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

2014/9/8    热度：448   

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张 总
　　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为普贤菩萨的行化道场。现万年寺中有著名的乘象普贤铜象，铸成千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此像通高达735厘米，总重量竟达62吨，不仅在蜀地铜像中属最大的作品，在汉地铜铸佛教造像之中也堪称最巨。不仅如此，据新考古材料，中国最早的铜制佛像就在四川，发现手绵阳汉代崖墓中，是摇钱树枝干上的小造像。著名的麻浩崖墓浮雕佛像，即位于峨眉附近的乐山市郊。事实上，中国最早的一批佛教造像，即东汉晚期乃至蜀汉的小型佛像铜、石制品，均集中在四川。这类材料近年多有发现，因而特别值得重视。现知蜀地汉末及蜀汉佛像等遗迹已有：
　　彭山东汉崖墓摇钱树座一佛二侍像
　　乐山麻浩蜀汉崖墓浮雕佛像
　　乐山柿子湾崖墓浮雕佛像
　　绵阳东汉崖墓铜摇钱树干多尊佛像
　　忠县蜀汉崖墓摇钱树干一佛二菩萨像
　　陕西城固县博物馆藏铜播钱树佛像
　　；宜宾黄塔山东汉墓佛像一尊
　　什邡汉墓画像砖之佛塔
　　西昌汉墓砖上梵文朱书佛号四川的早期佛像具有特征完备和时代确切的特点。从全国范围看，早期佛教方面形象还有沂南汉画像石墓线刻，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及孔望山石刻等。但这些遗迹或是稍具佛像特征，如项光等，或是其年代尚有商榷讨论之地，如孔望山遗迹等，或是其题材有误，如尼雅东汉墓所出棉布图像，或是其特征并不够典型，如具眉间白毫之陶俑铜像等。而从佛像之肉髻、项光、姿态、服饰等“标准”特征相比，无一能与四川遗迹相较。从年代来说，除崖墓之形制流行于东汉晚期外，不少墓葬经科学发掘，有些具年代证据参照。如绵阳何家山崖墓，在发现佛像、陶马的1、2号墓附近又发掘了一座墓，形制与器物同于前墓，其中有顺帝永和六年(141)之纪年。而最早著名的麻浩崖墓，考古报告则论其应为蜀汉时期。
　　麻浩崖墓佛像在各种论著中介绍较多，是一石额枋上高浮雕的坐佛之像。柿子湾崖像风化严重，从未有清晰图片发表。彭山崖墓灰陶钱树座，藏于南京博物院。座上有一佛二侍者，其下有双龙衔壁。佛头高肉髻上竖刻线纹，穿通肩袈裟、以阴线示衣褶。像姿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左手执袍角。胁侍像较特别，右胁侍穿交领衣，手中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虽有文释其为一佛二菩萨像，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因迦腻色伽时代铜舍利容器上也有一佛二侍像，胁侍为帝释与梵天，实与此陶像略似。此二胁侍与菩萨像区别较多，所以很可能是护法像类。忠县与绵阳的佛像都位于钱树主干上。这数件作品说明早期佛像与钱树，也即与古老社祀的密切关系。绵阳铜佛像有五件之多，各高6．5厘米，形像一致，纵列铸于钱树主干上。像顶有肉髻并刻发纹，唇上有髭，头后有横椭圆形顶光。穿通肩袈裟，结跏跌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两袖衣纹较清晰。钱树之叶已碎、上有仙人、骑者、象等纹饰。佛像铸得完备端正，钱树叶也很精致。像比较其晚出的三国铜镜之佛像更大而完整清晰。汉代末年佛教曾在上层贵族中流行，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卷42)。“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恒帝又修华盖之饰”(《后汉书·西域传》)。