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龙兴寺变迁与历史沿革

2014/9/8    热度：355   

临海龙兴寺变迁与历史沿革
　　唐宋时期，临海的龙兴寺不但职掌台州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僧人，而且声名显赫。特别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更是铭刻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辉煌。因此，她至今仍是日本佛教界和日本友人寻踪朝圣的重要遗迹之一。
　　一、龙兴寺的变迁与历史沿革
　　临海龙兴寺作为台州的官寺和首寺，它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在旧志中，它的始建年代并无确载，地位何处亦不详，宋《嘉定赤城志》与民国《临海县志》甚至无“龙兴寺”之条目。但从有关文字和考古资料看，“龙兴寺”作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它确实是存在的。如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临海的巾子山曾出土过一块残长7寸、宽6.2寸、厚2寸的塔砖，左侧有“龙兴寺”三字，上端有“唐天宝三载（744）龙兴寺塔砖”十字，俱阳文正书，为清代临海学者宋世荦所收藏①。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历史上的某种原因，“龙兴寺”之名被埋没了。事实上，临海龙兴寺即台州开元寺。这从日僧园珍的《行历抄》中，即可得到明证。“二十六日，上（临海）开元寺，略看纲维，寺主明秀具状报州。此开元寺者，本龙兴寺基，贞元年末（804），陆淳郎中屈天台道邃和尚，於此寺讲止观。日本国比睿大师，从明州转口到此临海县，至此龙兴寺。参见和上，听读止观，正此地也。拆寺已后，於龙兴寺基，起开元口，更不置龙兴寺”②。此外，《行历抄》还有“寺门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山脚临江”之记载。在日语中，“湖”与“固”同音，“小湖山”即“小固山”，而小固山在古代就是巾子山的通称。这在宋代日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有元表自国清寺来会，告云：台州是屈母龙王宅，地名丹丘，水名灵水，山名小固山，城名白云城”。另南宋陈耆卿云：“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唐开元中（713~741）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③。据此，记载与方位相合，可以肯定龙兴寺即台州开元寺是毫无疑义的。
　　按《旧唐书·中宗纪》及历代的有关记载，临海龙兴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初名“神龙寺”，为台州官府所创。二年改名为“中兴”，景龙三年（709）定名“龙兴”。后因故废，开元二十六年（738）重建，改名“开元寺”。至迟于天宝三年（744），又改“龙兴”之名。会昌五年（845），寺于废佛之厄中被拆。大中年间（847~860）复建，续称“开元”。宋代以降，寺院的建筑屡有兴废。景德中（1003~1007），更名“景德”。熙宁时（1068~111077），俨然成为一个大寺院，日僧成寻即叹称为“广大伽蓝也”④。崇宁二年（1103），加“万寿”二字。元佑五年（1090），寺僧元照于大殿后建戒坛。政和元年（1111），始改名为“天宁”。南宋绍兴七年（1137），又改“天宁”为“广孝”。十五年（1145），改“报恩光孝”额。乾道九年（1173）毁于火，僧德光、有权
　　等重建。淳熙三年（1176），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钱端礼为建僧堂。十年（1183），钱端礼之孙钱象祖又建佛殿。元时，复“天宁”之名，大德三年（1299）重建寺塔。明洪武时（1368~1398），曾授僧录右善世的名僧宗泐奉诏住寺。后渐圮。永乐六年（1408），僧法等重兴。隆庆二年（1568）为水所淹，僧明园重建。万历十三年（1585），于寺东凿三塘九井用于防火。崇祯中（1628~1644），住持僧破颜在寺后建雨华堂、华严楼。入清以后，寺分成钟巽、含辉、挹翠、芗林、映帻、彤霞、西爽、云岫、悟凤等九院。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火，光绪十七年（1891）僧芑珑重建。抗战期间，寺遭日机轰炸而严重毁坏。至建国初，仅乘房屋殿宇三十四间。八十年代初，迁建于巾山西南山腰的南山殿进行活动。一九九八年于旧址全面恢复，建筑结构为仿唐建筑，复“龙兴寺”之名。
　　二、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
　　临海龙兴寺所以成为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并不是因为它在佛教界有什么特殊地位，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联系，更不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而是因为它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的确，临海龙兴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日本天台宗的创立，首先应归功于鉴真大师与他的弟子思托和尚。思托（724~？），俗姓王，山东沂州（今山东临沂县）人。生于唐开元十一年（724），卒年不详。开元二十六年（738）据敕命出家，由鉴真大师授戒，并从之学习，深研律疏，多有所得。