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及佛教联系

2014/9/8    热度：317   

吐蕃王朝与西域的交通及佛教联系
　　朱悦梅
　　原刊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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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吐蕃王朝与西域的地理交通
　　吐蕃王朝是唐代藏族人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其辖域与今新疆分属两大自然地理单元。
　　吐蕃王朝初兴于臧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南部的雅隆河谷地区，松赞干布嗣位后，先后兼并羊同、苏毗、吐谷浑，势力大张，于644年完成了吐蕃的统一大业，辖域囊括了整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中国大地势三级巨大台阶的最高一级，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最高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原内部由辽阔的平原、高耸的山脉、散布的湖盆、宽广的盆地等大的地貌单元排列而成；高原边缘则高山环绕，峡谷深切，又将青藏高原中藏北高原、藏南谷地、喜玛拉雅山地、藏东横断山地等四大地貌单元包裹成一个巨大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新疆则深处欧亚大陆腹心，四周有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高山环绕，中心的天山山脉横亘，形成三山夹两盆的大地理单元。
　　在古藏文文献中，今新疆应当包括古藏文文献中的“李域”（li-yul）和“突厥之境”（Dru-gu-yul）的一部分。前者的范围包括于阗、疏勒，即今新疆西南部地区。后者，学界对其所辖的范围看法不尽相同，[1] 基本上是指以拔汗那为中心的包括塔里木盆地以北地区在内的区域。在著名的敦煌古藏文文书《吐蕃历史纪年》中有关675年、676/677年、686年、687、689、694/694、699/700年条的记载中，都涉及吐蕃与突厥之境或突厥统治者统叶护可汗之间的军事关系。[2]
　　吐蕃王朝与古代西域间的交通道路，从文献所载二者间在历史上所发生的诸多关系中可窥其一斑。早期一般认为有两条路线，一条为从西藏西北的帕米尔地区穿过于阗和疏勒地方的路线，另一条是从西藏东北的青海通过敦煌到罗布地区的路线。[3]
　　第一条道路由西藏本土的拉萨河谷地沿冈底斯山南麓折北，从这里再分为两条，一条横穿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直接通往和田地区，走向大致与今天的新藏公路相同；另一条从拉达克向北翻越喀喇山口、苏盖提山口，过赛图拉向西北直下塔里盆地西南的叶城，或者直接向北由桑株达坂翻越昆仑，再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这条道路为吐蕃通往西域地区最便捷的通道，在吐蕃王朝初期就已启用。[4]
　　第二条道路则是借道吐谷浑路绕柴达木盆地南北两缘从敦煌以西或进入敦煌沿阿尔金山北麓抵达今新疆的罗布泊地区。
　　一般认为，今天翻越唐古拉山口经格尔木的道路是20世纪才开通的，在这之前青藏高原上的道路只有上述二条。但是现在根据考古发掘，人们相信与现在青藏公路约6公里处，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古道，被学界视作“麝香—丝绸之路”中的一段。[5]
　　其实，青藏高原上的道路状态比上述所说要复杂多了。据言还有一条自拉萨经天湖（即纳木措）旁穿羌塘大草原之路，[6]这条穿越所谓无人区的路道底怎样呢？羌塘，通常指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的那曲行署本部至阿里行署东部的广袤地区。穿越这片大草原，即可以直北走上述今青藏公路一线，亦可西斜，进入藏北今可可西里无人区。可可西里无人区在古代有没有道路可走，现在不可考，但在藏北高原上相当于今天从色林错过双湖继续向北绕多格错仁湖、穿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条线路上，密布着“新石器时期第一类遗存”，让人不自觉地会猜想那里曾经有过的道路。据考古报告称，位于藏北高原的新石器地点“主要分布在湖滨平原、河流阶地和山麓冲积扇上，少数地点分布在盆地边缘的干沟崖上。这些地点的附近常有成片的沼泽草地，有流水泉水，是古人采集狩猎的天然场所。”[7] 这里的人类活动得益于一万五千年前（有认为此为“中石器时代”之开始）地球上最后一次冰冻期解冻，大地上生命的复苏。这些新石器遗址的存在，不仅表明今天基本境内某些高海拔区甚至“无人区”，是当时古代人类生存的主要场所，还提供了复原当地沟通南北道路的可能性。但也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除了少量旧石器遗存和众多新石器第一类遗存外，从目前的考古结果看，再没有时代更近一些的聚落遗存出现。这个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结束后，这里的自然环境已经不适应人类的生存。尽管如此，这条道路是否完全为后人所摈弃亦未可知。考虑到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自古为官道、商贾与普通行旅所不选，故不为史书所记，而民间的和非常规情况下的使用还是有可能的。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记有噶斯（今茫崖镇）至西藏的路程：
　　一百里噶斯山南口，为青海边境，折西南一百二十里巴什托垓，一百里墨土勒可罕，一百二十里汪八扣什坎至勒谢尔乌兰达布逊山，接前藏界矣。[8]
　　准噶尔蒙古牧民从新疆去拉萨熬茶礼佛多经此道。这里所说前藏是指藏北高原，则由此去往拉萨是不必绕行的。