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任下邳相，督三郡漕运。他“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三国志·刘繇传》)。这是正史中明确建寺造像之记载，像且为金铜佛像，还披着锦衣。而蜀地最早的绵阳铜佛像等，应比文献最早记载的佛像还要早。当然，蜀地出现这些佛像，与神仙信仰相混杂，还不是真正的受崇拜之佛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吴晋时陶铜制品佛像，即长江中下游的种种佛像八风镜和画文带佛兽镜、还有明器谷仓罐上的模制与捏塑佛像。再如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出饰透雕菩萨鎏金铜带，性质也都相近。
　　总之，在中国早期混同于神仙信仰的佛像之中，四川的作品年代最早，像式也最纯正，可谓居于全国之冠，因而具有重要意义。蜀地有数量多的早期纯正佛像，相关之问题即传人路线。这些佛像是怎样传人的?从哪些路线传人的?这些佛像造型虽较完备纯正，却又和传统的神仙信仰、社祀结合，具有强烈的祈福驱邪色彩，不仅与以后寺庙、石窟中备受尊崇的佛像又有所区别，也有异于记载中汉末皇室、贵族所崇祀的佛像。而且，从现知材料来看，乐山、彭山、什邡、西昌、宜宾、忠县等基本都是接近或位于古代交通路线，这些造像很可能和民间中下层商业贸易交通有关。
　　张骞通西域之前，蜀地已和身毒(印度)有贸易往来。张骞“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经询知是来自身毒，“得蜀贾市”(《汉书，西南夷列传》)。张骞推论身毒的方位，因而建议武帝开通这条近路，其时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武帝“以骞言为然”，遣使从蜀犍为四道并出，经岁余，因昆明夷“椰杀略汉使”而闭于昆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至元鼎六年(前111)，“汉即灭越……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复闭于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大夏焉。”汉遣将军卫广、郭昌“往击昆明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但“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通。”(《史记，大宛列传》)。
　　虽然武帝几次努力都未成功，但汉使也探明，昆明以西千里，“有乘象之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史记·大宛列传》)“盘越国一名权越国，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都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魏略·西戎传》)。滇越或盘越即为印度阿萨姆的达博克、或孟加拉的达卡，古称达伐卡。其民间与蜀贾商早已存在。据一些考古材料，如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春秋晚期墓之蚀花肉红石髓殊是印度次大陆公元前4世纪之产品。江川、晋宁石寨山还出土大量环纹深海贝币以及玛瑙、玉石、绿松石等，皆应是舶来品。至东汉西南夷相继内属，此道更为通畅。
　　中印滇缅道商贸往来似一直存在，其间可能伴随一些宗教、文化活动。至约3世纪末，有僧侣数人从蜀至东印度并建寺于斯。义净曾说“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州蛘柯道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慧琳音义》卷八一译注此条，历数此道艰辛和旅途经验，而唐樊绰《蛮书》中高黎贡山的记载与此相合。
