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成熟历程---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建筑

2014/9/8    热度：698   

人类的成熟历程---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建筑
　　范：今天的谈话起源于一幅画，一幅标示着文明的发展轨迹和人类的成熟历程的图画，这幅图以实际的地理位置划分不同区域，注释着不同区域的文明进程，由许多代表不同年轮的同心圆组成，而中心的圆则象征着新的世界秩序，尽管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目前如同婴儿般尚在襁褓之中。
　　周：圆环上的数字表示着不同的年代，公元0年这一环是人为设定的，来自于西方的记载，对于犹太人或是中国人应该会有些相对的位差，这些圆环正如同太阳的光环，红色代表不同的国家，白色线框内代表不同的文明，比如在南美有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在中东有拜赞庭文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非常落后所以又细又窄，中国在唐宋时期的文明发达则图示显得宽广而厚实。作为红色的国家其实是个非常新的名词，是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比如在二十世纪中叶在非洲有许多新的国家诞生，但是圆环的发展最终汇聚到中心圆上，象征着一个循环过程即人类起源于一家人，这家人演变为一个族群，而后成为一个城镇，而后又建立国家，最后又回归了世界大家庭这种最初的一家人的概念。以中国为例，中国历经许多朝代的更替，文明的发展得非常强大而且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她跟周围的其他文明却是相对隔离的。
　　在西方有人预言世界的末日即将降临，（因为环境污染问题，宗教冲突问题等）还有一种声音说当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后，一定会来拯救这世界的。中国自古就有佛教，道教和孔子的儒家思想，这些不同的文明都提倡一种团队价值，即团队价值要高于个人价值，因此就有了很高的处理团队内各种关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是世界非常缺乏的，这种能力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一种可以拯救世界的能力。
　　自从十九世纪的事，新的发明不断涌现，铁路、电报、电话、电梯、电视、互联网这些新生事物在技术上使得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可以得到连接。比如通过互联网我们能够很容易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在做什么，中国的历史可能成为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而加拿大历史也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不能分割的，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就是这样一种共同的人类历史。
　　以艺术为例是研究文明的相互融合和发展的过程，比如希腊雕塑非常写实，而拜赞庭的马赛克图案比较抽象，艺术从希腊时期到拜赞庭时期的发展就好像有人拿起大锤把希腊的雕塑砸碎，然后重新组合拼接成了拜赞庭式的马赛克图案，尽管有些象儿童画但给了人们一种全新的感受，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向印象派作品的转变，印象派的作品以莫耐的日出最为出名，整幅图画非常唯美和抽象，分不清楚天地的边界，很像是从梵高的一个画像中裁切下来的一个局部。这就如同一个圆环要进入另一种文明圈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原有的打碎，然后构成一个新的圆环。
　　拜赞庭的马赛克图案圣殿建筑
　　以圣殿建筑艺术为例可以看到不同的文明会产生不同的建筑，比如中国的宫殿，欧洲的教堂，伊斯兰的清真寺，罗马的天主教堂，这些建筑的共同点是都有一条轴线加上一个重点的区域，比如在皇宫里是皇帝的宝座。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信仰系统，而建筑只是体现了这一系统的一个方面，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信仰就好像天坛那样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去，好像在一个交响乐合奏里，既有中国的二胡，又有西方的钢琴，在一出电影或是戏剧里代表不同文化的角色都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在一个花园里，不同颜色的花儿都能盛开，从而形成一幅绚丽的美景。
　　桑：如何找到一种新的秩序和一种共同的信仰，那真的是需要联合国牵头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来努力完成的伟大事业。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要“勇猛精进”，但也要“因缘具足”，“因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内外在的条件与“合力”。如何与不相识的陌生人沟通，如何理解异国或异民族的文化价值？如何让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民能够相互尊重，甚至产生一种文化理解的——共鸣。这需要宽容博大的心胸，更需要倾听的耐心和谦恭的美德。我想，其实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只要有一个人有耐心去讲，去解释，一个人愿意听，愿意理解别人，就有可能达到相互的理解与尊重，就有可能产生理解的共鸣。比如2006年4月，将要在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菩陀山举行“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全世界的佛教信徒聚集在一起，来探讨佛教的教义和思想能为当代社会奉献什么？大会的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就是秉承佛陀的教戒思想，心净国土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就是要发扬光大佛教的“六合净”精神，争取营造出当代人类社会的“新六合”精神，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圆寂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在数千年的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的佛陀弟子们遵循着世尊的教戒，高扬着佛教慈悲、平等、友善、和平的伟大思想，和尊重众生和尊重生命的伟大情怀，对东方文化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佛教的这些思想和精神对于当代人类来说永远是美好的，总会有人信仰他。
