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中的佛寺
2014/9/8 热度：553
敦煌石窟中的佛寺 图一六敦煌五代第61窟北壁药师经变图一七五代第146窟北壁药师经变前后纵置的双院式相当于在上述单院后又接出一进后院，宽度同于前院，深度比前院小（见图一三）。
中国佛寺首见于记录的是东汉明帝洛阳白马寺，早已不存。以后各代，除中唐五台山南禅寺大殿（782）和晚唐佛光寺东大殿（857）两座孤立的中小型佛殿外，比较能够反映佛寺群体布局的要晚到宋辽以后了，明清才留存了更多实例。
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和大量壁画保留有早到5世纪初十六国晚期一直到西夏末、前后800多年的佛寺尤其是其群体布局的资料，依时代早晚显出有规律的变化，而特别重视群体，恰是中国建筑的重大特色，极大程度上填补了史料尤其是盛唐以前400年的资料空白。一、石窟形制反映的佛寺布局
中心塔柱式是北朝洞窟的典型形制，纵长方形，由前后两部构成。前部有一个与洞窟纵轴正交的人字形顶，明显模仿木结构；后部平顶，凿出方形塔柱，左右和后面形成通道。中心塔柱式洞窟，在中国各地北朝石窟中具有普遍意义，与印度的被称作支提（Chaitya）的石窟同为一类，也与中国盛行的一种以塔为寺院中心建筑的早期佛寺布局十分相似（图一、二）。
印度支提窟（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平面呈狭长马蹄形，前部是平面长方形的“礼堂”，后部在半圆形平面的中心凿有圆形塔，塔周围也形成通道（图三）。
凿窟之风传入中国后，这种窟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中心塔都是方形。在云冈石窟，这种方塔还雕凿出各层仿木结构的塔檐和柱枋斗栱，显然是以中国当时通行的木塔为蓝本的。从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此类窟形围绕着后部的方形雕凿体的回行通路，也可以认为属于中心塔柱式。内地云冈、巩县等处以及炳灵寺和肃南文殊山石窟的中心塔柱式窟是正方形，不像印度、新疆、敦煌那样分为前后两个空间，塔放在后部（图四）。图一敦煌莫高窟常见的几种窟形1中心塔柱式窟 2覆斗式窟 3背屏式窟
图二中心塔柱式窟（北魏第254窟）图三印度阿旃陀石窟第19窟窟内图四中国其他石窟几个中心塔柱式窟1克孜尔石窟2云冈石窟3肃南文殊山石窟4巩县石窟由西而东，源于印度支提窟经新疆、敦煌传入内地，窟形逐渐中国化，迹象甚为明显。
在印度，当公元前后犍陀罗造型艺术兴起以前，还没有佛像的雕塑，塔是佛涅槃的象征，受到很大的尊崇，崇敬塔和绕塔礼拜被认为是获取无上福报的功德之一。印度人在石窟里凿塔，塔又名支提，故此种石窟称支提窟，塔周围的通道正是供右旋回行礼拜用的。以后，虽已产生了佛教造像，但对塔的尊祟习惯仍保留了下来，并传入中国。据《魏书·释老志》及《洛阳伽蓝记》记东汉洛阳白马寺系因白马负经而来的传说得名，《弘明集》记载此寺中绘有“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的壁画。关于乘骑绕塔的故事，在《法苑珠林》记，晋建康另一白马寺时说得比较详细：“晋白马寺在建康中黄里，太兴二年晋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国王欲灭佛法，宣定四远毁坏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马从西方来，绕塔悲鸣腾跃空中……王潸泪深自愧责即敕普停，已毁之塔并更修复。由此白马，大法更兴，因改招提为白马，此寺之号亦取是名焉”。汉洛阳白马寺的壁画大概画的就是这个故事，或许是此寺得名的真正原因。不管怎样，至少说明了这种信仰传入之早，并对中国早期佛寺和石窟产生过深远影响。
早期佛寺，盛行以中心塔式佛寺，四周廊庑围绕，如洛阳白马寺就建有佛塔，《后汉书·陶谦传》记，东汉笮融在徐州所建的浮图祠、《洛阳伽蓝记》记北魏洛阳最大的寺院永宁寺、《律相感通传》记南朝荆州河东寺等。日本和朝鲜的早期佛寺如大阪四天王寺、飞鸟寺、山田寺，朝鲜清岩里寺、皇龙寺等也是中心塔式佛寺（图五、六、七）。
图五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图六日本早期伽蓝布局（张十庆）云冈第6窟（北魏中期）为方形中心塔柱式窟，左右两壁和前壁的下部浮雕出一圈有柱枋斗栱和屋顶的廊庑，后壁凿一大龛，应该就是佛寺周围廊庑和塔后佛殿的象征。所以，中心塔柱式石窟，实际上间接却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心塔佛寺的布局。此式洞窟的普遍存在，也说明了此种佛寺在北朝的盛行情况。
