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2）

2014/9/8    热度：1251   

　　第四，日本政府加紧对宗教的控制。
　　1938年8月初举行的“宗派体对华布教协议会”上，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向各教派代表提出的方针为：“布教使的工作应该是抓住一切机会，使之（华人）充分理解日本对中国的意图、此次事变的由来、中国将来应该前进的道路、日本文化和东洋文化的本质等。”“方针是只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对于只以日本侨民为对象者，不允许其赴中国，对于过去一直在中国进行布教者，根据情况，有可能令其离境。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则以社会事业为主，以传教为辅。”（注：［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在特殊环境下，传教已经成了战争的工具。
　　在多种宗教法规中，《宗教团体法》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战时宗教堕落为殖民政治的婢女。1938年1月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在国会解释该法提案时说“为使宗教更有效地与战争合作，国家应对宗教实施监督、统治、保护和培育。”（注：［日］村上重良：《日本近现代的宗教》，第三章第二节，讲谈社1980年版。转引自杨增文：《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第167页。）他狂妄地宣称：“无论那种宗教，必须融于我国体观念之中。要通过宗教培养我国体观念，我皇道精神。这是作为日本宗教的首要之事。”“必须防止宗教走向歧路，对此有必要对宗教加以监督。”（注：［日］清水雅人等：《新宗教的世界　Ⅰ新宗教的诸问题》，大藏出版社1983年版，同上。）此法共37条，极大地扩充了政权对宗教的控制权和取缔权，将宗教纳入战争体系之中。
　　1941年（昭和16）年8月19日兴亚院文化部与文部省宗教局联署颁发绝密文件《对支〔中国〕进出宗派体指导要纲》，要求“强化扩充”对华布道，进一步将此纳入政府管辖渠道：“一、宗派团体入华，必须符合我国策大政，即在为谋日支提携、为全力协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国策而努力之方针指导下进行。二、在华各神道、佛教、基督教必须在政府统制下活动。三、对中国民众布道时务以收揽人心为重点，辅之以必要的文化事业。四、对日侨布教时，应努力教化使之同样成为大陆建设指导者。五、赴华教士应具有优秀宗教家资格。”（注：［日］小岛胜、木场明志：《アジアの开教と教育》，法藏馆1992年版，第12页；第33页；第59页；第60页；第15页表；第116页；第288页；第33页；第133页。）
　　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就在于其纯粹性与独立性，宗教依附于政治，表明其性质发生了变异。可以看到，通过这些文件及其实施：对华布教已经不再是各宗派体的个体宗教行为，而是为侵略政策服务并纳入政府国策成为一种政府行为，甚至从教资格都要由政府审查。为配合侵华以宣抚“怀柔”为宗旨的文教事业成为主业，传教这一天职，反成辅助性工作，布教使的工作变为主要是向中国人解释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换言之，此时的传教使派遣只是为了实现日本的战争目的的一种手段。同时，鉴于政府的介入，几十年来为在华布教的对象问题（究竟是以在华日人抑或是华人为主）的佛教内部争论，亦因此结束。
　　同年8月1日，文部省宗教局向各教派发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规定凡传教师赴华、在华开设寺院须经“军特务部许可”，“凡布教使赴中国时，必须令其向文部省提交一定的申请书，由宗教局长发给推荐书，将其提交给当地的军特务部，并听从其指挥。”同时须经常汇报“保持联络”，从而将整个在华开教置于军部与特务机关指挥和控制之下。（注：［日］中浓教笃：《佛教のアジア传道と殖民主义》，载《讲座日本近代と佛教　6　战时下の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于是，在华传教出现了一个政教合一、军教合一、特教合一的局面，以布教为形式以推行“皇民化”为目的而对中国人进行“教化”。
　　1939年2月由上海特务机关在虹口虬江路624号建立了一个包括在华日本各佛教宗派在内的“中支宗教大同盟”，西派法主大谷光瑞任副总裁，（注：游国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华北成立了“佛教同愿会”。1940年3月华北特务机关主办了“兴亚佛教讲习会”，召集了华北120所日本寺院的约200名开教使僧侣受训，所谓的讲习会，主要是参加受训者必须进入该地的日军部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灌输侵华意识，会后成立“北支日本佛教联合会”，完全在文部省与特务机关控制下进行活动。1943年6月又在上海今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不难发现，此时日本在华佛教“仅剩的宗教色彩也几乎剥落殆尽”了。（注：游国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于是，宗教不仅成为政治的婢女，而且两者一体同构，日本佛教遂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将以往的对华侵略战争的配合机制发挥到了极致。