　　当然，一个有信仰的出家人，或是宗教领袖则需要对其他的宗教有所认识和了解，如果不了解道教、不了解伊斯兰教，不了解基督教和天主教，甚至其他小的宗教，你就无法真正地与世界各大宗教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和理解，你也不能与世界各国的宗教研究学者们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各个宗教都有各自不同的立教基础，比如基督教宣扬上帝制造一切，而在佛教里是反对神创世界说的，而提倡的是一种“缘起性空”的哲学态度。如果一个佛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各自站在本教的立场出发，彼此之间就有可能无法进行对话，但是如果双方都能暂且保留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念，如《圣经》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佛教中的“生死轮回”学说等。共同寻找不同宗教中普世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如慈悲、平等、博爱、友善、互助、信任、尊重、宽容等思想。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在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寻找到不同宗教文明中能够会通融和的一种伟大的人类思想。这样世界的各种宗教，各宗教领袖们才有可能坐在一起探讨和对话，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共同谋求和致力于人类的幸福，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范：桑先生来自西藏，可否给我们谈谈宗教在西藏的发展历程？
　　桑：大家可能以为青藏高原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其实从公元七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就开始吸收和学习周边民族国家的先进文化，为其所用。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藏族人信仰原始的本教，本教中的不少思想和仪式就受到了来自中亚西亚袄教文化的影响。
　　松赞干布时期尼泊尔赤尊公主入藏，大唐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的先后入藏，就把当时的佛教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分别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传播到了雪域高原。当时的吐蕃人就把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战国策》、《尚书》等汉族的重要文化典籍译成了藏文。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的先后进藏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比如：中原地区先进的农具制造、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医学、天文、历法、堪舆、音乐等传播到了西藏。金成公主进藏时带有《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同时中原大乘佛教中的禅宗也通过敦煌这一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传播到了西藏，对后期藏传佛教宁玛派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元八世纪伊斯兰教刚刚兴起，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吐蕃国王曾派遣使者前往中亚大食，也就是当时的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总督，请求派遣一名传播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到吐蕃王国传播安拉的教义，自然，这一请求得到了呼罗珊王朝的赞许和支持。据说，当时的呼罗珊总督派遣了一名叫萨里特·布·阿巴德·阿尔拉赫·阿尔·哈纳耶的穆斯林传教士前往青藏高原传播真主的福音。可见，当时藏族人的祖先吐蕃人具有一种积极向上、善于学习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博大胸襟和兼容并需的文化宽容境界。
　　由于伊斯兰教进藏后作了调整，进行了本地化的适应过程，变得与当地的文化习俗相协调，所以至今在拉萨大昭寺的八廓街内，我们不但能够听到喇嘛们法号长鸣的诵经声，我们还能听到清真寺内，虔诚的穆斯林信徒们每天五次礼拜的诵经之声。两种宗教文明相互尊重，和睦共处，演绎出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景象。
　　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天主教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就已经传播到了青藏高原。比如，在敦煌出土的唐朝吐蕃历史文书里，就有用古藏文翻译早期天主教景教的赞美诗和一些零星的圣经片段。
　　西方人了解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古以来，随着西藏阿里与南亚次大陆及中亚西亚诸民族的商业贸易和文化往来，使得西方人对神秘的青藏高原和藏民族有了一定的认识。奇异的风俗习惯、独特的宗教信仰始终诱惑着西方探险家们一次次地走进喜玛拉雅。比如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鲁布路克等西方人，在他们的游记里也提到了西藏的拉萨城和藏民族的丧葬习俗。但是他们的记述大多只言片语，很难说他们本人亲自来过西藏。
　　也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时期有传教士进入了西藏，但目前缺乏可靠的史料。明清两代是东西方文化走向冲撞和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此时西方人不断扩大对东南亚、中亚等国的认识，尤其是对位于青藏高原腹地西藏的探索。但直到17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抵达西藏时为止，青藏高原以及雪域文明对于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来说依然是一块不可测摸的神秘领地，其文化也充满了传奇与神秘。
　　17世纪，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安寿德历尽艰险，首次踏上了雪域高原阿里传播基督福音，他既是第一个进藏传教的天主教徒，也是第一个把藏族文化介绍给西方文化界的传教士。
　　由于他取得了阿里古格王的支持，安夺德还在当地建立了一座天之教堂。这可以说是西藏的第一个教堂。一位西方学者写道“传教士们到达时，正值该地的鼎盛时期，佛教徒们以其特有的慷慨大方接待了他们，对传教士们的意见采取了宽容和尊重的态度。”