当时北方重戒行，南方重义理，所以在北方比较流行。隋唐统一全国，南北佛教合流，逐渐更趋于义理，所以中心塔佛寺逐渐减少，而早就存在的以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就成了主流了。
覆斗式洞窟无中心柱，覆斗顶，后壁开龛。十六国晚期的第272窟基本上就是这样，西魏第249窟是最早的典型，隋唐更成为基本的形制，一直到元（图八、九）。
图七韩国皇龙寺及大塔模型图八北朝覆斗式窟（西魏第249窟）在中国早期佛寺中，除了那种以塔为中心的院落布局外，同时存在着一种只有佛殿而没有佛塔的寺院。在石窟中，覆斗式在隋唐逐渐取代了中心塔柱式，进程恰与隋唐时期的寺院逐渐排除了塔的中心地位一致。因此，覆斗式洞窟也应是另一种寺院布局的缩影了，总体也象征佛寺，后壁佛龛象征寺内的佛殿。
五代和宋的代表窟形为背屏式，覆斗式的不同是将后壁一龛取消，而在窟内设佛坛，坛后有一座背屏，全窟只象征佛殿，而不是全寺（图一○）。图九莫高窟和榆林窟覆斗式窟
图一○背屏式窟（宋代第55窟）二、壁画里的佛寺形象
1唐代佛寺基本布局
隋唐以后大量出现大型经变画，如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东方药师变、弥勒上生经变等，数可在三百幅以上，都是佛寺的反映。画面很大，非常华丽，渲染出了强烈的天国欢乐气氛。
盛唐第172窟北壁壁画佛寺为一方形大院，沿纵轴顺置三座大殿：前殿单层，单檐庑殿；中殿是两层楼阁，亦单檐庑殿，面阔较窄；后殿单层，面阔最宽，屋顶同前。横轴在前殿以前，东西两端各置单层单檐歇山顶配殿一所，配殿南北各峙立一座二层歇山楼阁。后殿左右接廊庑，东西行至角折向南与侧翼建筑相接，转角处于廊顶突起角楼。廊深两间，沿中柱设墙，开直棂窗，每隔两间敞开一间，可互通内外。全部建筑都架立在广阔的水面上。在前殿以前的水面上立许多大小低平方台，绘佛说法场面和伎乐歌舞。平台之间及平台与殿堂之间连以小桥或斜道。整体丰富而不拥挤，华丽而不艳俗。水面碧波粼粼，植莲荷菱蕖，化生童子嬉游其间。寺院廊庑以外绘山水，天空有活泼美丽的飞天、乘云而来的赴会菩萨和各种“不鼓自鸣”的乐器（图一一）。
图一一敦煌第172窟（盛唐）北壁观无量寿经变重视建筑的群体美是中国建筑一个重大的民族特色。群体美的几个主要原则是：1各单座建筑有明确的主宾关系；2各院落空间的主宾关系；3建筑群丰富的整体轮廓；4单座建筑之间位置的有机性。壁画作者对于群体美有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忠实于对象，尊重建筑本身的逻辑，为我们再现了一大批唐代建筑群的景象，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图一二、一三）。
图一二敦煌第148窟（盛唐）东壁南侧观无量寿经变图一三敦煌第85窟（晚唐）北壁药师经变中唐第361窟北壁单院佛寺以一座六角二层塔为中心。塔造型奇特，广泛使用曲线。左右配殿各是两层歇山楼阁。廊庑进深也是两间，全部敞开。角楼是圆形小亭。廊顶上还突出小平台、角楼，其间以虹桥连接。此图绘出了寺院前部，前角楼是六角亭，东亭悬钟一口，正中三门是一座三开间两层楼阁。全部建筑都架立在水面上，院内水中有大平台，左右各立一幡竿（图一四）。
同窟南壁佛寺大体同上，但配殿为二层方楼。西楼上层置钟，东楼上层贮经。全寺呈纵长方形。院内没有水面，而在寺外沿寺一周设有规整的护壕（图一五）。
敦煌壁画几百幅大型经变中的佛寺图几无一例是相同的。纵列两座大殿者可能前殿为楼阁，后殿单层，或前后都是单层，或前后都是楼阁；前后纵列三座大殿者的顺序大都与上举第172窟北壁的一样，即前后两殿是单层，中殿双层。后殿似多与后廊相连。
就配殿来说，一般都是二层楼阁，少数是单层，个别的如前述第172窟：中间单层，南北各挟一双层。唐《历代名画记》说：“东阁……置……碑”，宋《益州名画录》有“大圣慈寺文殊阁、普贤阁”之句，可能也是左右对称的配殿，可知以楼阁为配殿是唐宋较普遍的做法，实例可见于辽金大同善化寺的文殊、普贤阁、宋正定隆兴寺之慈氏阁及转轮藏。图一四敦煌第361窟（中唐）北壁药师经变图一五敦煌第36窟（中唐）南壁阿弥陀经变绝大多数佛寺都有角楼，或方或圆或六角或长方。从中唐至宋代，许多图都画出了院落前部，正中开三门。三门常是一座三开间的二层楼，多数在此楼左右又各挟一座三开间的单层建筑；也有三座双层楼并建，中间较大，左右略小；个别的仅一单层三间门屋（图一六、一七）。
在前后院之间的中廊与左右廊的丁字交接点上，有的也设置了角楼。
这些院落都是回廊院，平面多近乎方形，一进院门，就可看见主要佛殿。而日本现存之早期佛寺在回廊院前则多有南大门之设，以南大门与回廊院院门（中门）之间的距离作为佛寺总入口到主院之间的过渡，不至于一进寺门，就一览无余。中国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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