　　总之，滇缅道可自云南博南山(今永平)经保山，西出高黎贡山，沿亲敦江转入阿萨姆，南下达卡，沿恒河西至印腹地的华氏城，曲女城、马土腊。再北上五河流域，穿开普尔山口达到大夏。从永昌向西还可走水路，由缅甸出海而至印度诸国。
　　不过，虽然滇缅道的情况已有不少讨论，但还有一条路线更值得注意，即羌中道。此道可从蜀入西域，即从川西岷江一线北上，沿积石山至析支居住地达格尔木。或先至西宁，沿青海湖走到格尔木。再前行可至鄯善，继而达于阗，终达西北印度。因此道上多有佛像艺术传播的蛛丝马迹，延续的年代跨度也很长，所以此道更应受学者重视，也确有很多专家谈及此道的重要。
　　羌中道在张骞通西域时也已存在。张骞首次出使西域，从大夏返回，为避匈奴“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史记·大宛列传》)。羌人所居，“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后汉书·西羌传》)“南接蜀汉徼的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同上)。由蜀人西域，羌中正是必经之路。重要的是，这条路线汉代以后仍有重要的像教遗迹留存。如青海平安县魏晋砖墓内有类佛像画像砖；四川蒲江龙拖湾佛教摩崖石刻中有西凉年号”；茂县出土的永明造像碑出自西凉僧人之手；至初唐还有茂汶点将台贞观四年翼州刺史造龛像。联系到蜀地早期造像分布，从西昌邛海、乐山、彭山、什邡、绵阳、加上蒲江、茂汶，既可与川缅道相联，更可与羌中道相关。当然张骞通西域时，所遣副使已至身毒《史记·大宛列传》，但并未带回佛教及造像信息，这与印度本土佛像发展程度相关。至东汉末年起，中国出现的各类早期佛教艺术信息，分布与特点的确值得深究。
　　南北朝前后，蜀地虽然没有北方鸿篇巨制式的石窟，但也有非常重要的造像、零星石窟的凿造。茂汶县出土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蒲江县龙拖湾有具西凉纪年摩崖造像，绵阳平阳府君阙梁代补刻多龛造像。成都万佛寺遗址早年及近年市内屡次出有佛像。川北广元也出北魏延昌三年像，北周刘约造像，其地千佛崖二皇泽寺也有北朝风格龛窟。
　　龙拖湾摩崖中有一处题名碑刻，刻有“嘉兴元年”四个大字和“张仁忠”、“许七忠”题名。碑下一龛造像刻单尊坐佛，龛沿刻供养人两身，因风化和崩裂已残，风格与另九龛造像迥然不同，或为题碑者所造。“嘉兴元年(417)是西凉李歆年号。其父李嵩病死于同年二月(建初十二年)，李歆继位改元，并派使向东晋报告、讨封号。李氏西凉祖仕张轨，是称晋正朔的汉族小朝廷，据有敦煌一带，受到沮渠北凉的军事压力，因取道青、川而向建康。《资治通鉴·晋纪四十》(义熙十四年)“歆遣使来告袭位。冬十月，以歆为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酒泉公。”有趣的是茂汶所出造像碑也与西凉有关。此碑向以展现了最早的褒衣博带装而极受重视，碑身现已复原。其形为扁长方，高约170厘米，四面皆有造像和题记。碑上端雕一圈小龛坐佛，龛下有垂直联珠纹。正龛高120厘米，雕有身光趺坐佛，形像较丰，施无畏与愿印。穿双领下垂袈裟、右前襟下摆甩于左腕上，裙带作结垂于胸前。衣褶垂于座前，整齐有致。座下刻壶门有比丘题名。此弥勒佛装趺坐，比起北方常见的交脚弥勒菩萨或善跏坐佛，仍属少见。其背龛雕立佛像、宽面高髻，通肩直领大衫。胸前结带，手印同正面佛，榜题“无量寿佛”。碑左侧存小龛又雕雪山童子舍身闻偈的画面与偈语，碑右侧存小龛佛、比丘像和造像记：“齐永明元年(483)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这通碑布局完整严谨，正面弥勒佛，背面无量寿(阿弥陀佛)，由释玄嵩率僧侣法明、法爱等十数人而造。