　　贞观二十一年（647）吐蕃应唐朝之征召派兵入西域讨伐龟兹，事见《册府元龟》卷985所载《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伐龟兹诏》曰：“又遣吐蕃君长，逾玄菟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骛。”这就涉及到吐蕃进入西域的路线，对此，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曾作过研究，他认为从吐蕃去西域，“大概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西藏西北的帕米尔地区穿过于阗和疏勒地方的路线；另一条是从西藏东北的青海通过敦煌到罗布（泛指的罗布淖尔到米兰、曲合城、且末的塔里木东南边地带）地区的路线”，其中从西北方面看，女国与勃律都是吐蕃军由西北出兵的障碍。[9] 王小甫先生反对森安之说，认为吐蕃军从东北方向，即鄯善、且末向西出征的[10] 二说各有其道理。那么，吐蕃“北临”西域，越于阗南山进入塔里木盆地会不会有传统的西部与东部两条路之外的其他道路呢？我想这种可能性目前恐无法排除。
　　二、吐蕃王朝与西域的佛教联系
　　吐蕃王朝与西域地域相连，有多条交通孔道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吐蕃王朝与西域的文化联系是相当活跃的，尤其在佛教联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吐蕃王朝在唐朝中叶以后就多次对词语用兵，此时已与西域佛教有了广泛的接触，西域佛教，尤其是于阗佛教文化对吐蕃王朝产生了直接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促使吐蕃赞普对传统宗教进行改宗的重要诱因之一。[11]
　　在佛教事业上，吐蕃赞普除了选派青年到于阗去学习外，于阗佛教圣徒所说的预言（授记、悬记）以及于阗佛教史的著作在当时就被介绍到吐蕃，并得到较广泛的流传。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有四部授记被保存下来，分别是《无垢光经》、《牛头山授记》、《阿罗汉根敦培授记》和《于阗国授记》。前三部书在812年前就已经存在，因为它们在《丹噶目录》中已有注录；《阿罗汉根敦培授记》在敦煌文献中还有被称作《于阗国阿罗汉授记》的三个藏文写卷（Stein Ch. 08, Ch. 09i3, Ch. 73vii3/2）和一个相近的汉文写卷(P. 2139) 留存，汉文写卷是由管·法成（vgos-chos-grub，770～约858年）从藏文译过来的，故其藏文本不会晚于858年。[12]《于阗国授记》乌瑞认为可能是以于阗塞语为直接来源的藏文本，不会晚于11世纪。[13] 这是于阗佛教为吐蕃所引进的内容。而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一份于阗佛教史的著作P. t. 960《于阗国教法史》（Li-yul- chos kyi-lo-rgyus），是一位名叫mor-gu-bde-sil的于阗某寺勘布所编写，这些经典与著作在吐蕃人当中的传播与流布，表明吐蕃与于阗在宗教阶层联系的密切和吐蕃受到的影响之巨。
　　除了《于阗国授记》可能以于阗塞语为直接来源的外，另外那四部授记尚不能断定是否为于阗语藏译，至于是否还有其他语言的藏文译经，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不明确。原田觉在其《吐蕃译经史》中也谈到：
　　这些佛典是不是于阗翻译的且放在一边，但至少表现了吐蕃和于阗之间的某种关系，可以说于阗也进行了藏文译经。[14]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支持这一理论上成立的观点，如德格版大藏经注：
　　《大宝积经》四十九会由梵、汉、于阗各本搜集译成云。
　　该经之《被甲庄严会第七》（vphags-pa-go-chavi-bkod-pa- zhes-bya-bavi）、《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theg-pa-chen-povi- mdo-vphags-pa-mngal-du-vjug-pa-bstan-pa）《经净信童女会第四十》（vphags-pa-bu-mo-rnam-dag-dad-pas-zhus-pa）均为管法成根据汉文藏译。
　　佛教艺术中于阗的影响还保存在目前所能确认属于吐蕃时期的两座寺院中的一座——山南乃东吉如拉康之中，该寺又称瓜曲寺、嘎秋寺或格如寺，[15] 其中供奉的主尊释迦牟尼像，据考证很可能源于于阗雕塑的粉本，这一现象也确有金城公主将避难的于阗僧人迎请到该寺的藏文文献记载相辅证。而于阗佛教的艺术风格在西藏10～12世纪的寺庙中仍有保留，并对后世的艺术传统产生直接的和深刻的影响。[16] 同时，于阗的风格也被藏族艺术家们改造，逐渐形成了本土风格。[17]
　　在佛教艺术中，不同风格的交互吸纳总是比文化领域内其他因素的交流和吸收来的更直接。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建筑风格中，来自于阗的影响在多处文献中都有记录。例如，据说赤德松赞（798～804年）在建造九层高的噶琼寺（skar-chung）时，所使用的工匠都是从邻近地区招募而来的。该寺的第一层采用的是西藏式的建筑风格；第二、三层是由于阗人按照于阗（li-yul）风格修建的；第四、五、六层由来自白曲(be-chu)的汉族工匠按照汉地风格建造；第七、八、九层则由印度工匠师按印度风格修建。赤热巴金（805年生）即赞普位后亦继承了其祖先的传统，在乌香多（’u-shang-rdo）为自己建立了一座称作白麦札西格培(dphe-med-bkra-shis-dge-‘sel)的佛寺，也是九层，工匠师亦是从汉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于阗和本地招募。热巴金听说居住在于阗喜热木波(lcag-ra-smug-bo)的一位工匠师擅长细石工艺(rde’-bzo-ko)，便送了一只装在铁笼里的獐子给于阗国王，并捎去了西藏的“香象”作为口信，要求于阗国王把这位工匠师送来，如果这一谕示遭到拒绝，就将派骑兵攻打于阗国。这样，工匠师和他的3个儿子便一道来到了吐蕃。[18]《贤者喜宴》也提到了热巴金修建乌香多寺一事，讲到，乌香多的雕像全部按照印度摩羯陀(Magadha)风格塑造，并都被铸造成红白相间的于阗式。这段记录中的事件不论是否准确并完全符合事实，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即于阗的建筑艺术风格受到吐蕃赞普的接纳，并在当时的建筑中有所体现。不仅如此，据藏文典籍记载，吐蕃在塑佛像时，还有于阗人的形象。如，桑耶寺内所塑佛像七十八尊，三个大殿中的佛像，分别具有汉人、于阗人、印度人的三种形象。
　　不同种族的游牧民族，由于自身游牧特性的相似性，相互间的交流更加容易些。《西藏政教史鉴》记载：“东自汉地及森雅（西康康定一带）地方，取得工艺衣历算等学；南自天竺翻译佛教妙法；西自索波（粟特）及尼婆婆罗（尼泊尔）得到饮食珍宝的财富；北自胡地（新疆突厥）及约格热（亦称“纡国尔”，似为今裕固族的前身），吸取了法律及各种事业。”[19] 最新研究表明，吐蕃建国后陆续颁布的各项制度曾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职官设置等都是效法突厥而不是唐制，其十进制的军队编制及严刑峻法亦源自突厥，就连其苯教丧葬仪轨也与突厥有关。[20] 这里政治、军事制度及严刑峻法，大概就是藏史中所说的取自胡地及约格热的“法律及各种事业”。