　　至少从史料来看，日本佛教对此并无异议，自觉自愿地将自己依附在政府与军部的卵翼之下，对华开教于是真正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成为了对华侵略和实现战争目的的组成部分。日本佛教在华机构也以此为圭皋，极力以宗教的形式推行“皇民化”。东本愿寺编辑的《中国事变本派奉公纪要》一书曾记载了向当时派赴中国布教使灌输的基本理念是：“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之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此项宣抚工作是完成此次出师目的的至关重要之问题。”（注：（日）《真宗》第436号，1937年12月。）每到一地，首先要做的不是传教，而是配合战争所需的以“宣抚”为形式的社会事业。
　　所谓的“社会事业”，主要是以宣抚“怀柔”为主要目的的工作，如西派在天津设立的“华北宣抚工作本部”规定了四项基本工作，即：1.普及大同思想；2.人事磋商；3.设立日语学校；4.救济工作。（注：（日）《教海一澜》第852号，1938年2月。）
　　上海别院的正常传道工作已经停顿，为战争服务成为主业，从别院的《日志》中可以看到，此时多次派人到吴淞口日舰队上慰问布道，不断为日军阵亡将士进行“大超度”。别院成了日本侨民避难处甚至日军的据点，1937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曾以《敌方辎重结储虹口——乍浦路本愿寺藏大批军火及设炮位》为题作如下报道：“据消息，虹口乍浦路本愿寺为敌军重要军事机关之一，寺内大殿下辟有地道，储藏大量军火，驻炮兵四百名，置有重炮位两门，屋顶架设高射枪两尊，高射机关枪两挺……。”（注：《申报》1937年10月20日。）曾撰写《虹口的日本人》等文的上海虹口区文化史志办公室周志正主任介绍说，30-40年代进上海别院的整个人已少见，周围戒备森严，一般人根本不准靠近，行人也视如虎豹，多绕道而行。（注：周志正采访录。）一位当年的邮递员回忆说，他到东本愿寺送邮件电报时经常看到日本和尚在念经，但是中国人是禁止入内的，所以根本不知内部详情。（注：周志正采访录。）接受笔者采访的原乍浦路居民张根亮老人也谈到，当年他曾在别院外的马路上行走时，因未向站岗的日军行礼而被狠狠地打了一下耳光，至今不忘其耻。（注：张根亮采访录。）这表明日本佛教已完全与中国人民为敌，在这样的氛围下，已无法使华人信其教而礼其佛了。
　　政教一体、军教一体，宗教与对华侵略相配合，既是日本佛教在华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也是其不得人心导致覆亡的根本原因。
　　第五，以配合战争和“宣抚”为目的，全面拓展文教、社会事业。
　　随日军侵略的加强与传教事业的急剧发展，急需大量传教人才，从30年代起各派加紧了招募培养人才的行动。1932年起先后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诸如“满洲拓事讲习所”即举办了有关传教知识的各种培训班。（注：（日）《附录：满洲拓事讲习生募集》，载《真宗》第374号，昭和7年12月。）从1938年起随传教对象以在华日人为主向华人为主转换，对传教师的要求与培训条件也不断提高，资格为“专门学校毕业以上”，1938年日本佛教联合会主办了“中国开教讲习会”，要求25-35岁的中学毕业生方可参加。各派也纷纷举办开教使养成会，其特征是重视中国知识，如1939年5月由东西本愿寺合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开教使养成讲习会”上，竟先后请了诸如大阪大学校长、内阁情报局长、本愿寺务总长、医学博士、回教研究所长、华南开教总监等各类上层名人作了近30场关于中国国情与文化的讲演，大量的是关于中国方言、国民性、农业、人口、医学、诗歌文学、山川地理、天文气候、经济物产、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军事布局等内容，其中涉及宗教内容的仅7场，真正关于宗教内容的讲演只有3场。（注：（日）《开教使讲习会》，载《真宗》第54号，昭和14年6月。）未来的目标要求使布道使知识结构这种失衡的比重为“特殊时期的布教要求特殊的知识”作了注脚，也是政府“布教以社会事业为主”、“布教为辅”方针指导的结果。（注：（日）《宗教年鉴》，昭和14年，第245页。）各派在华相继举办了中小学、幼稚园、青年会、日华语言学校、医院、施药所、妇人会、文书会、职业介绍所、俱乐部、殡仪馆、休息所、难民救济会等各类文化社会机构，当然，传播教义仍是重点，但根本是“日华亲善”的“教化”宣传，这种军国主义理论自然受到华人抵制，然对于少数青少年则有蒙骗作用。日后成立的伪北京临时政府北京市长余晋和与伪南京维新政府的秘书长孙叔荣、参议赵威叔等数人均为前“东文学堂”学生，“开口日本闭口本愿寺”。（注：（日）诹访义让：《大陆における谷了然师の开教活动》，载《同朋学报》第23号，昭和45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出身于上海别院主办的金陵日语学堂的要人们结成“同窗会”。在南京本愿寺支持下设金陵女子技艺学院，与同样性质的北京觉生女子中学被合称为在华“双璧”。（注：（日）《陈校长の放送》，载《真宗》第463号，昭和14年。）