天宝二年（743），第一次随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天宝三年（744）第四次东渡日本时，于浙江黄岩禅林寺被扣，渡海队伍强行解散，思托遂留居临海的龙兴寺，入天台之门。自此长住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成为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高僧。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亦因思托以后的东渡成功，而名闻日本。天宝七年（748），应鉴真之召赴扬州，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果，复回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天宝十三年（754），思托随鉴真终于东渡成功。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思托是唯一“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追随的中国僧人，“四度造舟，五回入海”，虽历尽艰辛，备尝漂泊之苦，而总无退心，最后更和鉴真一样埋骨在异邦日本。到达日本之后，始终追随鉴真其后，和日僧普照具体主持执行唐招提寺的初创工作，除了授戒、讲律之外，积极参与造寺、写经和雕塑佛像等佛事活动。又应道璿之请，在大安寺唐院为其弟子忍基、常魏等讲法励《四分律疏》和《饰宗义记》（即《镇国记》）等。还多次为僧众讲述天台教义，播撒“天台”种子。期间，为反击代表顽固保守势力的日本旧教团对鉴真的诽谤攻击，思托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和经历，撰写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驳斥旧教派的澜言。并在鉴真圆寂以后，约请当时“文人之首”的淡海三船利用他所写的《鉴真传》，改写成《和上东行传荃》，即今之所见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日本延历七年（788），思托又撰写《延历僧录》五卷、目录一卷，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僧传。此外，鉴真圆寂后思托所制作的鉴真干漆夹苎坐像，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雕塑，史称“唐招提派”。可以说，思托的日本传道，揭开了临海龙兴寺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
　　其后，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入唐求法，就是因为受到了思托传播的天台思想的直接影响所致。最澄，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少从近江国师行表高僧出家，后赴南部，在鉴真生前弘法的东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鉴真和思托带来的天台宗经籍。日本延历七年（788），他在琵琶湖畔的比睿山自刻药师如来佛供奉，并建立了日枝山寺。此即日本天台宗的根本中堂，后称一乘止观院，也就是后来的延历寺。在这里，最澄阅读了天台“三大部”以及《维摩经疏》、《四教义》等天台教籍。自此深深皈依天台妙旨，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愿望。唐贞元二十年（804），他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二十六日来到临海，遂谒见台州刺史陆淳。时天台十祖兴道道邃大师正应陆淳之请，于龙兴寺开讲天台三大部与五小部，最澄乃从之学《法华经》与《摩诃止观》等。十月七日往参天台山，至国清寺和佛陇求学。十一月五日，在天台山佛陇行满座主的陪同下，返回临海龙兴寺。自是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离开临海，先后计一百四十多天时间，均住在龙兴寺继续从道邃和行满研习天台教观。同时，亲手抄写了大量的台宗典籍。道邃还于三月初二夜亥时在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关于最澄在临海龙兴寺的求法，日本的《睿山大师传》是这样记述的：“时台州刺史陆淳延天台山修禅寺座主僧道邃，於台州龙兴寺阐扬天台法门《摩诃止观》等。即便刺史见求法志随喜云：弘道在人，人能持道，我道兴隆今当时矣。则令邃座主勾当为天台法门，才书写已，卷数如别。邃和上亲开心要，咸决义理，如泻瓶水，似得宝珠矣。又於邃和上所，为传三学之道，愿求三聚之戒。即邃和上照察丹诚庄严道埸，奉请诸佛授与菩萨三聚大戒”。最澄回国时，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以后，最澄的弟子圆载于唐开成三年（838）入唐，圆珍于唐大中七年（853）入唐，还有日僧圆修、惠运在会昌三年（843）的入唐；及至成寻、奝然的入宋，他们均曾住临海龙兴寺求师释疑。其中与临海龙兴寺关系密切的当推圆珍和奝然。
　　圆珍（814~891），俗姓和气，系日本弘法大师空海的外甥，赞岐国（今香川县）那珂郡人。十五岁入比睿山，师事日本天台宗二祖义真，受天台之学。二十岁得道受戒，其后住山十二年，任内供奉十禅师之一。唐大中七年（853）入唐求法，回国后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又为寺门派开祖。圆珍大中七年（853）入唐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临海，当日即上龙兴寺（开元寺），并“安置道真杜陀房中”⑤。就行满和尚的弟子季皋、清翰僧正的弟子知建等学天台教法，知建“乍见喜欢，宛如骨肉。舍与《维摩》、《因明》二部义疏”⑥。直至十二月九日离开临海。圆珍一生著述甚多，所著游唐日记《行历抄》虽仅存札要，但其中保留的一些内容，对研究临海龙兴寺的历史沿革和对日本传灯大师圆载的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奝然，俗姓藤原氏，为日本东大寺僧，是北宋日本入宋僧人中之最著名者。
