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至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至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西藏佛教（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双修的风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不仅于禅教诸宗大为弘扬，更力倡禅、净、教、戒为一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一宗，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趋流行，成为日后三百年佛教发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于洪、杨等人作乱，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十余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祸患非但不亚于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注释］
　　宋朝规定欲入佛门出家者，必先在寺中从事寺院杂役，并学习佛事法会，在此期间，即称“童行”。童行在经过国家考试经业（考试科目为读经）合格，并由朝廷发给度牒，方可剃度为僧。
　　《开宝藏》，又称北宋敕版大藏经、蜀版，共十三万版，以《开元录》为底本，历十二年完成，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之西所设立的印经院印制。此敕版大藏经，是宋朝王室的功德伟业，所以国内官立大寺及名山古刹，乃至日本、高丽、女真、西夏、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国，皆获颁赠此藏。高丽成宗至显宗（九九一至一○一一）所开雕的高丽版大藏经，即依此《开宝藏》所刻印。
　　在宋朝所开雕的藏经尚有：福州版的《万寿藏》、《碛砂藏》、辽版的《契丹藏》、金版的《金藏》等。元代根据宋本所印行的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毁殆尽。及至明朝，又刊刻《南藏》、《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等。
　　如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篇》，李遵勗的《天圣广灯录》，悟明的《联灯会要》，普济的《五灯会元》等。
　　例如：欧阳修曾着《本论》三篇攻击佛教，尊崇儒学，后因读明教大师契嵩的（原教）、（孝论）、（辅教篇）等十余篇明儒释一贯的大作，乃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号六一居士。另周濂溪与佛印、常聪法师，张载与常聪法师，程明道、程伊川、朱熹与大慧宗杲，往来问道，都是于排佛后又皈佛的明显事例。此后儒、释一致，甚至儒、释、道三教融和之说，继隋唐后，更为盛行，此风也助长了居士佛教的兴起。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佛经焚毁殆尽，螺溪义寂乃劝请吴越第七世忠懿王钱俶（钱氏据有两浙地方，历代崇信佛法）遣使致书高丽求取天台诸章疏，于是高丽僧谛观携大批天台典籍来华，义寂得而研习之，天台宗乃得弘扬，义寂遂被尊为天台宗十二祖。
　　义寂之后，传高丽僧义通，是为十三祖。其门下有四明知礼（九六○至一○二八）及慈云遵式等诸哲。知礼作《指要钞》、《妙宗钞》等，与遵式同为天台山家派。义寂的另一弟子慈光志因，下传孤山智圆、梵天庆昭等，称为山外派。两派的争端，起于对智顗大师《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由之逐渐演成唯心论与实相论的对立论争。山外派之学说因被斥为非正统，不久衰微，山家派之法系则颇为兴隆。
　　子璿（九六五至一○三八），又称长水大师。从学徒众一千，宋朝一代，华严宗的再振，师居功甚伟，翰林学士钱公易曾奏赐紫衣。净源（一○一一至一○八八），为子璿的弟子，神宗时，于钱塘慧因寺盛弘华严宗。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渡海来华执弟子礼，华严宗疏钞久已散佚，因义天传回，遂得复兴于我国。元佑三年（一○八八），依诏敕改慧因禅院为永传华严的道场。着有《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华严原人论发微录》等，大振华严宗风，时称中兴教主。
　　允堪（？至一○六一），从仁和择悟习南山律，先后于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等名刹建立戒坛，宣扬南山律宗。曾注释并发挥南山律师道宣的戒律学十书，成《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世称“十本记主”。元照（一○四八至一一一六）嗣法允堪的南山宗，主持昭庆寺，弘律传戒。然师以天台宗旨注释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成《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该书异于允堪注释的《会正记》，故世称其法系为资持派，允堪为会正宗。
　　号湛然居士，辽东契丹王突欲的后裔。初为官于金，久之厌弃，依止于燕京报恩寺从容庵，师事万松行秀，而获传衣钵。元太祖聘为军师，时时以止杀劝谏。太宗时拜为中书令，军国大计，悉从取决。