　　江森一郎、孙传钊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从精神层面上以肯定日军侵略正当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从精神层面上支持军队，成为对华宣抚工作的重要一环”。（注：转引自（日）江森一郎、孙传钊《战时下の东本愿寺大陆布教とその教育事业の意味と实际》，载金泽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科学编”，第43号，第197页。）
　　三、“利剑即是佛陀”：日本僧侣在南京攻略战中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旋以一部以西南绕道浙江，从安徽广德进攻南京，主力上海派遣军经苏州、无锡、江阴、镇江进攻南京。12月7日，两路日军合围后开始猛攻南京。13日，日军攻占南京。随即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世人皆知在攻占南京及其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却很少知道日本随军僧侣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在传教布道、鼓舞士气的同时，甚至直接上战场参加战斗。
　　从随军布教使的汇报、进攻南京及攻占南京后的记录及以后多次召开的“随军僧侣座谈会”等大量史料中可以看到，随军布教使们的战地基本任务是：
　　（一）战死者之葬送（念经、火葬和埋葬），遗骨之送还；
　　（二）向士兵讲解佛法和传教；
　　（三）慰问伤病员；
　　（四）参加战争；
　　（五）分发怀中（阵中）佛号、念珠、圣典等；
　　（六）供应慰问品及物资；
　　（七）宣抚中国民众；
　　（八）向本寺汇报战况及活动情况；
　　（九）开设办事处及传教所；
　　（十）翻译工作及其它。（注：（日）《真宗》第431-441号，1937年7月—1938年1月；（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11日—23日等。）
　　综合之，大致可以分为战地宗教宣抚活动和直接上战场两项工作。
　　一、战场布道，鼓舞士气。
　　除开设布道所等工作外，战场布道至少在形式上是日本随军僧侣的中心任务，其形式多样化：如晨祷、午祷、晚祷，或在战地间隙、为战死者送葬时进行。与西方的基督教随军教士仅仅对阵亡者表示哀悼以助其升入天国不同，日本随军僧的战地布道则是赤裸裸的号召士兵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报效天皇。
　　这种基本理论依据出自于最高层——法主。西派第22世宗主境如上人大谷光瑞早在1903年6月15日即明确提出日本佛教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出离解脱的途径；论世间伦理之常道；正人心，从而辅佐天皇之盛世。”（注：摘自西本愿寺第22世宗主境如上人1903年6月15日《消息经》。）从佛法出发，最后归结为“辅佐天皇之盛世”的目的，完全歪曲了佛法本义。近代日本佛教各派事实上都将此奉为圭皋，从而指导他们的行动，尤其是作为战地布道的理论依据。
　　曾任西派执行长的冈部宗城撰写的《论对军人布教》一文颇具典型意义，他曲解佛法教义以支持战地布教：“佛教是教人生存的宗教，也是教给人们如何面对死亡的宗教。只要视义重于泰山，视死轻于鸿毛的军人，在应该死之时，必须决心死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他并要求战地随军使向军人灌输恩、无我、业惑因果、智断、冥虑、冥见、冥加之感恩、世间之纲常伦理等观念，驱使其完成侵略使命，“确信这就是用来作为辅佐皇化的理由。”（注：（日）冈部宗城：《论对军人布教》，载《前进佛教》第271-276页，1940年10月。）
　　确实，随军布教使们在实践中也即以此为宗旨进行战场布道的。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本《文化时报》连载报道了东西本愿寺、净土宗、曹洞宗、日莲宗、临济宗南禅寺、临济宗妙心寺派等各宗派随军使先后在占领后的南京、上海及日本京都就战地布道切身体会举行的座谈会详情，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某随军记者谈到：
　　我曾在某战线上听到过一位正在为刚刚战死的战友火化尸体的下级士官同随军僧侣（东本愿寺随军僧登阪溪雪—引者注）的一段对话。士兵眼看着刚才还在全力奋战的战友一点点化为白骨说：“真象古人所说的那样，人世无常啊！”僧侣说：“人生只是一瞬间。”“如果一味沉浸在烦恼之中，那是痛苦的。不过我认为必须从中找到某种生气勃勃的光明。”这时士兵的表情变得开朗了，他说：“现在我真的明白了，您说的很对。从今以后，我可以愉快地去打仗了。”我站在被火化的战友尸体旁，听这一段对话，内心无限的感慨。（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2日。）
　　东派随军使＠②（音ｔｉａｎ）山忠雄曾在南京攻略战中与因疲劳、伤亡而神经紧张充满忧郁厌战情绪的士兵们进行座谈。
　　＠②山：不仅是人类，凡属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佛性，……佛家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生物尽管物种不同，但佛性是唯一的共同，这是教义教导我们的。
　　杉本中尉：谢谢，我明白了。那么我们在国内经常听到的所谓信仰，又该如何理解呢？
　　＠②山：是，人类的那种知识就是信仰，从中产生的光与力，可能就是您的信仰之德吧！简单地说，在此次中国事变中，你们手中的剑，按照教义的说法，“利剑即是弥陀佛号”，它会产生正义与力量。信仰，也就是知识，卓越的“赐给军人的五条敕谕”是信仰之德的源泉的精华。