　　宋雍熙元年（984），奝然请得东大寺和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的入宋牒，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之船入宋求法。先诣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后上天台山国清寺巡礼，继入东京谒宋太宗。太宗召见奝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又求诣五台山，复归东京，游历洛阳、龙门诸圣迹，再后回到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雍熙二年（985），奝然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之舶回到了日本。
　　奝然求学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时，龙兴寺已改“开元”之名。此时距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坦受圆教菩萨戒也有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了。但奝然仍把它作为求学的起始和回归之地，可见临海龙兴寺在日本天台宗和奝然心目中手神圣。奝然回国时，带去了大量的经书和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存于日本京都五台山嵯峨清凉寺之释迦瑞像。关于这件释迦瑞像，据日本江都开元寺讲经论内殿倍从赐紫沙门十明所辑之成算《优填王所造旃檀释迦瑞像历记》及《成算法师记》云：天竺优填王，当释迦在世时，使毗首羯摩造其像，后传于西域龟兹国，前秦苻坚使将军吕光伐龟兹，携至中国，历代王室珍藏之；宋太祖安置于东京开宝寺永安院，太宗时迎入大内之滋福殿，后移入启圣禅院。奝然入宋拜其像，命佛工张荣模刻而携来。但事实上，成算法师所记并不准确，瑞像的雕刻是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完成的。因为瑞像台座上阴刻的“唐国台州开元寺（龙兴寺）僧保宁”十字之铭，即是铁证。日本的牧田谛亮先生也明确的指出：“东大寺的僧奝然，在达到去天台山巡礼的愿望之后，想仿刻供奉在台州开元寺（临海龙兴寺）的释迦瑞像。因此购买香木，拜托佛像雕刻师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才雕刻完成。命叫魏氏樱桃的携回日本”⑦。冢本善隆先生在《奝然请到日本的释迦瑞像胎内的北宋文物》一文中，更是记述了修理释迦瑞像时，在瑞像胎内发现的北宋文物。其中有奝然于宋雍熙二年（985）八月十八日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封藏的许多珍贵文物，主要有：
　　1、《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及瑞像造立记》一通。此记首有“日本国东大寺法济大师赐紫奝然”，末有“雍熙二年太岁乙酉八月十八日记”字样。由台州开元寺（临海龙兴寺）僧鉴端书题。
　　2、《入瑞像五脏具记舍物》目录，在包纸上题有“奝然谨封”字样。目录内容为：“台州都僧正景尧舍水精珠三颗，开元寺僧德宣舍水精珠三颗，僧保宁舍水精珠三颗，僧居信舍水精珠一颗，僧鸿粹舍水精珠一颗，僧鉴端舍水月观音镜子一面、铃子一个僧清耸舍银弥勒佛一个、水月观音镜子一面，僧契蟾舍镄眼珠一双，僧契宗舍镜子一面，僧延宝舍金刚珠四颗，苏州道者舍水精珠一颗；妙善寺尼清晓、省荣、文庆并余七娘舍佛五脏一副，造像博士舍文殊像入肉髻珠中；陈儿年一岁舍入右手银钏子一枚；日本国东大寺法济大师赐紫奝然舍银舍利一颗、菩提念珠一钏、镜子一面、《最胜王经》一部、娑罗树叶、金玉宝石等；日本国僧嘉因舍小书《法华经》一部、灵山变相一幢。雍熙二年八月初七日造像之后，入佛牙于像面。至已后时，佛背出血一点，不知何瑞。众人咸见，故此记之，时雍熙二年八月十八日，法济大师赐紫奝然录，造像博士张延皎、勾当造像僧居信。
　　3、中国士女舍钱列名记。
　　4、折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5、折画灵山变相图。
　　6、折画弥勒菩萨像。
　　7、折画骑狮子文殊菩萨像。
　　8、折画骑象普贤菩萨像。
　　此外，尚有绢制五脏六腑并愿文及种种绢制小片。如罗縠、纹纱、艾纹纱、无纹纱、纹罗、夹缬、绫等。妙善寺诸尼还把请往日本的释迦瑞像内封藏的情况，记在白色手绢的背面。
　　由此而知，奝然在为临海龙兴寺供奉的释迦瑞像的造型艺术所倾倒，于是就地购买旃檀木，礼请临海的佛像雕刻师张延皎，最终制作完成。造像过程中，得到了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妙善寺诸僧尼及临海善信男女的大力支持和邦助。在这样深厚的友情和友谊之中，奝然一心地转读大藏经和天台教文，感谢临海缁素的无私援手，终于实现了他的强烈愿望。
　　奝然与释迦瑞像的因缘，揭开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这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证实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的地位不仅仅是宗教上面，还有诸如艺术等许多许多。充分说明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