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刚华

　　摘要：宋代佛教史籍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既记载了宋代佛教发展的概况，又与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因而是研究宋代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经济史的重要资源。这一课题也引起了二十世纪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概述二十世纪宋代佛教史籍研究成果，试图为进一步研究宋代佛教史籍提供参考。
　　关键词：二十世纪 宋代 佛教史籍
　　中国佛教史籍是指由佛教僧人或居士撰写的中国佛教史，包括纪传体、编年体佛史、僧传、寺志、灯录、经录等文献。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⑴充分肯定宋代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代也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佛教史籍肇始于魏晋时期，历经隋唐五代之发展，至宋代达至繁荣，各种新体裁的佛教史籍在此时期出现，基本完成了各种佛教史籍体裁的确立。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著录中国佛教史籍有三五部，宋代佛教史籍就有一一部之多。此外，宋代佛教史籍上承魏晋隋唐佛教史籍之优秀传统，下启明清佛教史籍之撰述，尤其对世俗史学之影响较为深远。这些都足以表明宋代佛教史籍在中国佛教史籍上独具魅力。这一课题也引起了古今众多学者的关注。
　　一
　　二十世纪以前的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宋代以后（包括宋代）的官方典籍与目录对宋代佛教史籍的著录与评价，如《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二是宋代以后（包括宋代）私家书目对宋代佛教史籍的著录与评述，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整体看来，由于二十世纪以前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官方与士大夫对佛教典籍的著录与评价有失合理之处，并且著录佛教典籍的分类也较混乱，⑵不存在较系统的研究，故不赘言。
　　二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佛教与佛教史籍研究的发展，新的治史方法传入国内，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也取得较大的进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上半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中外学者，包括宗教界的学人对中国佛教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或以传统的治学方法，或结合刚传入我国不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古代佛教问题作多方面的考证与研究，其中一些著作或论文都涉及到宋代佛教史籍，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一是论述了中国佛教史籍在中国目录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如梁启超于1926年在《图书馆学季刊》第3期上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位置》一文，概括了佛教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的发展与价值，展示了佛教经录的基本面貌和时代特点。作者进一步指出佛教经录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认为学术越发达，则派别愈细分，佛教经录的细分类之发展与“应于时势要求，自然之运也”⑶实有关系。文中对于宋代佛教经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佑新修法宝录》亦均有提及。此外，相关研究中国佛教经录的论文还有费锡恩的《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的影响》（《文华图书馆季刊》1935年第12期）、日本学者板原阐教于1937年在《微妙声》第四期上发表的《佛典目录学大纲》等。二是此期有的学者对宋代佛教史籍进行系列的考证，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陈垣先生，他于1946年至1947年间，先后在《大公报》、《辅仁学志》等刊物上发表《 题<辅行记> 》、《宋元僧史三种评述》等系列短文。他从体制和内容、台禅二宗之争、山家和山外之争、版本之源流四个方面对南宋佛教史籍《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进行缜密的考证和论述，对于此二书做了开创性的史料挖掘；再者，他对宋代佛教僧人的笔记《林间录》、《罗湖野录》等也都做了较详细的考证。这些论文高屋建瓴，见解深刻，至今对我们研究宋代佛教史籍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的看来，这段时期对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为以后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理论性不强，没有注意与其它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二是研究范围较窄，或是在整个佛教经录研究体系中稍有提及宋代佛教经录，或是对宋代佛教史籍进行个案研究，没有更深入的扩大和挖掘整个宋代佛教史籍的范围与内容。
　　第二阶段：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
　　这一时期，由于特殊原因的影响，宗教研究鲜有人敢于问津。中国佛教史籍研究亦是如此，研究著作方面，仅陈垣先生于1955年出版《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刊。研究论文方面，中国佛教史籍研究也处于零星状态，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多涉及唐代佛教史籍，这一时期国内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处于低潮时期。相比而言，港台与日本等地的学者对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则尚有可取之处。港台学者蓝吉富从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佛教史籍（《中国佛教史学的规模及其特色》，《内明》1972年第3期），曹仕邦的《中国僧史上的沙门社会活动资料》（《大陆杂志》1972年第8期）则利用中国佛教史籍的相关记载对佛教的社会活动加以考释。日本学者丸田教雄的《宋僧赞宁のイム教史观》（《中国佛教史籍の基础研究》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 1973年6月）、安藤智信的《<宋高僧传>著者赞宁の立场》（《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1年第3期））二文则通过《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对宋僧赞宁的撰述立场与佛教史观加以考释。相关论文还有日本学者椎木宏雄的《宋元版<景德传灯录>の书志的考察》（《禅研究所纪要》1975年第3期）、大尧克道的《<景德传灯录> の研究》》（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 1969年6月）等。