　　比较而言，北朝碑像中原仅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佛道碑较此为早。后碑有“北朝之始”称号，但有日本学者对此纪年提出质疑。耀县北朝碑像题材杂糅佛道，而此碑题材明确，题记中弥勒佛名及“遭遇慈氏、华龙三会”更说明信仰。其主持高僧明确为“西凉曹比丘”。西凉存在很短，庚子(400)建国，廿一年后即为北凉蒙逊所灭。但作为据有敦煌的小政权，不仅保留较多汉族文化，佛教方面也深有根基。蒙逊灭西凉而得高僧昙无忏；法显西行敦煌，“夏坐论，复进到敦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嵩供给渡沙河。”(《法显传》)玄嵩在西凉情况尚难推知，但凿碑之时距西凉国灭已有62年。玄嵩倘若幼年在西凉出家，此时已为古稀之人。从他率众僧造碑像来看，确也为年高望重的大德。茂汶县还有初唐至宋龛像，在校场公社点将台，其初唐题纪为：“惟大唐贞观四年(630)岁次庚寅九月……大施主持节兼翼州军事翼州刺史上大将军李玄嗣，行治中张仲侃敬造释迦及弥勒像二龛，助布施主……”
　　绵阳县的平阳府阙佛教龛像近年已有详勘细报，其主像特别是附属浮雕与成都出土南朝像颇似。成都之万佛寺遗址在清末与解放前后曾先后出土大批石雕佛像，总数至少也在二百件以上。近年又在商业街与西安路分别各出九件南朝造像，其中多有纪年铭文。这些造像多以红砂岩雕成，在全国成批造像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可与定州白石造像与青州石灰石造像鼎足而三。万佛寺造像有从南朝宋经齐、梁、北周、隋至唐代中晚期历代作品，而最多最精的是南朝萧氏齐、梁时之作。这一点与青州龙兴寺窑藏颇有对应性。青州作品起自北魏晚期而迄于唐宋，最多最精的是东魏与北齐之作。万佛寺造像始出于光绪壬午(1882)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者)之父时任成都县令，所以他知晓出土状况并携走佛像。所作《天壤阁杂记》记载：
　　成都西关有万佛寺故址，忽出残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
　　身，无一完者……凡百余。……乃拣得有字残像三，一元嘉极大，一开皇，一无纪元，又
　　残碑五七方不成文……须甚记惜，由海船北上未知如何，斤两太重也。他携去的几件造像，开皇纪年的无下落。元嘉像原石据说由王后人售与法国人，国内仅存的拓本，亦属凤毛麟角。此像向被称为南朝纪年最早之作、十分重要。但是笔者以为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处，未必十分可靠。现知已有两个拓本发表：一为民国八年(1919)广窘书屋出《艺术丛编·石录》所刊，系珂罗版宣纸印刷，精良清晰。一为刘志远、刘廷璧编著《万佛寺石刻》图册中所刊，极模糊。二拓上均有数则题记。《艺术丛编》刊本上有两侧，一为顾复初应信卿所嘱而题，曰：“成都西门外里许万佛寺唐之净众寺也，光绪壬午掘地得石佛造像上有元嘉字，知为刘宋时物，此其一种。”拓本上还铃一方印，为“信卿手拓”。另一则为杭州邹安题：“此与刘宋大造像同出土，树石古朴，人物寓奇，当是六朝释家画。”图册中拓本题记更多，可惜相当模糊。题记中有“黄宾虹观于沪上”、还有“内江张大干……”，还有蜀人某某题“六朝释家画第一口口。”又有一种题记几同于上面顾复初所题：“……上有元嘉字知为刘宋时物，此其一种，初为福山王氏所得，今归予族侄硕卿，卿因口拓本寄予。”另一则为：“宋元嘉二年(425)成都西门外石刻造像，为福山王懿荣氏掘地所得，今归法国博物院所藏口此石刻也，出土时事见《美术丛书》，记载其详(按《美术丛书》所刊即《天壤阁笔记》”。总之，上述种种题记，多是述此石刻与具有元嘉题字的造像为一批作品，所以才用“此其一种”、“同出土”等等说法。只有最后一条题记，似乎说此石像即具有元嘉题字，但也不是很确切，而且诸说不统一。又题记屡记元嘉像很大，但从此拓来看，似乎并非很大。所以，就此拓本的原石而言，是否就是那件确切具有元嘉二年题记的造像，尚可存疑。多数题记的说法视此为同出作品。