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归国后的密教美术

2014/9/8    热度：237   

空海归国后的密教美术
　　平安迁都
　　佛教美术在日本的发展，一直紧随中国佛雕的变迁，以及教义理论的扩张，佛像种类与姿态表现，不曾间断地充实；佛教信仰也由原先统治者的政策性崇佛，进而豪门巨室自发性的奉献，终于缔造了奈良美术空前灿烂的景象。
　　然而僧侣们势力的过度膨胀，加上贵族间激烈的权力争逐，几乎要把奈良朝律令制度的理想，破坏殆尽。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737～806，在为781～806）迁都平安，就是为了远离奈良多事之地，期与旧都积弊彻底绝缘。
　　平安京立刻成为佛教新兴宗派的温床。深得朝廷保护与支持的最澄（767～822）与空海（774～835），趁机取代旧都佛教的势力，大倡密教修法于新京。日本美术史亦因势利导。打破奈良时代严整、庄重的典型，迸发密教像夸张与神秘的格调。
　　新京平安和奈良一样，完全仿照长安都城的建制，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为今日的京都。自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始，迄十二世纪末镰仓幕府确立，约四百年间，王朝政令发自平安，宫廷文化风靡平安，所以历史上称平安时代。只是从七九四年迁都平安，到八九四年废遣唐使，这一百年间，恰巧涵盖了整个第九世纪，上流社会仰慕唐风依旧不变，密教尚功利、重现世，普获贵族欢心。实有别于平安时代的后三百年，宫廷文化柔美、典丽的特质，因此史家根据迥异的文化性格，将平安时代划分前后两期，废遣唐使之前为平安前期；以后为平安后期。
　　空海与日本密教
　　一度盛极的奈良佛教，顿然失去朝廷的靠山，平安佛教的地盘，已是密教系统独占的局面。当时活动力最旺盛的，首推空海留唐归国带回的真言宗；其次有最澄入唐学佛，再由弟子们发展出来的天台宗。平安前期的佛教流派，仍以空海导进的一支，浸透文化面的程度最为深广。空海不仅是日本真言宗的开祖，他所请去的中唐绘画，佛具与经卷等，更是平安前期美术的蓝本，在空海的推动下，日本密教美术发达的时代，终于来临。
　　空海谥号弘法大师，他是遣唐使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今天日本人为感念他的博学与贡献，弘法大师已成为民间信仰的偶像。青年时代的空海，深研儒释道三家精义，最后悟出佛教真谛，毅然剃发出家，八零四年空海三十一岁，随第十六次遣唐使船队留学中国，与大使乘坐第一艘船；最澄亦同期入唐，搭的是第二艘船。航行途中突遇暴风雨，船队四散。第一艘船漂流至福州，第二艘船在宁波登陆。空海与最澄上岸之后，最澄修行的目的地是天台山，空海则直指密教中心的长安。结果最澄首先回国，开创日本天台宗，可是他的志业大都有赖门下高徒，才得以实现。空海留唐两年多，风闻长安青龙寺惠果（746～805），道行高深，趋前请益。遂受密教传法灌顶，习密教真言奥义。八零六年空海以嫡系传人的身份，束装返国。
　　密教起源印度，八世纪初移植中国，经过三位印度法师致力弘法后，由唐僧惠果掌门，称真言宗第七祖，惠果灭後，空海承袭衣钵，是为第八祖。密教之所以为佛教新兴宗派在印度窜起，是因为日趋隆盛的印度教，正结合古代婆罗门教与土俗信仰，大有凌驾佛教之势。所以密教以复兴佛教为动机，致密教学说满足现世利益为特点，并在《大日经》与《金刚顶经》两大根本经典中给予思想体系定位，从而使佛教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密教。因此，在艺术上，不只奈良佛教密隐的功利主义有了教理的背景，求佛镇护国家，祈神降福禄的现实观，而且也容易满足皇室与贵族的欲望。
　　密教美术的特征
　　平安前期的佛教，可谓真严密宗一枝独秀。佛教美术的发展，自然也以密教修法的相关道具为主流。一言以蔽之，密教美术一反佛像原有冥想、静止的造型，虽然不像印度教神像那样有夸张的性爱、官能的动态，但却展现出中和的动态之势。是以密教尊像的种类增加了，多面多臂的妖艳菩萨也出现了，愤怒表情和威武雄姿的佛雕也一并出笼。
　　本来，八世纪奈良佛教也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或罹病早愈的法会，甚至于因而建寺造佛的行动，屡有所闻。所以密教式的功利信仰，早就蕴藏在奈良时代的佛教中。类似密教美术的诸种特征，也明显地流露在奈良后期的造佛事业上。例如东大寺的不空罗索观音立像、金刚力士像，以及兴福寺八部众之一的阿修罗像等，不是三头六臂的巨作，就是表现力与美的护法神威。
　　印度佛法中起死回生的密教，在八世纪初分陆海两路传入长安。时值遣唐使不绝如缕，只是日本留学僧颇多断章取义，最后才有空海入唐，亲炙密教说法，带回来"正纯密教"。空海以前，流进日本的片断教义和应时制作的佛像，统称为"杂部密教"。
　　平安时代的佛教寺院，一般都是建于山上，建筑不若奈良平地庙堂的雄伟壮丽，雕刻的规模也没有奈良诸佛的硕大庄严。且材料以木雕为主，鲜少塑造或铜铸。此外，密教雕像中最特殊的独有尊像是五大明王，密教绘画里最具深奥理论的，是总集诸尊体系构成的两界曼荼罗。
