则新罗王子”。以后凡论及金乔觉的文人都各取其是，沿用至今。然而金乔觉本人写的《酬惠米》一诗，则充分说明后者之说是正确的，诗中说：“弃却金銮纳布衣，修身浮海到华西。原身自是酋王子，慕道相逢吴用之。”的确，他是一个抛弃继承王位削发浮海到中国的高贵的新罗“王子”。
由于新罗世代王族大都笃信佛教，其子弟中离开豪华的生活和功名利禄，皈依佛门的人较多。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本国寻找名山大刹修度一生，有些人则慕道来中国求法深造，甚至有些人远涉大洋直接去印度求法。金乔觉便是慕名来中国的许多人中的一个。许多迹象表明，金乔觉自幼酷爱读书，入唐之前早已具有很高的汉文造诣和文学修养。这在如今仅存的他的两首诗⑦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入唐以后他似写有许多诗篇，清周贺在《游地藏塔》一诗中说：“鹿苑今无寺，鸡林独有诗”，并在《化城寺偶联》中进一步写道：“始信西方活佛，是东国诗仙”，可惜大都已散佚，如今我们只能窥其一斑。
至于金乔觉何时入唐的问题?向来有许多说法。历来的各种史载，各叙己见，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总的来看，大体上司分为三种说法。其一，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58)入唐说。清康熙年间的喻成龙、李灿撰《九华山志》和光绪年间的谢维喈、周贳撰《九华山志》以及康熙间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卷八百零八等都说金乔觉“唐至德初，航海来中土，卓锡九华”。赞宁《高僧传》卷二十《金地藏》条中有一段“至德初有诸葛节等”在九华山邂逅“闭目石室”中的金乔觉的记载。这些清文人很可能错误地把这次邂逅认作金乔觉刚来之时。但仔细考证则不难发现，唐肃宗李亨执政后的头一个年号是“至德”，此年号他只用了3年，而诸葛节等在“至德初”上九华寻游时，金乔觉已经在石洞中闭目禅定。这说明金乔觉入唐到九华山肯定是在至德以前时期。再说，赞宁在《高僧传》中根本没有说过金乔觉是至德初入唐。因此可以断定，此说不符史实。
其二，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入唐说。弘一法师的《地藏菩萨圣德大观》说：“宋《高僧传》载，唐永徽四年，新罗王族，姓金，名乔觉，至中国九华山。灵迹甚多，具载传中。”尤其是较有权威的丁福保(1874—1952)的《佛教大辞典》甚至说金乔觉在“唐永徽四年，二十四岁，祝发携白犬善听，航海而来，至江西池州府东青阳县九华山，端坐九华山头七十五载，至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夜成道。计年九十九岁。宋《高僧传》为他立传。”这些话，文字不多，但人、地、时、事都说得明白，肯定，似乎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不过细考史籍则不难发现，这些说法疑窦百出，如在唐代和宋代的有关金乔觉的记载，根本找不到他永徽四年来九华山驻锡的文字，为什么在时过100O多年的晚清人和近人那里突然冒出这个说法来?又如他们都说他们是以宋赞宁的宋《高僧传》为参考本而持此说的，但是我们查阅此“传”的有关卷章，也根本找不到此种说法。由此看，也不知其根据何在?。金乔觉本人写的《送童子下山》一诗中的首联云：“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此句中的“九华”，即指九华山。九华原名九子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约在玄宗天宝年间 (742—756)，在此联句的序中说“青阳县南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花……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从此改名为九华山。从而可知，金乔觉写这首诗肯定是在天宝中期以后，不然诗中不会有“下九华”一句。如果按上面所述金乔觉“永徽四年来华”，“开元十六年成道”，那么，他怎么能在圆寂几十年以后能写此诗呢？
其三，开元七年(719)入唐说。九华山文物馆《地藏王简介》说金乔觉“唐开元七年航海来中土，卓锡九华山”。显然，这是根据晚清李庸编撰《九华山志》卷三《丛林•金地藏塔》条而说的。此条说：金乔觉“于二十四岁时航海而来，卓锡九华……贞元十年(794)，寿九十九，跏趺示寂”。很明显，上述“开元七年”入唐说，是从794年减去99岁后再加24岁而得的结论。这里的关键是“24”岁。应该知道，化城寺西神光岭上的金地藏塔，是在大师圆寂三年后创建以来，历千余年，因种种原因数次重建，而李庸所看到的则是康熙二十三年喻成龙守郡时重建的寺塔之铭。不知其塔铭根据什么说金乔觉24岁来华。据载，最初的塔铭早已失传，今不得知其原来起初的面貌。宋人刘城在《游九华山记》中写道：“按之九华碑版，亦然然。地藏来此在唐至德以前，其涅集在贞元载。”刘城所看到的“九华碑版”很可能保持有最初的面貌，但他只能说出“至德以前”和“贞元载”的时间范围，根本没说出具体的时间。此外，据我所知，找不出更原始的资料来说明“开元七年”、“二十四岁”来华说。
那么，金乔觉究竟何时入唐到安徽九华山，又死于何年?幸亏有一份可信的资料，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线索。那便是《全唐文》(清嘉庆十九年董诰等编)第六百卷所载唐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一文。全文共100O多字，内容较充实，叙事明确，文笔公正，是今天我们研究金乔觉的珍贵文献。对金乔觉的活动年代和去世年代文中写道：