同出作品被认为是同年所造，这在并不严密的金石学还可以理解的，但以今天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则应更审慎才对。再从此拓所印之浅浮雕效果来看，画面在一平面与侧边上雕出，肯定是造像背光的后面。万佛寺出土这类背光后面浮雕之作为数不少。此拓本中可见上下连贯的佛传故事，正是原石的侧面，其上有《树下降诞》的场面，即悉达多太子由摩耶夫人胁下出生的情景，以下还有龙浴太子、步步生莲等，有五个小幅画面。而背光后面较大场景，则构图丰富变化多端，对其内容曾有多种考证与说法，如《净土变》的旧说、日人吉村怜提出的《法华变》乃至国内或以为是燃灯佛授记、归之于接续佛传的内容来解释等等。从现存作品来看，具有成熟技法的浮雕之作在同类作品中很多，但多是萧梁时期之作，而非刘宋时期之作。
　　由此可知此作值得探讨之处仍多，尤其对铭年应有所怀疑，因而在此抛砖引玉。万佛寺所出最早作品应为元嘉年间，但或非此件。万佛寺南朝重要作品还有梁普通四年(522)康胜造释迦文石像、梁中大通元年(529)鄱阳王萧恢的世子之侍从母子造释迦像，中大通五年上官光造释迦像，大同三年(537)侯朗造释迦像及梁中大同三年(实为太清二年)“敬造官(观)世音菩萨……净土兜率供养”等。太清二年像的主尊旁胁侍四菩萨四弟子、二天王，台座前还有六伎乐等，普通四年像，亦胁侍四菩萨四弟子及二天王力士等，类似的情况还有数件，这说明蜀地齐梁造像在组合上有鲜明突出的特点，其背光后面亦多有精美浮雕，内容丰富形态多样。人物造型也有特色，共同构成蜀地南朝造像的风貌。
　　成都西安路出有太清五年铭(551)贴金阿育王像，而万佛寺早有北周保定年间“益州总绾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像”。此铭所谓“阿育王像”，是阿育王所造之佛教样式，而非阿育王之像。相应有一种“优填王像”，意谓优填王所造的佛像样式。两者含义是相仿的，铭文实即优填王瑞像与阿育王瑞像的省称，蜀地南朝造像实源自建康，宿白教授已有明述，其阿育王像也与梁武信重其瑞像有关。此像式扬州长干寺与荆州长沙寺亦见，佛书古籍有明载，如《广弘明集》卷十五中荆州长沙寺瑞像者：光上有梵书云：“育王所造。……及梁灭，迎上荆州，至今见存。”《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说一金铜瑞像，是分三次由水中得出像身、趺座、背光而合成。其“趺座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求那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也。”这些记载均明说瑞像是阿育王等所造像，而不是阿育王被造像。优填王像的渊源更明，据佛典说，最初的佛像就是佛陀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优填王思念释尊，因以牛头旃檀造成瑞像。其实古代印度的造像的渊源，佛像造型取自僧侣，而菩萨造型取自王公贵族。若阿育王有像，则必近于菩萨，而不可能近于佛。犍陀罗出土的菩萨形石雕中，亦有学者论其即为转轮王之像。成都出品之中，阿育王像相当多，至少也有八件，足成同式的一组。其雕刻端庄秀丽，刀法倒润。佛穿通肩大衣而立，衣纹呈现U形垂中层叠，服饰形像已全不同于秀骨清像，除衣褶略显厚重以外，风格手法十分富于印度笈多佛像的特点，实有“曹衣出水”之风。同出的北周天和二年(567)菩萨坐像，璎珞裙褶十分华丽，且穿草履，特色浓厚。
　　《周书》传载赵国公宇文招在保定中任益州总管。“昔周赵王治蜀，有道士造像老君像而以菩萨夹侍，僧以事闻，王乃判曰：菩萨已成不可坏。天尊宜进一阶官，乃迎人寺中，改同佛相。”(《续高僧传慧满》卷廿二)这条记载以及宇文招所造育王像等，说明北周武帝灭佛法之前，蜀地官门贵族佞佛仍盛。