　　随后，又有两名葡萄牙耶酥会的传教士 赛拉和凯勃热尔于1627—1628年间从印度果阿、往不丹进入日喀则传教。到1661年，耶酥会教士格儒佩和道维尔从北京出发，经西宁青海湖地区入藏，直抵拉萨，而后又从后藏的聂拉木出境，经尼泊尔，印度返回欧洲。他们的足迹遍及阿里和前后藏。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与调查而撰写的有关青藏高原和藏族历史、宗教、语言和民俗方面的旅行记和见闻录，成为西方社会了解西藏的第一手真实可信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传教士在西藏阿里、拉萨等地的传教活动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有的那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天主教极端的排它性所致。它缺少了伊斯兰教在西藏传教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别是对当地文化和宗教的尊重性。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们吸取了过去传教失败的经验，远离了西藏政治文化的中心拉萨、日喀则这样的地方，在西藏与云南、四川的边缘地带，澜沧江和怒江流域传教，总算取得了立足之地。由此可见，他们最后只能在那些政治权力相对薄弱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生活的空间。比如今天澜沧江边，梅里雪山脚下的德钦县、香格里拉等地的一部分藏族人终于放弃了自己传统的喇嘛教信仰，从而改信天主教。
　　我在《澜沧江边藏族人天主教信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一书中，重点分析和调查了天主教为什么在西藏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为什么伊斯兰教在西藏得以传播直到今天？这些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在那些信仰天主教藏族人家里的唐卡上，你可以看到本来供奉佛菩萨的唐卡，如今成了耶酥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绣像？这非常的有意思，就好象是希腊文明发展到拜占庭文明，而拜占庭文明又吸收了东西方文明的因素，犹如文艺复兴的产生，直接受惠阿拉伯文明和古代的希腊与罗马文明一样，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与发展更是受到了诸多文明的刺激和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的各种艺术当中，一句话，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在吸收、融合各个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才有所创新和有所发展的，惟有如此，人类的文明才能延续新的活力和新的精神。
　　藏族人吸收融合了外来的各种文明，非常典型的是儒家文化的祖师孔子和民间广为崇拜的象征忠孝义的关云长，他们都融入了藏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习俗之中了。比如说，西藏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区过去都有关帝庙，作为汉族民间信仰的英雄，大将军关云长与藏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格萨王合二为一了。如果你们去北京的雍和宫，你就可以看到在藏传佛教的寺院里，藏族人，蒙古人如何敬拜圣人关云长的。有他的泥塑彩绘，也有他的精美唐卡。
　　又如，藏族人不但翻译了孔子的《论语》，而且在敦煌石窟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了藏族童子质问孔子的有趣故事。据说，有孔子到西藏后成了藏族本教中的一个神灵，被藏族人供奉敬拜，还有说孔子也成了转世活佛，而且一直转到今天。
　　在遥远的青藏高原的文明里，始终充满了一种对印度和汉文化强烈的感恩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文成公主，她的故事和传说在西藏流传非常广泛，藏族人民感念她，歌颂她，为什么感念？为什么歌颂？因为她给藏族人带来了许多好处，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比如，一首流传了千年的民歌就这样唱道；“求神打卦多年，病痛老不离身；文成公主带来的门巴（医生），一付药除了病根。”又比如，在藏族人看来，文成公主去世后变成绿度母，成了藏族人民数千年朝拜的神灵。但我们反过来想，在汉族的文化里很难找到朝拜藏族历史人物为神灵的文化现象。这也充分说明藏族人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与宗教感恩情怀。
　　从历史上来看七八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印度佛教的衰败，西藏周边的印度、孟加拉、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以及中国新疆地区基本上开始伊斯兰化，以往这一区域多元信仰的宗教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过去繁荣的中亚丝绸之路，麝香之路，求佛之路都在民族的征战和宗教的纷争中衰败湮没，迫使西藏逐渐失去了与这些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周边国家进行交往的信心和外部条件。
　　如今，在西藏与云南接壤的澜沧江边，有几个村子的藏族人信仰天主教，比如西藏的盐井乡、云南德钦的茨中、茨古、巴东等地，我们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一个藏族人的家里，夫人信天主教，先生信佛教，一边供着圣母玛利亚，一边供着班禅大师像，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我曾经在茨中村参加一个婚礼，小伙子信天主教，姑娘信藏传佛教，我问他们信仰的问题如何解决？他们说，如果小伙子嫁到我家里，就跟着我的信仰。如果我嫁到他家里，就跟着他的信仰。至于，以后孩子的信仰就让他长大后自己选择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青藏高原也好，神奇的西藏也好，她并不是一个人们想象的封闭而落后的地方。世界的几大宗教文明都到了青藏高原，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孔子、老子、汉文化、中亚文化、东南亚文化等等。
　　一位西方学者曾这样说“我们务须牢记，西藏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多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玛拉雅地区，中国、印度及中亚施展过多种影响的地区。”