　　杉本中尉：根据最初您谈到的佛性问题，我认为不该杀生，但是逐步听下来，我又有了大干一场的干劲。（注：＠②山忠雄：《上海战线战地座谈会》，载（日）《无尽灯》第33号，转引自野世英水前揭文。）
　　佛教戒律中首条就是“不杀生”（不杀、不被杀、不让杀），随军使将以慈悲为核心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德的源泉”牵强附会地歪曲为天皇军人的“五条敕谕”，使之产生了“大干一场”的“干劲”。“大干一场”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战场屠杀！
　　战场上随处可见随军使的身影。对于战死者，传教使为其送葬和遗骨送还（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5日。），东本愿寺曾经收到很多部队寄来的表扬信，如“真岛氏随同大谷布教使一同在现地的枪林弹雨中为战死者举行野战葬礼，诵读阿弥陀经，受到鹰部队的感谢。”（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0日。）对受伤者，传教使说：“诸位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现在正进行光荣的休养。”（注：（日）《中外日报》1938年1月7日。）对于厌战惧战者则加以训诫或鼓励，并大量发人士兵“怀中佛号”，（注：日本佛教发给俗界的一种开光或未开光过的上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号的佛教纪念品。种类有各种各样，一般多在六字真言旁书有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偈文：“生死苦海无边，久久沉沦其中，惟乘佛陀之舟，方能登达彼岸”。背面书有“内省忏悔”和“忘我报国”等字样。意为身佩此物，犹如佛主在身边保佑一般，可以放心杀敌。）以资鼓励。这些行动确实有效地鼓舞了士兵。如原先十分懦弱的军士夏目甚作得到怀中佛号后，“将佛号装在战斗帽里，在激烈的战斗中……变得十分勇武有力。”“士兵说，不论任何时期，似乎神佛总在自己的头上。”（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2日。）部队长官也对此十分欢迎，鹰部队长还为此作了一首和歌：“为天皇献出我轻如鸿毛的生命，与六字佛号共同前进。”（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2日。）一方面，随军使有此义务，另一方面，长官见其确有激励士兵的功效，也要求他们用歪曲的教义来激励士兵，将厌战情绪转化为高昂的斗志。在此，两者奇妙地结合起来。许多随军使谈到：“我经常被要求讲佛法，当出现阵亡者时，部队长也要求我，在追悼死者的同时，向生存者进行宗教性质的讲话。”（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1日。）
　　宗教的本质是唯心主义，中外历史上运用宗教精神鼓舞士兵取必胜之信念而赢取战斗者不乏其例，然歪曲宗教教义并以之鼓动杀人者却十分罕见。随军使也有对此表示疑惑者：“对于在战场上是否应该传教问题，也曾有过争论。”甚至认为“赐给军人的敕谕应视为具有宗教的本质，”而不应违背宗教的基本精神。(121)这些微弱的呼声在狂热的战争行为中却显得那么的无力。
　　二、直接上战场，与士兵并肩战斗
　　随军使直接上战场，这在南京攻略战中比比皆是。
　　某次，在进攻南京途中的某个车站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我军认为这下全部完蛋了，十分悲观的抵抗着。这时东本愿寺和真言宗的随军使在最前线为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战友颂经，部队长看到后鼓励士兵说：‘你们看那个和尚！鼓起勇气，不许后退！决不让敌人越过阵地！’经过一昼夜的苦战，终于守住了车站。说这是因为随军僧侣在最前线‘不辱使命’才守住了车站一点也不过分。(121)
　　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随军使直接介入战斗，甚至获得了多个战场“第一”。
　　西本愿寺随军传教使杂贺参加了田代部队攻占江阴的行动，占领江阴是从南京进入的。2日上午清晨4时，该传教使和《华北日报》的小野寺记者一起没着民房的屋顶迅速登上了城墙，第一个树起了日本旗。俯视城内情况，此时城门还未被攻开。该人因在城门未打开时率先树起了太阳旗而出人意料的获得了‘第一登’的战功。（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20日。）（注：（日）《文化时报》1937年12月17日。）
　　如果说，该名随军使还只是因为树旗而获“第一登”称号的话，那么，随军使山名演畅则成为先于士兵而第一个攻入南京城的日本僧侣。
　　“（12月15日）中午，随富士井部队在第一线随军的西布教使山名演畅回到司令部，向猊下（即大谷光照法主）进行汇报。山名随部队于13日上午9时，随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将光华门和中山门之间的城墙爆破，他首先冲入城内。被认定为是第一个冲入城的随军僧侣。（注：（日）《教海一澜》第851号，1938年1月，后藤澄心：《法主猊下华中慰问记》。）
　　读史至此，能不令人愤乎！日本随军使不仅仅是侵略帮凶，更是名副其实的直接侵略者。
　　事实上，此类史料甚多。如东本愿寺随军使陬访部宪人在日军攻城时，“冒着枪林弹雨”与士兵一起攀登南京城墙。请看他的自述：
