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佛教常识答问》是1949年以来佛教界推出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具有抉择佛法胜义和型塑佛教未来的重要作用。《答问》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将佛教的开展视为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思想历程，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殊胜义理进行称扬，将藏语系和巴利语系的佛教视为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主张充分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答问》对人间佛教的阐释对党和国家形成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提供了素材。

　　关键词：赵朴初居士；《佛教常识答问》；人间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8)0l-0010-05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所著《佛教常识答问》(以下简称《答问》)一书，虽仅70000多字，但自1983年问世以来，已有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文库》版、陕西师大插图版以及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版等多种版本，在大陆发行达数十万册，并且已有日、英、韩等多种外文译本，其影响远及海外。有人还将此书制成精美的电子文本，被许多佛教网站挂在“热门下载”的栏目之内。可以说，这本小册子是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佛教界所推出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具有抉择佛法胜义和型塑佛教未来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1．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容纳

　　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往往以神化教主、神化经典的方式提高本教的影响力。佛教中关于释迦牟尼降于天宫、人于母胎、出生、出家、破魔、成佛、转法轮、人涅盘等“八相成道”的传说，无一不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诸多佛教经典的形成、流通和传持，也都被蒙上了神异感应的特性。这在民智未开、科学很不发达的古代，对于那些充满神秘感觉和恐怖意识的人们而言，确实具有极大的耸动性和吸引力，但在具备现代科学常识的人们看来，这些神奇和感应却具有荒诞不经的意味，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使人类具备了全方位考察宗教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能力。因此，佛教在现代生活中只有脱离那些依附在自己身上的鬼魅和神明，与科学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以自身思想的深刻、情感的真实和理想的尽善尽美来吸引人们的关注，才能继续成为人类安身立命的场所和精神栖息的家园。

　　《答问》并未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视为神，而是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子，小时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敏锐，对人生社会的各种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出家学道，成为佛陀，创立了佛教。《答问》还对佛教创立时期印度的社会发展状况略加解说，从而证明释迦牟尼倡导的“四姓平等”反映着当时人民对种姓制度的不满，佛教是接近平民的宗教，佛接受女众的出家是宗教史上一个很大的革命举动，佛教宣扬的“诸法无常”对当时的社会起了进步的作用。也就是说，《答问》这本小册子充分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祛除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信众们逐渐蒙在释迦牟尼佛身上的神秘色彩，而将其还原为一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正本清源较之那些神话传说更能体现释迦牟尼的伟大，更容易理智的再现佛教的历史意义，也更容易使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佛教信众理解佛陀创教的本怀。

　　《答问》不仅祛除了佛教史上对释迦牟尼的神化，还将佛教的开展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思想历程。《答问》的作者是大乘佛教的信众，但他对四圣谛、三法印、十二因缘的解释，却展示了佛教理论的一般特色，并且通过大(乘)小(乘)相对阐明二者的分别，解释大乘的“六度”、“四摄”等菩萨法门，这是对中国佛教以大(乘)容小(乘)、大小融通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对佛教经典形成的解释，也没有采取佛教界旧有的龙宫、铁塔等说，而是运用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结集来予以说明。川即便是对那些离普通民众非常遥远的宗教生活，《答问》也只是本着实际而进行朴素的解释，充分运用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佛教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如实的解说，不夸大，不虚美，人们一望即知其可行、能行，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手申。

　　宗教信仰是建立在真诚无妄的情感基础上的。相信那些自己也认为荒诞的东西，那是自欺；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传授给别人，则是欺人。《答问》如果要对佛、法、僧作神秘解释的话，其可以利用的经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如此以来，恐怕学者们就要以佛教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荒诞之说、缪悠之言而不予重视，而一般信众也会认为神通广大凡夫五分，只能对三宝敬事而不能见之于行履，其离佛之本怀愈远，则佛法必然愈晦。而人文社会科学对宗教的“祛魅”可以帮助佛教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各种“鬼魅”与“神化”倾向，以一种“水落石出”的方式展现出自身教理的真实魅力。因此我们说，接受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一个宗教领袖所应具有的心胸与情怀。