　　川北广元市出土有北魏延昌纪年像和北周像。延昌铭像一铺五身，佛趺坐于长方座上，背光上饰有较小的胁侍弟子、菩萨及卧佛。题铭于背光之后：延昌三年(514)太岁在甲午二十日，梁秦显明寺比丘惠楞与平都寺比丘僧政等，觉世非常，敬造释迦文佛石像一区……龙化三会，愿登初首……出土像中还有风格相同、尺度稍小的像和佛头。另一像残损较重，雕刻精细工致，背面铭有大都督晋寿郡守田文约，大都督前宋熙郡守小剑防主昌虑县开国子尉迟通、兴安县令刘约及众人题名。从题铭地望可知像刻于北周。
　　广元千佛崖龛窟中有大佛窟，马蹄形平面正面刻主佛，左右壁菩萨，其间有后代补刻多小龛。佛着褒衣博带，菩萨具X形帔帛，衣纹阶梯状，风格古拙，具北方云岗造像之遗风。此为四川石窟中年代最早者，约当北魏晚期。其崖上有三圣堂，三壁三龛式，龛楣交龙，各雕一佛二菩萨，背光饰七佛六飞天。其形体刀法平直方正。窟中有唐至宋凿小龛及装修记。皇泽寺石窟有中心柱窟，方形平顶，三壁开龛，龛楣交龙雕佛菩萨弟子五尊像、背光饰九佛飞天，两侧又开小龛。后壁凿千佛。中为方柱，两层四面小龛有佛菩萨像，柱顶浅雕阿育王塔。皇泽寺第38窟风格手法近于三圣堂和中心柱窟。此数龛造型手法与麦积山、须弥山之西魏北周窟相近，应为同期作品。其原因为广元是川北咽喉，南北朝时拉锯战之地。其始属南朝宋、齐，而北方军事力量南下，广元首当其冲。梁天监中晋寿郡太守竺胤随夏侯道迁入北魏。“正始元年(504)闰月……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二年，邢峦遣统军王足西伐，频破萧衍诸军，遂人剑阁。”(《北魏·本纪》)正始四年置西益州，延昌三年时魏军从广元以南的巴北、涪城、绵竹、剑阁出兵伐蜀。至梁大同二年(536)年才为梁收回，改黎州。西魏大统六年(540)又属魏，废帝三年(554)改西益州为利州，北周继领广元。由此可知，正始以后，广元多属北朝，南梁虽收回一段但时间很短。北朝所据时不仅造像，更凿石窟开风气之先，将北方营构注入蜀地。经隋至初唐，广元石窟已具相当规模和水平。
　　由上述可略显蜀地魏晋南北朝像教传人路径梗概。另在僧传也有零星记载。如东晋道安率徒南游，法和人蜀(《魏书·释老志》)。“释智猛去西域，获梵本人蜀”，“凉州沙门迎于阗国赞摩寺佛像于蜀龙华寺”，“罽昙摩密经敦煌人蜀至健康”。北周阁那崛多译《十一面观音神咒经》，应邀人蜀住益州。总之由汉至南北朝，佛像传人四川之途径似先川西南而后川北。较早的汉未佛像集中于川西。而南朝时的益州造像应源自建康(南京)，但也有浓重蜀地特色。北魏领有川北广元以后，北朝石窟造像之影响由北人蜀，并延续至唐。
　　二：
　　蜀之名山峨眉，梵官琼宇，名刹古寺，不绝于山路。寺中且有造像佛画，多由历代高僧悉心营建，美妙精致。唐清凉国师澄观于大历十一年(776)“誓游五台，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陡高，备观圣像。……吾既游普贤之境界，泊妙吉之乡原，不疏毗卢，有辜二圣矣。”遂于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著《华严经疏》二十轴。五代前后蜀时有僧缄者于同光三年(925)人蜀……遂居净众寺(万佛寺)，后周显德二年(955)……一日复扣关自来云‘暂去礼峨眉，结夏于黑水’。”高僧新罗无相与神会等都曾居净众寺。
　　宋范成大《峨眉山纪行》中有“惟大峨甚高摩霄，为佛书所记普贤大士示现之所……孙思邈隐峨眉时与茂真常呼应……牛心寺有唐画罗汉一板，笔迹超妙，眉目津津欲与人语，成都古画浮屠像最多，以余所见，皆出此下，蜀画胡僧惟楞枷之笔第一，今见此板，乃知楞枷源流所自，余十五板亡矣”。范成大曾悉心留意寺庙佛画，著有《成都古寺名笔记》，记唐五代至宋成都寺院壁画，他的评价是有感而发，可见峨眉此画必出于大手笔。据传海会堂曾藏有丁观鹏作祖师像八十轴。
　　宋代还有僧德正，弃官出家，人蜀“初登峨眉，炼指供佛，两手只余其四，粗可执笔，而画意自足……遇兴伸纸挥毫，顷刻而成，贵势或求之，绝不与”，“作《峨眉图》，山水人物，种种清高。”而释道宏“峨眉人，姓杨……善画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复冠巾，改号龙岩隐者”，“每住人家画土神，其家必富，画猫则无鼠……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画《高僧》”。蜀人高文进，于相国寺后门里东西二壁，画五台山峨眉山文殊普贤变相，宋太祖嘉其能，官以待诏。