　　在各部队对南京市内猛烈炮击的炮声中听取战况时，“叮铃、叮铃、叮铃”，电话来了。“部队已经到了西华门”。……再往前，到了山丘的××寺，就看到了南京市内到处起火，一片火海。我看见了轰鸣的战车队，“喂，我要争当第一名！”在我强烈要求下我搭乘了（战车）两公里多。面前是三丈高的南京城墙，我找到了根悬吊的绳子往上爬，只见到处都是攀登的敢死队员。看！那城门上已经高高飘着日本国旗，不是已经登上去了吗？“万岁！”“万岁！”的欢呼声好象能传到祖国日本。我内心充满感激，敬仰这些神速的忠勇双全的士兵。（注：（日）《文化时报》1938年1月18日。）
　　攻占南京后，随军使们“光荣”地参加了松井石根司令官举行的入城仪式，东本愿寺随军使大谷荛雄、长野至念兴奋不已，“声泪俱下”，当即将“被泪水浸湿的第一封信”寄报本山：“12日，完全占领光华门，周围看见激战的痕迹，敌人尸体堆积如山。”（注：（日）《文化时报》1937年12月28日。）
　　其实，随军使的这些行动受其精神领袖的支持与鼓励。此时正在进行“中支皇军慰问”的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照也在与第一钱部队在一起。从11月29日到12月25日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同行。占领南京后，从15日到19日对南京城内外的日军部队进行慰问。大谷光照随行长后藤澄心在其《随行记》中记载道：
　　（法主）在12月1日抵达上海后，……几乎慰问了所有有关的各主要机关、各部队，几乎访遍皇军曾奋斗的战场，特别是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一早入城，详细观看了被战火笼罩的城内外，荣幸地参加了载入史册的入城式和盛大追悼会，达到了所期待的目标正是陛下高德所赐，令人欣喜。（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
　　大谷光照在南京的“慰问”日程如下：
　　15日，光华门的第19师团；
　　16日，国民政府的第21师团、基督教青年会的第16师团；
　　17日，城内各部队及参谋本部、副官部、悒江门、中山码头、中山门、紫金山等；
　　18日，土水镇、明故宫机场参加慰灵祭；
　　19日，沿中山码头去长江下游。（注：（日）《教海一澜》第851号，1938年1月，后藤澄心：《法主猊下华中慰问记》。）
　　15日，大谷光照首先慰问第一个从光华门入城的第9师团。此时的南京正处日军大规模屠城之时，经屠杀、掠夺、强奸、焚毁，光华门一带尸横遍地、一片狼藉。随军从光华门进城的《东京日日新闻》从军记者铃木二郎在是日目击报告中写道：
　　通往光华门道路两旁烟雾不断，在壕沟里躺着无数烧焦的尸体，铺在道路上的木头下有很多的尸体，垫在下面，并且伸着手和脚，简直就是一幅人间地狱。看到战车在这上面毫不留情的碾过，听到那卡嗒卡嗒的声响，那尸臭混着硝烟味很难闻，只觉得是血淋淋的焦热地狱，仿佛自身也置身于地狱一般。（注：［日］铃木二郎：《我目击了南京的悲剧》，载《丸》第24卷11号，1971年11月。转引自前揭山内小夜子文。）
　　17日，大谷光照访问了中山码头。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野战邮政长佐佐木（元胜）在日记中记载了此地屠杀的目击记录。
　　经过野战邮政码头，来到扬子江岸，一幅人间最惨烈的悲剧直面而来，昨日遭到枪击的二千余名俘虏被绑着置于道路的空地上，四人一组被驱赶到岸边用机关枪进行扫射，逃跑的用机关枪再扫，江上用驱逐船上的灯来照明，两处都进行了大量屠杀，道路的附近大概是浇上汽油，焦糊糊的，浪打来时血染河水，尸横遍地。（注：［日］田野裕：《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第119-120页。同上。）
　　然而大谷光照却粉饰太平，且看他是如何描述南京的人间惨象的：
　　完全占领后的第二天的14日傍晚，到达了南京，在城内宿营一直连续了四天，已有好几次进入城内，当然没有看到屠杀，也没有听到传闻，此时的战火已完全熄灭，市内很平静，几乎看不到市民的身影，日军适当地居住在城里、城外，在悠然休养着。（注：［日］阿罗健一：《听写南京事件》，第295-296页。同上。）
　　他在回国后12月25日召开的记者执行会上谈笔风生地说：
　　讲起来还是入城南京时印象最深。……在北支时看不到如此活生生的场面，对战争的实际感受当然是在这次，酬军的人很多，我们住在丹阳时听说南京的俘虏兵有很多（后藤执行长称有3000人）要出现在面前，顿感束手无策。……由衷地感谢第一个登上南京光华门的皇军给我讲述浴血奋战的经过。（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
　　如此血淋淋的人间地狱，大谷光照却完全否认了屠杀、强奸和焚烧、掠夺。甚至说“完全不是一个会产生屠杀的环境”，他参加了整个南京攻占和屠杀，在他的鼓励下，随军使的参加战争的罪恶行为也是不难理解的。今天，连东本愿寺的研究者也认为，尽管大谷光照没有直接参加直接的军事行为和残酷行为，但“可以说是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实在的参与者”。（注：（日）山内小夜子：《谈随军僧在侵华战争中的罪恶活动》打印本。）