　　第三阶段：1979年－2002年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禁区被打破，人们的思想较以往大为解放，学术视野也变得广阔，宗教研究又再次发展起来。1982年，我国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编辑的汉文《大藏经》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历代汉文藏经所收之编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第二编为历代汉文藏经所收之未编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第三编未新编入藏采集历代大藏经未收之经典及近现代新出的佛教著译。同时，1990年日本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的日本新修《大正大藏经》在我国也较为流传，这一切都为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这时期，系统、全面研究宋代佛教史籍的著作和论文并未产生，但不少辞书、佛教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等著作和论文的内容涉及到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有些论文对宋代佛教史籍的个案进行了考察。据对近人研究成果的不完全统计，有关著作有20余部，论文40余篇，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提要式的概述研究。以提要形式对中国佛教史籍做一概述有利于推动佛教研究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了解佛教史籍，也有助于我们对佛教史籍概貌的认识。佛教史籍的概述研究在这时期得到快速发展，这方面的研究以陈士强的《佛典精解》尤为突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11月版），该书是一部考释中国佛教文史类典籍源流及大意的佛学工具书，全书按部、门、品、类、附五级分类编制，共汇解佛教典籍226部，它向人们展示了佛教史籍的基本情况。顾吉辰在《宋代佛教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之《宋代佛教撰述》一章中，则对《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五灯会元》等8部宋代佛教史籍做一提要式概述，其研究多未超过陈垣先生之高度。概述性的研究著作还有刘保金的《中国佛典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赖永海 主编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之《经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此外，苏晋仁《佛教传记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一文概述了六朝至清代的高僧传记，按成书年代分专传、类传和总传，以提要的形式对每部书的名称、撰者、卷数、版本源流做一考述。陈士强《中国古代佛教笔记》（《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从佛教史料学的角度简要记叙佛教笔记的产生与发展，并对今存的32种佛教笔记的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做了介绍，为深入研究这些资料指示门径。
　　（二）从中国佛教史学、文献学的发展来考察宋代佛教史籍。中国佛教史籍的发展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即与社会、学术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连。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并认识到世俗史学与中国佛教史籍之关系。这方面重要的论文有陈钟楠的《略说中国佛教史学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她把中国佛教史学文献的形成与演变分为形成期、繁荣期、完善期、调整期四个阶段，并认为宋代佛教史学文献正处于完善期，佛教史学文献的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从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角度概述了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原因及体例来源等。邓子美的《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则从佛教灯录体 史籍对世俗学案体史书的影响等角度来考察佛教史籍与世俗史书编撰的关系。宋道发《中国佛教史观的形成与佛教史学的建立》（《法音》1999年第12期）认为真正中国佛教史学成熟于南宋志磐时期，中国佛教史学的建立既与佛教的“末法”思想有关，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史籍之撰述实与社会环境有关。此外，相关的著述还有魏承思的《中国佛教文化概论》之第五章《中国佛教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9月），靖居的《中国佛教史学之研究》（《佛学研究》1998年年刊）等。
　　（三）从体裁与体例来考察宋代佛教史籍。这方面研究尤为突出者为台湾学者曹仕邦，他的《论<释门正统.>对纪传体裁的运用》（《现代佛教学术丛书 ·中国佛教史学史论集》，张曼涛主编，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68年）一文以南宋天台僧人宗鉴的《释门正统》为个案研究，从本纪、世家、诸志、列传、载记五方面来论述宗鉴如何应用纪传体来撰写佛教史籍。他认为就争“佛门正统” 而言，《释门正统》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从其失败之处却可以使我们加深对纪传体裁的认识。该文的姊妹篇《论<佛祖统纪.>对纪传体裁的运用》（《现代佛教学术丛书 ·中国佛教史学史论集》，张曼涛主编，台湾大乘出版社 民国68年）则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为研究对象，从本纪与法运通塞志、世家与列传、两表、诸志四个方面论述志磐如何巧妙的利用纪传体成功撰写佛教史籍。他指出 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性能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机械、呆板，而要看作者是否能灵活运用，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即是一成功范例。