　　2．对中国佛教宗派要义的称扬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虽有复兴之势。但在内忧外患日趋严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在反思中国的文化根源时，有意无意地让中国佛教背负了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佛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例如，欧阳渐、吕潋等内学院一系的居士佛学家们，以唯识学为基准，抉择一切佛法之真伪，他们在高推玄奘、窥基之学的同时，旰衡台、贤，睥睨禅、净，非但不能欣赏隋唐时期形成的中国化的宗派佛学，且不能予以同情的理解，而径视之为“相似教”。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术界，在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进行清理时，又主要是把佛教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批判和驳斥。驻锡台湾半个多世纪、被视为“人天眼目”的当代高僧印顺法师，也以龙树的中观学为佛法的究竟之论，以主张“真常唯心”的中国佛教诸宗派的教理思想为当时高僧实施教化的方便。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本佛学界，还提出了“修剪菩提树”的主张，认为日本佛教中自中国传来的“本觉”思想应对诸多的社会不公平负责，是对纯正佛法的偏离，日本佛教界的一部分人士也在回归佛陀本怀的口号中展开了一场“祛中国化”的思想运动。此风若渐，则中国佛教将不免要自惭形秽了。

　　佛教传人中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在这2000年中，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参禅弘法、读经研教，难道都是在对佛教进行歪曲和误解吗?中国古德立足于本位文化的立场对佛教经典所作的心性体会难道就真的无足称道?老居士对此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天台宗以五时八教判释一代圣教，罄无不尽，揭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旨，“总结了以前各派的思想，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调整，发展了大乘圆教理论，展示了中国独创的大乘思想。”而华严宗“对《华严经》有深人的研究和精辟的阐发，是在前人(三论、天台、慈恩、地论师、摄论师等)学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华严宗“重重无尽、法界圆融的思想，虽说导源于《华严经》，而实际为中国所独创，它的法界缘起、一切无碍的学说大大发展了印度传来的大乘思想”。中国佛教律宗以《四分律》为经典依据，“《四分律》虽属小乘，但其文义通于大乘，自古就有‘分通大乘’的说法”。中国古德对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吸收，建立了一个个瑰丽、壮观的思想体系，为人类的精神创造和心灵体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印度高僧的言教是佛教，此固不待言，而谓中土大德的著述就是对佛教的歪曲和误解，这不是明显以印度佛教为中心的自是而非他么?

　　且到底哪一种佛教为“真佛教”其判定也甚非易事。即便是“纯正”的印度佛教，在释迦人灭之后，先是论师称雄、部派林立，继而大小异乘，分河饮水，后又空有相诤，势如水火。各部各派各据佛说，相互攻诘，至于截舌断首、赌命相从。也只有在传人中国之后，佛教的各种经论才在中国圆融智慧的滋润下相互会通，以大(乘)融小(乘)，会三归一，大主而小从，使各种经论典籍在佛法的旗号下实现了“和平共处”。佛法是无诤法，以此而论，中国佛教相对来讲更符合释迦本怀么?老居士也是这一圆融会通智慧的继承者，故而于《答问》中，无论是对中观派的空宗，还是对瑜伽派的有宗，都能客观叙说其教理的殊胜之处，对于欧阳渐及支那内学院的成就不仅允为佛教，而且还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川

　　3。对藏、巴利语系佛教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都有广泛的传播。作者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副会长等职务达50余年，对各个语系佛教的思想义理及其高僧大德都有广泛而深人的接触，这也就注定了本书能够突破传统视野的限制，将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两大语系的佛教视为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相当多的重视。