　　四、简短的结论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纪实性长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中曾感慨日本全民族卷入这场非义战争时说道：“战场，似乎有一股强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战斗人员鬼使神差地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提出同一种要求。”（注：王晓平：《享受生活》，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第24版。）日本佛教在对外战争中“鬼使神差”地充当了侵略帮凶而深深地卷入战争中，从而与政府“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并“提出了同一种”扩张“要求”。
　　其实，日本佛教卷入对外侵略战争并充当帮凶绝非仅仅是当时现实政治所迫，也许了解其历史背景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必然性。
　　郭青生教授的中日佛教入世精神的比较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尽管日本佛教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但两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特点却有着明显的“相异之处”。与中国佛教的“治心为本”的相对“出世”精神和自利利他、自觉觉人、救苦救他、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理念不同，日本佛教则体现出高度重视现实利益和实用主义、积极“入世”的宗教精神。（注：郭青生：《中日佛教入世精神的比较研究》，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确实，日本佛教进入日本伊始就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以后以成为政权的婢女为前提得到政权的扶植提倡而发展的。为国家利益而存在使之染上了浓郁的“官学”色彩，镇护国家的精神成为日本佛教的主要使命并贯穿于其整个发展过程。（注：郭青生：《中日佛教入世精神的比较研究》，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
　　从日本佛教的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来看无不如此。
　　飞鸟时代是日本早期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时期，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著《三经义疏》（注：即《胜蔓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义疏》，见（日）大野达之助：《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提倡大乘，将如来与众生作两者合一可以互换的解释，从而为后世佛教在“出世”的同时“入世”关注现实社会作了铺垫。
　　奈良时代“佛教六宗”多究学理，遣唐使尤其是鉴真和尚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极大。和中国唐朝廷对佛教极力支持一样，日本天皇对佛教信礼有加，（注：杨增文：《日本佛教史》，第85-8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佛教也积极支持政府，从大乘佛教的施恩、普渡众生思想出发关注社会事业和现实社会，给社会民众以宗教慰籍。而法相宗的玄舫、道镜更是身居政界高位，虽被时人称之为僧侣腐败，（注：［日］大野达之助：《新稿日本佛教思想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但僧人参政表明了国家意识的出现和逐渐强化，对此时的日本早期佛教直接形成了影响。从奈良时代起，除少数外历届天皇几乎都让位出家，以示向佛之诚意。此虽不能说已政教合一，但佛教实际上控制了朝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平安时代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政体，为摆脱旧有佛教对朝廷的直接影响，光仁天皇和桓武天皇直接运用行政力量对佛教重新立制改革进行整顿，将佛教严密置于控制之下。佛教界也主动与朝廷相结合，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的天台宗创始人最澄著《守护国界章》，将“护国”作为本宗的神圣使命。（注：（日）《传教大师全集》，比睿山图书刊行所1926年版。）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更明确强调“镇护国家”是奉法修行的主要目的。（注：（日）《弘法大师全集》，东京吉川弘文馆1923年版。）正因此，得到了皇室的重视和支持，其修行活动如法会成了朝廷法会的中心活动和例行活动。