“开元末，有僧檀号张姓，自郡馆至，为乡老胡彦请住，广度男女。触时豪所疾，长吏不明，荧其居而废之。时有僧地藏，则新罗王子，金氏近属。”
“逮至德初，有诸葛节等，自麓登峰。山深无人，云日虽鲜明，居唯一僧，闭目石室”。
“建中初，张公岩典是邦，仰师高风，施舍甚厚。因移旧额，奏置寺。”
“时年九十九，贞元十年夏，忽召徒告别，罔知攸适。”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以下几点：(1)金乔觉入唐至九华山住锡，是在唐玄宗开元末(740年左右)以前。(2)金乔觉在九华山上被诸葛节等发现，是唐肃宗至德初(约756年)。(3)郡守张岩废旧额而置新额，是在唐德宗建中初(约781年)。(4)金乔觉圆寂离世，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年，亦即794年。但更为重要的是费冠卿在文章末尾写的一段话：
“时元和癸巳岁(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 1 3年)。予闲居山下，幼所闻见，谨而录之。孟秋十五日。”
显然，费冠卿写此记是元和八年，即金乔觉圆寂离世后的第十九年。他家世代就住在九华山下，所以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亲眼看到金乔觉一生的事迹。可以说，他是金乔觉一生事业的可靠见证人。《全唐文》载：“冠卿，字子军，青阳人(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境内，笔者注)，元和二年进士，母丧卢墓，隐居九华少微峰。长庆三年，御史李仁修举孝节，召拜右拾遗，辞不受。”⑧所以，《九华指南•考证》中说道：“费冠卿与地藏同为贞元人，家九华山下。其《化城寺记》可为信史。”李庸也在《九华山志》卷八中说：“冠卿与地藏同为贞元人，此实录也。”
关于记载金乔觉的最早文字应该是他圆搴第三年创建的塔铭，可惜在历史与岁月的磨难中，它早已失传，如今无法考察了。因此可以说，费冠卿的《九华山化城寺记》应该是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金乔觉的最早、较完整真实的文献了。后世文人在论及金乔觉时，大都是以此“费记”为根据，但千余年来，对它辗转传抄，降至现代，在一些时间问题上，未免出现一些差错。别的不必说，较有权威的书籍，如宋赞宁的《高僧传》 (说他圆寂在贞元十九年)、清《全唐诗》《金乔觉》条(说他入唐在至德初)以及现代人丁福保的《佛教大辞典》⑨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宗教词典》(此二书说他入唐在永徽四年，圆寂在开元十六年)等也不例外。虽然这是一个小错误，但要做到知人论世，正确地了解和研究金乔觉，也必须予以驳正，不应该对它置之不问了。
（三）
金乔觉入唐前的情况和入唐经过，在史籍中只能找到极简略的记载。费冠卿在前述《九华山化城寺记》中说：“金乔觉项耸骨奇，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尝日：‘六籍寰中，三清术内，惟第一义与方寸合’。落发涉海，舍舟而徙，睹此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劲进。”宋赞宁的《高僧传》也说：他“心慈而貌恶，颖悟天然……于时落发涉海，舍舟而徙，振锡观方，邂逅至池阳(即今贵池市)睹九子山焉，心甚乐之。乃迳造其峰，岩栖涧汲，以示高洁。”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窥见他自幼聪明过人，不乐王位，是一副天生的福相，逐渐长大成人后，便怀有遍历“六籍寰中”，“布道于四海”的雄心壮志。
然而，对金乔觉入唐以后的行迹，我们主要从费冠卿和他以后的许多记载中，可以了解不少的情况。
当金乔觉刚来之时，“九华万仞”还处于“榛莽未开”的状态。他“自千里而劲进”到此山之后，“披榛援墓，跨峰越壑”，遍阅各处，终于“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的地方隐居。从此他便开始了艰难的长期苦修生活。据说，他在九华山上修行了整整75个年头，究竟是否如此，现已无从考证。
一开始，金乔觉住在一个山洞里，很少与人来往。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是“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⑩卓锡山洞以后，他不问世事，长年累月禅定苦修，连被毒蛇咬伤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他为了钻研佛经，曾下山到百里之外的南陵，请人写经。当时南陵有俞荡等人，十分尊敬金乔觉，便应其请求把经抄出来献给他。费冠卿说他“自此归山，绝迹人里”。然而，从他现存的两首诗来看，他此次归山，并没有隔绝人缘。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他不时地和山下的人民来往，与一些人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送童子下山》一诗中写道：
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
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
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
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