　　五大明王不曾见于奈良时代，属平安前期密教盛行的新尊种目。五大名王以不动明王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分置降三世、军荼利、大威德、金刚夜叉，亦合称五大尊。为了强调降魔伏敌、守护佛国的性格，像貌总是怒目圆睁，孔武有力，威猛无比的气概。
　　两界曼荼罗是密教灌顶等修法仪式中，极重要的道具之一。以平面图式汇集无数菩萨，协助信徒理解密教的繁琐与深邃。至高绝对的主尊乃大日如来，象征宇宙的一切根元。所谓两界，即胎藏界与金刚界，各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原典，分别表现大日如来理与智的两个世界。两界曼荼罗通常画成双幅垂挂于本尊两侧，胎藏界曼荼罗的四百余尊菩萨，呈放射状并排；金刚界曼荼罗的一千四百余尊佛像，等分在九个方格内配列。两界曼荼罗图经空海指导，精密模写的复本幸存下来了，可是在中国几乎不留任何绘本。
　　唐朝正宗密教的雕刻，在中国差不多已经失传了，只有晚唐的敦煌壁画，尚有若干遗例。反而日本还保留着丰富的密教名品，这里头有少部分是空海携带回去的，大多数是空海传佛法、建道场，于短短数十年内成立的。空海行迹所到之处，必是密教美术靡集之所，他所主持过的几个寺院，也就自然成为密教美术的宝库了。
　　空海归国之后，未几嵯峨天皇（786～842，在为809～823）即位，他热烈赞助空海的布教活动，本身又有精湛的文化素养，日本美术史过去常用的断代法有所谓弘仁文化、弘仁雕刻，就是取自嵯峨天皇的年号。
　　弘仁元年（810），空海在神护寺为镇护国家首度举行修法。弘仁三年（812），开胎藏界与金刚界的灌顶坛，最澄也是当时接受灌顶的高僧之一，从此空海的声名远播，广为人知。
　　神护寺位于京都市右京区高雄山，所以又名高雄山寺。目前的建筑物全是近世重盖的，寺宝中属于平安前期密教杰作的，有多宝塔内安置的五大虚空菩萨坐像，均为一木雕上彩，制作年代大约在八四零年前后。绘画方面，神护寺拥有最古的两界曼荼罗图，又称"高雄曼荼罗"。此本曼荼罗咸信由空海指示，画于赤紫绫地，采金银泥绘，约成于八三三年。
　　弘仁七年（816），空海或嵯峨天皇敕许，开创高野山为真言密教修行的根本道场。至今和歌山县高野山仍然是真言密教的大本营，山内伽蓝的中心称金刚峰寺。高野山历代以还，寺运兴隆，香火不断，因此保有各朝名品也特别多。今天，金刚峰寺有一座"灵宝馆"，专门陈列传世的宝物，可惜能够归在平安前期密教美术类属的，已所剩无几。反而是平安后期的净土教绘画，和次代的密教雕刻，更为出色。
　　金刚峰寺屡屡发生的火灾，吞噬了不少平安密教的精品，最近的两个例子，是一八八八年一场无名火，烧去"五大力菩萨像"（又称"五大力吼像"）五幅中的两幅。另一次是一九 二六年金刚峰寺金堂的早期密教尊像也被烧掉了。上述三件幸免遇难的画像，目前典藏在灵宝馆，颇有平安密教古式忿怒像的雄姿。
　　弘仁十四年（832），嵯峨天皇赐教王护国寺（又名东寺）给予空海，作为镇护国家的根本道场。这是密教寺院少数不在山岳的平地伽蓝之一，位于京都市内南区九条町，临近京都车站。创建当初的建筑已不复可寻，可是遗存的平安前期密教美术，在量和质方面，都不是高雄山和高野山所能比拟的。
　　教王护国寺内也有一座"宝物馆"，收藏不少空海带回来的密教佛具，有惠果请唐朝画家李真等人所绘的真言五祖像，以及精致的漆器和空海的法书。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曼荼罗图中最完整的彩色极品"真言曼荼罗"。一般介绍曼荼罗，无不以这两幅当作范本，绘制年代可能已是九世纪末。
　　现存纯粹密教雕刻品中最古的遗品，就是八三九年开眼的东寺讲堂二十一尊佛像。堂内高坛中央置五佛，东方列五大菩萨，西方配五大明王，四周回绕梵天、帝释天与四天王。此种配置本出空海的构想，表现了曼荼罗图的立体化，所有密教雕像的特征，在这里尽露无遗。东寺讲堂二十一尊的中央五佛和五菩萨的中尊是后世补作的，然而壮观的场面，木雕的绝技，造型的特色，教王护国寺不愧是密教雕刻的宝库。
　　弘法大师空海八三五年于高野山圆寂，享年六十二岁。他一生致力于宣扬真言密宗，号称"东密"，以别于最澄及弟子所传天台宗的"台密"。就现有密教美术的成果来看，最澄手创的比睿山延历寺（滋贺县大津市），一五七一年遭织田信长的彻底烧毁，所有精品化成灰烬。其实天台密教的经营有待八世纪中叶以后，台密门徒圆仁（794～864）、圆珍（814～891）相继留唐归国，始积极展开布教。大抵言之，台密美术混合太多密教以外的因素，故不若东密美术的严格与整备，自由而杂沓是天台密教美术的基本特征。
　　九世纪后半清和天皇幼年嗣位（859～877在位），开臣下摄政之始，朝廷无大政争，密教美术发达。以前的史家最爱用他的年号贞观，或结合嵯峨天皇的年号弘仁，并称弘仁、贞观时代，来代表九世纪平安前期的唐风文化。贞观也是唐太宗的年号，或许平安美术史冠上贞观之名，有依附大唐文化的象征，藉此我们更容易分辨由唐文化脱胎换骨的日本式美术，正是平安后期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