　　镰仓时期是日本民族佛教最终形成之时。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对于强大的佛教势力十分重视，一直争取支持。由于“蒙古袭来”的外来威胁，日本国家意识更为强化，佛教各宗派的“镇护”理念进一步理论化和实践化，入宋学习禅宗的日本临济宗开山祖荣西归国后传播禅宗，但改中国禅宗的“超然物外”的内核为日本禅宗“修心治国、镇护国家”的主旨，受关东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支持，建久九年（1198年）著《兴禅护国论》。自称“兴禅”的目的是“护国”。（注：［日］今枝爱真：《中世禅宗史的研究》，第一章第一节《荣西的新佛教活动》，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南宋时期中国赴日临济宗高僧道隆、兀庵西宁、大休正念、西＠③（音ｊｉａｎ）子昙、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灵山道隐等，他们将宋朝的维护中央专制集权制、鼓吹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搬到了日本，道隆甚至上堂说法时“拈香祝寿”，为“镇护国家”祈祷传法，“道誉日隆”而受到武士权贵的礼遇，实际上是对以武士为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体制的辩护和肯定。不仅受到政要的欢迎，也将这种观念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注：杨增文：《日本佛教史》，第85-8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为武家伦理文化建立也为幕府政治体制的推行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日莲宗宗祖日莲以其《守护国家》和《立正安国论》等著作宣传其观点。而后期平民阶层的壮大和脱出使得入世精神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特征与精神象征，主张“恶人正机”说的亲鸾创办的净土真宗由此脱颖而出，其出生的土壤使之先天就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和“附政”的基因。正由此，镰仓幕府也将佛教视为具有镇护国家、祛灾招福精神力量的社会势力。
　　江户时期德川幕府达到了武士政权的高峰，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心，佛教影响日微，然幕府实行“改变宗门”和“寺请征文”制度，将士农工商各阶层全划归佛教寺院管辖，寺院实际上纳入幕府对人民的基层统治结构体系之中。（注：［日］圭室谛成：《日本佛教史3近世近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这不仅使得佛教与政权进一步结合，也使得佛教的“入世”“附政”精神向全民普及和传播。同时，腐败奢侈之风颇盛，导致后期社会的排佛之声渐高。（注：［日］圭室谛成：《日本佛教史3近世近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
　　“王政复古”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曾经呈现过蓬勃发展的革新运动，明治、大正、昭和等各个时期佛界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大师们积极探求佛教在近现代社会中的独立社会位置。“然而遗憾的是，对于日益强化的国家主义的积极响应，始终占据着日本近代佛教发展主导地位。”（注：郭青生：《战前の中国におけゐ净土真宗の开教と日本人子弟教育》载（日）《龙谷大学佛教研究所纪要》2000年版。）近代日本佛教依附并与天皇制国家相结合的特点凸现得格外明显，从“国家佛教”的传统出发，“护持国家”成为教团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注：郭青生：《战前の中国におけゐ净土真宗の开教と日本人子弟教育》载（日）《龙谷大学佛教研究所纪要》2000年版。）净土真宗将“二谛相依（资）”“王法为本”配合国政弥合得天衣无缝，以此灌输门徒宣传民众。从史料来看，日本佛教近代开始的“海外传教”固然有宗教发展的因素，但追随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军事侵略则是基本主线。
　　那么，今天的日本是怎样看待当年佛教界的战争责任的呢？70-80年代，日本佛教界相继出版了一批回顾近代海外开教历史的书籍，但不少都是从皇国史观出发，持美化侵略战争观点的。典型者如曹洞宗1980年出版的《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和净土真宗本愿寺派1974年出版的《海外开教一览》两书。引起了包括日本佛教界在内的不少日本人的批评和反对。进入90年代，在战后五十年之际，在世界潮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民众对日本宗教界当年迎合政权、协助战争的责任进行质问，于是，各宗教教团纷纷进行回顾，一些教团不同程度地反省，进行忏悔谢罪。1994年由日本宗教者和平协议会主编出版了一本《关于〈战争责任的告白和尾悔〉资料集》，书中收集了诸如日本基督教、全日本宗教和平会议、日本圣公会、净土真宗大谷派、净土真宗本原寺派、曹洞宗、天台宗、德意志福音主义教会等日本若干教团的和平宣言、忏悔书和谢罪书。相比之下，以曹洞宗的忏悔书最为深刻最为典型。
　　1992年1月20日，曹洞宗宗务总长大竹明彦代表曹洞宗正式向世人发布《忏悔谢罪书》，并宣告收回将侵略合理化的《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一书。《忏悔书》主要内容如下（节略）：