　　《答问》设有专节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藏语系佛教开始于7世纪中叶，自印度和汉族两地同时传人，至9世纪朗达玛灭法，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来佛教在西藏再次复苏，为后弘期，形成了宁玛、迦当、迦举、萨迦等不同的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宗喀巴改革创建的格鲁派，在当前蒙藏地区最为兴盛。巴利语系佛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乘佛教”。这种说法，带有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轻蔑的意味，因此为作者所不取，而是称之为“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上座”是人们对高僧大德的尊称，于此细微之处我们可以看出老居士对他人的尊重和等视众生的博大胸怀，于汉传大乘佛法内部时有自是而非他的争论相比，实不啻宵壤之别。本书中还说到巴利语系的佛教“直接读诵巴利语文经典，所以用不着有翻译之劳。那里，若干世纪以来能保持如法如律精进修学的原始佛教的传统，还是值得欣喜赞叹的。”作者为汉传大乘佛教的信众，对中国南传佛教的殊胜之处能如此随喜赞叹，无怪乎他能为中国各个语系的佛教信众所景仰，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各族佛教界大团结的象征人物。

　　人们所说的“中国佛教”，往往仅指汉传佛教，虽就主体而言，此说不无道理，但终久不免给人以偏概全之嫌。《答问》对少数民族佛教的介绍，使“中国佛教”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佛教，而推崇其优长，赞美其殊胜，充满了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包容精神。这也预示着中国佛教的发展不仅可以借鉴汉族古德的卓越成就，还可以充分汲取少数民族佛教的优点和长处，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未来。

　　4．对人间佛教基本精神的阐释。

　　佛教东传两千年来，不仅自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建筑、绘画、天文、音乐、医药、社会慈善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佛教先辈的这些卓越贡献和成就令身为佛徒的作者感到光荣和自豪，怎样使佛教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使佛法有补于社会道德、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作者精心思考的问题。《答问》第五章中“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一节就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

　　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充分发扬大乘佛教悲智双运、普渡众生的精神，以自觉觉他、自利利人、净化世道人心、利乐社会人群为关注点的佛教。人间佛教不是另立新宗、自成一派，而是“各乘、各宗、各派都有引摄世间适合一般人的需要，是契理契机的”教法，其主要内容就是以五戒、十善作自我修持，以六度万行为利益众生。他认为，“假使人人都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定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作者的善良愿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殷切向往。六度万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菩萨行，“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立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这就是作者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所抉择的康庄大道，他对此坚信不疑，在《答问》的末尾充满激情的宣称：“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瞻望未来，前程似锦，春回大地，万卉争妍，佛教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1]

　　《答问》在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佛教可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和国家在这方面都走了弯路，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而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对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探讨，也为中共中央最终形成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提供了素材。《答问》对人间佛教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这一政策的前奏。

　　就是这样一部意义非常重大的著作，老居士却以“佛教常识答问”命名，这是作者在故作姿态以示谦虚吗?我想其间必有更为深刻的含意在内。“佛教”是此书所论的范围；“答问”是此书设立宾主，有问有答，是体裁。而“常识”一词，含义深远，以我浅见，当有三端：一者，佛教应以此为常识，抉除经忏、丧葬、神鬼等，而择取其理性的、智慧的、有利于社会和信众身心的法宝。二者，人们应如此理解佛教，抉除世俗中人们对佛教的各种误解和偏见，择取其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希望此等知识普及民众，抉除狭隘的文化观念，使人类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国佛教史上的智者大师说：“一家教门，正在初心。”即强调信众的佛教信仰要建立在对佛教的正确知见基础上，从而树立起对佛法的“正信”。就一个人的宗教生命而言，这往往是在初发信心(即初心)的阶段。老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佛学大师，以自己对佛法的正知正见为“常识”，自然具有培养众生正信佛法的初衷。

　　据“大家小书”版前载君冈《大家为大家谈常识》一文中说，老居士住院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前往探视。这自然是党和国家对宗教界充分重视的体现，也是对这位宗教领袖的光辉业绩与思想观点的充分肯定。老居士将这本小册子赠与江泽民同志，亦犹古代高僧临灭，以佛法付嘱王臣国主之意，寓有他希望党和国家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无尽深意，也显示出他对佛教有利于改善世道人心、有利于提高人格人性、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1]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