　　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十五岁即为元世祖忽必烈授戒，任职宗教顾问。十九岁时以佛教观点批判《老子化胡经》，论破道士。其后入蒙，忽必烈崇为国师，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赐号“大宝法王”。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返藏，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积极促进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自此元朝与萨迦派有密切往来。门下的胆巴（波）亦曾于忽必烈与元成宗统治下任官。
　　曹洞宗僧。曾历住净土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后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的颂古百则为底本，着《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另着有《请益录》、《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
　　雪岩祖钦（？至一二八七），属临济宗杨岐派分支破菴派。历住潭州龙兴寺、湘西道林寺、浙江南明佛日禅寺、仙居护圣禅寺、光孝禅寺、江西仰山禅寺等六大寺。帝赐紫衣，名震一时。遗著有《雪岩和尚语录》四卷。高峰原妙（一二三八至一二九五），初习天台，转而参禅，礼雪岩祖钦，得其心法。后入杭州天目山西峰，开创狮子、大觉二刹，弟子数百，受戒者达数万。有语录二卷行世。中峰明本（一二六三至一三二三），从高峰出家，并嗣其法。后居所无定，或泊船中，或止菴室，自称幻住道人，僧俗瞻礼之，世人誉为江南古佛，元英宗皈依之。遗有《广录》三十卷及《三时系念仪范》，乃禅净双修的高僧。
　　明朝官版虽有南藏、北藏之分，但除编集组织差异外，内容少有出入。
　　《周知板册》即为整理僧籍所造，记载全国僧侣的年龄、名号及度牒的号码而付于板，并颁布全国寺院以取缔伪僧。
　　所谓“禅者”，是以见性为宗，指禅宗的僧侣；“讲者”，是谓阐明诸经旨义，是指华严宗、天台宗的僧侣；“教者”，是开演佛教利济之法的僧侣。
　　俗姓姚，名广孝。初习天台，后从径山智及参禅得旨。曾着《道余录》、《佛法不可灭论》，系针对宋朝儒家攻击佛教的谬误而作。另着有《净土简要录》等净土论书多种。
　　明末四大师：莲池袾宏（一五三五至一六一五），亦称云栖大师。他的中心思想，在禅净融和及儒释合一，而以念佛为专宗，为莲宗八祖。士大夫如宋应昌、陆光祖、冯梦祯等，皆为所化。师之著作丰富，后世弟子辑为《云栖法汇》三十四卷。紫柏真可（一五四三至一六○三），精研华严，提倡念佛。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受诬被逮，圆寂狱中。着有《阿弥陀佛赞》、《无量寿佛赞》、《紫柏老人集》等。憨山德清（一五四六至一六二三），生平听讲法华、华严，倡导念佛与看话头双修， 故融和儒、释，禅、净、华严的著述宏富，弟子福善等汇编其遗文，题为《憨山老人梦游集》五十五卷。蕅益智旭（一五九九至一六五五），学说思想承紫柏真可、云栖袾宏、憨山德清等性相融会、禅净一致之说，主张三学一源，即禅、教（包括天台、华严等各家）、律应相互为用，并以念佛三昧论完成其三学一源的思想体系。晚年选辑净土论着，定名为净土十要》，提倡念佛往生。此外，着有解说大藏经的《阅藏知津》、调和禅与念佛的《弥陀经要解》等，门人成时别编其遗文为《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十卷。
　　满清王朝以刚柔并济的政策统治汉民族，其中儒家重视封建秩序的忠孝理论正好有利于统御反满思想。然儒家向来与佛教有所扞格，因此朝廷除信奉喇嘛教外，对于佛教其他宗派则多少采取压抑的措施。例如：禁止京城的寺庙向民众说法、禁止妇人女子参拜寺院等，此举乃意图将僧众与社会分开。所以清朝诸帝虽多信奉佛教，而儒、佛融和之论亦时被提倡。
　　居士佛教成为清代佛教主流的原因如下：因儒、释思想融和之论倡行，儒家士大夫亦多研究佛理。因清室采取社会与寺院僧尼隔离政策，使佛寺僧尼地位降低。雍正废止度牒试经的政策，也导致僧尼素质低落。为箝制思想而倡考据之学，心性义理阐述无人，士大夫趋向佛教。当代信仰以禅、净二宗为盛，尤其净宗，因雍正的推崇而更加的盛行。
　　字仁山。为清末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曾两度出使欧洲，于英伦得识锡兰居士达磨波罗、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协力恢弘正法。归国后，设立金陵刻经处、只洹精舍，兴办「佛学研究会”，培育后进。生平著述凡十二种，编入《杨仁山居士遗书》。
　　又称《清藏》。清康熙时开始编集，雍正敕刊于北京，至乾隆年间始告完成。此藏系以明代《北藏》为底本，而有所增减。经板由武英殿移藏于北京柏林寺。
　　《百衲藏》，清穆宗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杨仁山于金陵发起，因集合北平、天津、金陵及杭州诸寺等刻经本而成，故称《百衲经》，所收经论较《龙藏》略少。《频伽藏》，乃清宣统年间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缩刷藏经》为底本所刊刻，为我国第一部用活版印刷的大藏经。
　　洪秀全（一八一三至一八六四）于清宣宗末年率杨秀清等，号召上帝会信徒作乱，自号天王。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建号太平天国，以广西永安（蒙山）为首都，攻陷南京，势力及于十六省，共历十五年。因其禁止耶稣基督以外的一切信仰，致使军力所到之处，寺宇佛像焚毁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