　　（四）从佛教典籍的刊刻与流传来考察宋代佛教史籍。戴蕃豫的《中国佛典刊刻源流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8月）一书主要从 刊刻角度来考论中国佛教典籍，对宋代佛教典籍尤为重视，他从刻经制度、经卷体式、刻经地域、《大藏经》之刊行等方面对宋代佛教典籍做了较详细的考证，如他把宋代的刻经机构分为官刻（印经院、显圣寺）和私刻（寺院、民间、僧侣）两大系统。吕澄的佛学论文集《吕澄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 1991年版）通过《宋刻蜀版藏经》等文对两宋《大藏经》版本做一考述。宿白的论文集《唐宋时期的雕板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则通过《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南宋的雕版印刷》、《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三篇论文，较详细的考察了两宋时期书籍的刊刻与流传，其间亦稍涉及宋代《大藏经》与单本佛教典籍的刊刻与流传。
　　（五）从个案研究来探讨宋代佛教史籍的思想文化与史料价值。这方面，考察《宋高僧传》史料价值的论文有毛双民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三朝<高僧传> 》（《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该文就梁高僧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做一简单概述；李剑亮的《<宋高僧传>的文学史料价值》（《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认为《宋高僧传》所记载僧人多是唐代高僧，不但可以补两《唐书》、《资治通鉴》之缺遗，而且也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该文从《宋高僧传》记载唐代文人与佛教徒的交往、《宋高僧传》记载唐代诗僧的文学创作情况、《宋高僧传》所著录唐代诗僧的诗文这三方面阐述《宋高僧传》与唐宋文学史的关系。日本学者阿部肇一的《〈宋高僧传＞と＜禅林僧宝传＞－北宋の赞宁と德洪の僧史观＝（《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　1982年9月），则利用《宋高僧传》、《禅林僧宝传》对宋僧赞宁与德洪的佛教史观加以比较考述，认为赞宁是以僧传的整体流派决定其撰述方向，而德洪则是以禅宗派意识的感受来论析《禅林僧宝传》的。滋贺高义的《三朝高僧传管窥一习禅篇を中心どい》（《大谷学报》1992年5月）以《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中习禅篇为考察对象。郭尚武的《契嵩生平与<辅教编>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一文，则考述北宋佛教典籍《辅教编》所反映的思想文化价值，认为契嵩著《辅教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此书实是宋代援儒入佛的代表作。港台学者刘贵桀的《契嵩思想研究》（《中华佛学报》1988年年刊）通过《镡津文集》、《辅教编》等论述了契嵩以佛法之观念阐发儒学之精义。宋道发的《论南宋志磐的佛学思想》（复旦大学2002届博士论文）一文，则主要利用《佛祖统纪》，较详细考论了志磐的佛学思想。聂士全的《赞宁<大宋僧史略>述评》（《戒幢佛学》第一卷，戒幢佛学研究所编，岳麓出版社，2002年4月）则对《大宋僧史略》的史料价值做一考述。王振国的《略析<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关于部分禅宗人物传记之失误》（《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一文考证《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关于部分禅宗北宗人物传记中的失误之处。此外，王秋菊的《契嵩<孝论>思想探悉》（《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刘忠信的《<祖堂集>的隐名代词》（《镇江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日本学者西口芳男的《福州东禅寺版<景德传灯录>につぃ》（禅文化研究所纪要15，1988年12月）等论文亦都从不同的个案研究对宋代佛教史籍的思想文化与史料价值有所阐述。
　　三
　　以上是二十世纪学术界研究宋代佛教史籍的大致情况，从上述研究概况可以明显看出，二十世纪的宋代佛教史籍研究既有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
　　首先，对宋代佛教史籍整体的系统性研究不够，既没有研究专著，也没有专篇的研究论文，学者们或在概述中国佛教史籍时稍有提及，或以个案研究方式来加以考察单部宋代佛教史籍，没有从整体上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从上述研究概论也可看出，学者们对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涉及面还较窄。在个案研究上，较多关注于《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辅教编》等少量著作，而对一些感应传、志乘体、笔记体等宋代佛教史籍，如《广清凉传》、《续清凉传》、《林间录》、《三宝感应要略录》等许多典籍仍未有专门的深入研究。甚至对一些重要的纪传体、编年体佛教史籍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释氏通鉴》等也研究甚少或未曾研究。
　　总的来说，目前对宋代佛教史籍探讨还较少，更谈不上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故此，我认为对宋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强从文献学、文化学、学术史等不同学科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内在的思想文化、史料价值。
　　注释：
　　⑴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三联书店 2001年版
　　⑵曹刚华《试论中国古代官私书目中的佛教典籍》《图书馆杂志》 2002年第6期
　　⑶梁启超《佛教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的位置》《梁启超集》，黄夏年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曾经在2005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此次又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