　　我曹洞宗自明治以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期间，在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借海外开教之美名，迎合并支持当时政府企图统治亚洲的野心，侵犯了亚洲人民的人权。并在脱亚入欧的风潮下，藐视亚洲人民及其文化，出于对日本国体和佛教的优越感，将日本文化强加给亚洲其他民族，采取了损害其民族荣誉和尊严的行为。而且，还以释迦牟尼世尊和三国相传（指佛教由印度入中国再传日本—译注）的历代祖师的名义，干出了违背佛教教义的勾当。这只能说是十分可耻的行为。我们愿意坦率地揭露在过去海外传道的历史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向亚洲和世界人民由衷地表示谢罪和忏悔。
　　当然，犯下如此错误并非仅仅是曾经从事海外传道的人们的责任。为日本的海外侵略喝彩，并使之合理化的整个佛门的责任必须受到追究。
　　此外，曹洞宗于1980年出版的《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一书是在对以往的错误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出版的。……令人深感羞耻的是该书的出版是采取叙述历史的形式，而且以肯定过去的亡灵和可以称之为近代日本耻辱的皇国史观的观点执笔并出版的。为此我们感到耻辱。……
　　以曹洞宗为首的日本宗教曾承担了以宗教的名义使这一暴行合理化的使命。
　　在中国，佛门还担任对被侵略民众的宣抚工作，其中甚至还有的僧侣主动接触特务机关，从事间谍活动。
　　使佛教隶属于所谓的国策的世法，并剥夺了其他民族的尊严和自主，犯下了双重错误。
　　我们发誓，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
　　……
　　我们再次发誓，同样的错误不会重犯。并向曾身受日本暴政之苦的亚洲人民深深谢罪。对于同国家权力相结合并站在施加迫害者一边从事开教的曹洞宗海外传道的错误表示深切的谢罪。
　　曹洞宗宗务总长　大竹明彦
　　1992年11月20日（注：（日）日本宗教者和平协议会主编：《关于〈战争责任的告白和忏悔〉资料集》，白石书店1994年版。）
　　相比之下，一些教团的反省仍然缺乏深刻程度。如净土真宗最大的教派也是协助侵略战争最力的本愿寺东西两教派尽管也进行了反省，西派尽管也曾经发表了《和平决议和战争责任告白书》，但迄今未收回毫无反省之意并带有严重赞美侵略战争的《海外开教要览》一书，以致于连日本佛教史研究者都指出：从中可以看出“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引以为荣的教团的态度。”（注：［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否认并不能抹去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历史真相终将并且已经大白于天下。报载2001年6月7日，德国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召开了座谈会。这是一个包括全德3000名最著名的科学精英包括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科学团体。其前身为凯泽·威廉俱乐部，曾以爱因斯坦为其成员而自豪。然其中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在二次大战中，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种净化”理论：日耳曼民族是“唯一优秀的统治民族”，其他所有民族都是“奴隶民族”。从而为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人民进行屠杀和“安乐死”提供了理论依据。该俱乐部旗下的很多科学家后来沦为纳粹的帮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如号称“死亡医生”门格尔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人为实验对象，仅死在他的实验室中的双胞胎就有1300对。座谈会上，现任主席胡贝特·马克尔以其科学家的良知，坦承德国科学家曾经“为一个犯罪政权服务”的历史罪恶，“我对德国有名望的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从事种族灭绝的罪恶，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恸和羞耻。”“虽然真相并不能使人从罪恶和羞耻中完全解脱出来，但它能使人摆脱沉重和谎言，为未来打开大门，让人们能从过去中学习。”（注：《新民晚报》2001年6月23日星期六，第15版。）继前德国总理主动向受纳粹迫害而死的亡灵下跪后，6月22日，在俄罗斯卫国战争六十周年纪念日之际，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又代表德国政府发表声明，向所有受害者“深深地鞠躬”。德国勇于承担责任，诚心谢罪，获世人赞许。
　　科学崇尚的是真实，宗教则以诚信为本。德国科学界首次悔过，开始清算自己协助战争的罪行。反观日本，且不说一些政治人物至今死不认帐，即使在日本宗教界也并非全体都具有清醒头脑、能够认真清算自己历史罪行的。尽管承认过去需要勇气，但历史是不容回避的。大量史料证明，近代以来以日本佛教为首的日本宗教各教派随日本对华侵略，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
　　收稿日期：2001年7月17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宀下加六
　　＠②原字为自下田
　　＠③原字为石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