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佛陀的出家修行，乃至菩提树下的觉悟，我们可以说，“四门游观”的意象不仅仅是悉达多王子个人的苦恼而已，它事实上也是当时人心苦闷迷惘的具体凝结：“轮回”的观念普遍的被奥义书宣扬开来，“如何止息生死之流”，成为当时印度文化的一大问题，而婆罗门教的权威正在崩解，种种沙门集团众说纷纭……。从这样的背景来观察悉达多王子的苦恼，就能发现它的社会意义，乃至于释尊菩提树下的正觉，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觉悟而已，而是从此点燃了心灯，照破了一个时代的苦闷迷惑，所以我们可以说，菩提树下的觉悟，正是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的原点。

　　尤其是释尊成道以后，游行于恒河两岸，四处说法度众，他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僧团，使之成为有组织、有纪律、有共同思想，又在经济上实行共有的传教团体，将觉悟的福音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乃至于实现它担负“正法久住”的使命。释迦牟尼佛这个伟大的觉悟者，不仅仅是一个超凡的宗教心灵而已，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说，他所推行的“觉悟运动”，至今仍是一个活跃著的普世运动；他所建立的弘法团体仍然充满热情地影响这个世界，滋润苦恼的众生。无论怎么说，释迦牟尼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者，给予后人许多深刻的影响。

　　再以释尊反对当时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而提倡四姓平等来说，虽然不是佛教思想的核心，但却是佛教思想的具体表现与落实。时至今日，种族隔离政策与种族歧视，仍然是某些地区社会运动的主题，如：美国三Ｋ党的反种族融合，与南非黑人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都是荦荦大者。同时，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种姓制度这个问题，在印度至今仍然顽固不化，曾任司法部长的印度贱民阶级领袖安贝克(B.R.Ambedkgr,1893-1956)，在为贱民阶级争取地位的种种努力之后，带领二十万贱民改宗佛教。这件事给吾人的启发，不正是对那些讥讽佛教为不问世事，和以“传教不问世事”自我标榜的人们，最正面的驳斥吗？

　　大乘运动在佛灭五百年后勃然兴起。从一定的意义说，大乘运动带有反对小乘佛教的强烈意图。尤其是《妙法莲华经》以种种譬喻否定了小乘佛教在证悟解脱上的成就，宣示另一种“更真实的佛法”的存在；《维摩诘所说经》对小乘圣人种种嘲弄揶揄；《华严经》所揭橥的“不思议解脱”，显示了即事而真、当相即道的种种面貌，超越了小乘佛教单一严谨的型态…‥；这些都说明了大乘佛教这一个波澜壮阔的宗教革命运动，针对了传统佛教社会的保守封滞，作了激烈的批判与扬弃，使佛教呈现出新的气象和格局。

　　佛法传到中国来，基本上仍属上述由佛陀开始的“觉悟运动”的扩展和延续，可说毋庸再论；而继承大乘经典佛教观，也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型态，影响了中国人对全体佛法的理解方式。佛教传到中国，渐渐的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份。在中国佛教史上，也不乏较具有社会运动意义的事件，而其中有些是与新兴宗派的产生有关。譬如，隋代三阶教的创始人信行(540-594)以末法时代的信念，极力的批判当时流行的佛教，大力提倡他所认为适合时代的佛法。据说，他为了能够帮助路人推车而舍弃了比丘戒；这与当时的僧人拥有大量的“净人”，用来替他们做戒律规定出家人不能做的种种劳役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别，而他的时代批判性，由此观之，是最明显不过了。

　　其次，如禅宗提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口号，也无疑是一项惊人的宣示。它批判了当时普遍流行，认为只有透过“客观的研究教相”，才能理解佛法的观念，而指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意思是说，佛法的真实意不仅可从文字上推测而得，也存在于解脱经验的直接传递。禅宗的创发性，使中国佛教摆脱了一向由于拘泥于印度传统，而导致的不适应的束缚，而能在新的原点上重新出发。这在宗教型态之改变、僧侣生活型态及组织之调整，乃至于促进佛法更深一层的渗入中国文化等等各方面，都发挥了极巨大的力量。

　　再以近代中国佛教史而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处境内外交困，因此佛教界的社会运动也此起彼落。近代中国佛教的问题，大致说来，外来的有政治的压迫、社会的歧视、外教的威胁等等。政治的压迫在大陆时期，最明显的是庙产兴学运动，和内战中军队驻扎寺庙等问题，许多教内大德都曾因此而向政府抗议，并团结教内藉图自保。社会的歧视，最著名的反歧视运动，应属前几年，中佛会护教组由昭慧法师领导的“杯葛思凡”活动；对于外教的威胁，早期台湾佛教界主要是对一贯道的压制和打击，近年则有对清海法师的围剿和划清界线。

　　在对内方面，佛教体质的各方面之衰弱，与陈规陋俗的不合理，是佛教社会运动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太虚大师提出了教理、教产、教制三个方面的革命，且用了一生的精力，并结合同志从事各方面的努力，而最后仍功败垂成以终。太虚的努力与挫折，正说明了现代中国佛教积弊的深而广，因而佛教的革新运动也绝对不会止于太虚的努力。其他，又如欧阳渐批判中国佛教的传统观念，力陈居士得以住持正法，并以“支那内学院”践履之，这种居士争佛教宣教权的正当性之努力，也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运动。再如，印顺法师从事佛教教理的澄清，并在讲述和著作中，处处流露出对现实佛教的批判，和对佛教理想的描述。印顺法师透过文字著作的出版，滋润了新一代学佛青年对佛教教理，寻求确实诠释的渴求，当然也同时将他的革新理念推展到他们的心中。透过一些弟子及私淑者主动而持续的宣扬推动，印顺法师的佛教观已经成为台湾佛教界日渐深入人心的思想，这也预示著印顺法师透过思想澄清而引动的佛教改革将会日渐蔓延开来。

　　近三、五年来，由于台湾社会政治变动加剧；改革意识普遍人心，而社会活力日渐旺盛，正是社会运动盛行的年代。台湾佛教界积数十年在经济、人才及思想等各方面的预备，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扩大佛教影响力、健全佛教体质、改革佛教积弊、反对歧视佛教，乃至争取政治上的自主权，改变执政党应声虫的旧观等等，都是许多热心的佛教徒已经和正在从事的活动。然则回顾佛教史上的社会运动，我们可以说，在种种的改革和争取之中，佛教之所以为佛教者，乃在于继承和发扬释迦牟尼佛为解救人类根本困惑烦恼而推行的正觉运动。佛教徒的种种努力，如果背离或忽略这一基本性格，佛教即使表面上十分兴盛，都不能弥补佛教变质与堕落的悲哀。

　　【本文原发表于《法光杂志》第18期（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