　　三、余 论
　　吐蕃王朝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个开放的时期，与外界的交往极为频繁的，吸收外邦先进文明亦极为勤恳。如同俄国宗教学家斯塔尼米尔·卡罗扬诺夫在对西藏的苯教考察之后所说的那样：
　　从历史和文化的观点来看，古代西藏就象个动力核，一个印度－伊朗、乌拉尔－阿尔泰、汉和突厥诸部落和民族互相接触的地区。[21]
　　吐蕃王朝是藏族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其对域外文明渴求和接纳也是其自身发展强大的基础，并成为藏文化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吐蕃对外界文明的“贸易”总是呈现逆差，为域外文明所滋养；同时，对进入藏区领域之内的民族或人群却又有着极强的同化力，这种社会演进的趋势呈现为正演进与逆演进的同时并存，我想，这应当归咎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青藏高原，南部和西部为天然屏障所阻隔，与外界相隔绝；东面和东北是自高而低的开放区域，北线则因滨临生命力极强的丝绸之路。这样的地理环境，使高原内部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王朝统一这样的良好机遇，便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吸收不同的异质文明，并将之融摄为自身的文化，转变为既不同于源文化，又有别于土著文化的新的独特文化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藏传佛教就是其中独特的例证之一。藏族对文化的这种吐纳格式，与其政治、军事上的东扩政策异曲同工，都是其地理环境因素的结果。正是这种独立的、包容性的地理环境，成为其既不为较其更为先进的文化所同化，同时，又能以其地理环境的制约性，将进入该区域的强势文化的族群和个体在文化习俗上予以同化。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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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张广达校：《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2] 详见敦煌藏文文书P. t. 1288。录文及汉译文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藏文第15～17页，汉文146～148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藏文第7～14页，汉文第41～45页。
　　[3] 见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4] 详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2页；同氏著：《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85页。
　　[5] 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2～207页。
　　[6] 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7] 侯石柱编著：《西藏考古大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8]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9] 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10]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11] 陈楠：《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
　　[12] [日]上山大峻著，刘永增译：《敦煌资料和初期西藏佛教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123～128页；王尧：《吐蕃译师管·法成身世事迹考》，《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7～33页。
　　[13]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张广达校：《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古藏文史料概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14] 原田觉：《吐蕃译经史》，载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 6 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5年，第444页。
　　[15] 西藏文管会编：《乃东县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16] Robbet Wettaly, Early Temoles of Central Tibet, London, 1990.
　　[17] 自张亚莎：《吐蕃与于阗关系考》，《西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30页。
　　[18]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
　　[19] 任乃强译：《西藏政教史鉴》，《康导月刊》第3卷第5～7期，第70页。转引自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20] 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60～67页。
　　[21] [俄]斯塔尼米尔·卡罗扬诺夫著，冯晓平译，褚俊杰校：《伊朗与西域——对西藏苯教的考察》，《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