　　峨眉不仅有画僧和僧画，还有李白诗《听蜀僧浚弹琴》。宋太祖建隆四年(963)“敕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庄严佛像，因嘉州屡奏，白水寺普贤相见也”(《佛祖统纪》卷43)。宋僧茂真居白水寺，太平兴国五年(980)二月奉诏入朝。太宗赐诗美之，“后遣张仁赞贲黄金三千两，于成都铸普贤大士像。高二丈六尺，至今供养。”(《峨眉山志》)“奉安嘉州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佛祖统纪》)值得指出的是，宋初乾德五年(967)七月，朝廷还有“禁毁铜佛像”、“但不许铸造新像”之举(《佛祖统纪》、《宋书·本纪》)，仅十数年间，白水寺竟作如此金属巨像。其六牙白象坐骑，足蹋三尺莲花，具辔头鞍垫，上承莲座。普贤执如意，戴金冠，相好端严。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俱有御赐宝供。铜像现处无梁殿乃明代万历年间所造，神宗并赐额“圣寿万年寺”。宋邵博《邵氏博见录》评为“峨眉普贤寺，光量殊胜，不下五台。”又大足北山180号窟有普贤神变，造于北宋政和年间。北山136号转轮藏窟与妙高山3号罗汉窟，均有精美的乘象普贤造于南宋，但为胁侍而非主像。而更早的记载也有奉普贤为主之事，即唐代南康王韦皋于成都大圣慈寺，再修普贤菩萨铜像殿事。“大慈寺普贤菩萨铜像，盖大煦和尚传教沙门礼源之所造也，仪同天表”，因寺像荒芜(贞元十七年801)，“遂南迁百余步，度宏规间正殿。”
　　明代别传禅师，创建铜瓦殿，“铸普贤铜像一铜佛六十五、咸奉峨顶，又于白水寺建伽蓝殿，铸造佛大像三，费数千金……”(《山志·塔铭》)。圣积寺由明布政使修接引殿，清御使重修大雄宝殿，殿内铸普贤骑象像，金身、高丈六，象伏地和亦如是，两旁铜佛颇多，殿外左右铜塔。四会亭有铜接引佛。明续禅师曾铸铜佛弥勒诸天像大小三十余尊。明无穷禅师募造大悲千手观音，法身高达三丈余，载至峨眉，因像高置于县东大佛寺。另还有广元王捐金造渗金大士像三尊等等。
　　峨眉峰顶曾建木皮、铁、锡、铜瓦殿，最辉煌的是金殿。由明代妙峰大师所募，沈王捐金。金殿之瓦柱、门眉、窗壁皆铜为之而渗金，中设普贤像，旁列万佛，绕门阴刻全蜀山川程途，一览胜迹。妙峰大师募化铜殿共有三座，峨眉等地虽已不存，但五台显通寺铜殿至今仍完好无缺。殿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平面见方，四角四柱，内为一室，外观两层，宽为九尺，深八尺，高约丈余。上层下层各有数块格扇，内铸佛像，号称万尊。外铸各种花卉、鸟兽图案。妙峰大师曾刺舌血和朱写《华严经》，号称“人天师表”，深得万历之母圣寿太后崇信，因而能完成铸铜殿、建道场之壮举。从五台山现存铜殿推见峨眉铜殿，形制基本相符，可以想见其处于峨眉金顶之巍峨壮丽。
　　除上述普贤像、金殿等，峨眉寺中还有华严铜塔，铸出七处九会场面，细密端严；以及卢舍那瓷佛等许多珍贵文物，限于篇幅不能述列。总之，从峨眉与蜀地的造像等，我们可以见到佛教文化的浩荡与辉煌，值得永远深入研讨。
　　附记：
　　此会议召开距今已有十数年了，蒙四川峨眉山佛教协会美意，要再出版。不过四川地区佛教造像近年已有多次重要作品出土，如成都市商业街1990年、西安路1995年均有相当重要的成批造像出土。原有的一些藏品也有了较好地报道，还有对四川南朝造像的深入探讨。如《文物》1998年11期、2001年第10期、《文物》2000年第2期、2000年第2期(李裕群《试论成都地区出土构南朝佛教石造像》)所发表的文章。所以本文已颇感过时，只得略加添改，以敷充用。其所引以为谬见之处，还望识者多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