　　范：为什么说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桑：我记得，我非常崇敬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里，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他本人并不信佛，但他对印度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国佛教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一个佛教徒也提不出的深刻见地和学术观点。比如，他说，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我们简直可以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少应该了解从印度传出来的佛教思想。不了解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无法写出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语言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季先生的评价可谓公正精辟。但他老人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研究“更要细微、具体、事实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博士京口授浮徒经，以及后来的汉永明帝梦金人，派遣使臣迎取佛像、传教士传教，翻译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修建洛阳白马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尼泊尔和印度进来的，而是从今天的中亚，西域传播而来的。其传播路线有二条：一条是北传路线是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的喀什、和田、吐鲁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进来的；一条是南传线路，既通过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海上线路。
　　初传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翻译佛经，和如何适应中国化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来，佛经逐渐被翻译成了汉文，但是要想让人们理解和读懂、听懂这些外来的异族思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用汉语文化的习惯解释佛教的名词概念，如何让我们原有的道家和儒家思想接纳外来的佛教，让其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过程经过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佛教的传入由于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发展的非常迅猛。通过修建各种大规模的石窟寺，如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创作了难以记数的佛教石刻造像，全国各地兴建了大小不一的寺院，大量的佛经翻译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建筑的传承就不可能留下这麽多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的雕塑艺术，基本上就是佛教的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对道德的说教色彩较重，而对形而上的思考较少，逻辑性差，我们的古代哲学不但有浓郁的道德说教，也有很多的诗意，直观而且唯美，这种理解很难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加以解释。佛教进来后，特别是佛教的唯识、般若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理性，对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对中国哲学中的思辨精神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 又如为了方便给一般不识字的普通信众讲说佛经故事，由此产生了宝卷、讲俗等，后又发展成为通俗的小说；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和画家很少没有不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尤其是宋朝的文人画也受到佛教思想和佛教绘画的影响；敦煌壁画采用了西域的画法；禅宗有南北之分，书法以禅宗的标准来进行区别也有南北之分，书画家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大书法家都抄写过佛经《华严经》、《心经》等，王羲之就是一例。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和写经的过程，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书法艺术的水平，而且也刺激了古代音韵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传统节日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元宵节也是跟佛教有关的节日，是释迦麽尼降服众妖魔的日子，世界通明一体，灯火辉煌象征着世界的光明和美好；佛教的音乐，在历代也被统治阶层所重视。隋炀帝收入宫廷的礼乐《九部乐》之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朝的音乐，尤其受到了佛乐和胡乐的影响。佛教音乐使人听后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受，今天在民间还是很盛行，特别是五台山、峨眉山的佛教音乐依然非常的盛行。
　　可以说，在人类宗教的传播史上，唯有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是从来没有采用过武力的宗教，这一点是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不同的地方。
　　佛教初传的时期并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大多是王公贵族、有钱人家，商人们进行的“舍宅为寺”，比如广州的光孝寺，就是汉朝时期南越王的玄孙施舍的。后来，僧人们有了一定的供养后开始修建自己的活动场所。中国早期寺庙的建筑格局是以佛塔为中心，在佛塔的周围修建僧舍，以供奉佛舍利的塔是主要的标志和象征，所以佛塔是建筑的主体，塔的旁边建寺。这也是继承了古印度寺院的建筑风格与要求；唐宋时期寺院建筑就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不像过去只是在有钱人家施舍的一个空间里进行佛事活动。唐代著名的和尚道宣法师制定了一套关于修寺建塔的方案，制定了《戒坛图经》，明确规定了寺院的建筑要求与标准，特别规定应以殿为主，为整个寺院建筑的中心，理由是因为佛殿这里是供奉佛像，佛经和僧人们念经说法的主要地方，这样就把传统的殿堂和塔分离开来。从建筑形式上看，塔在殿的后面。宋朝时期，寺院建筑盛行“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如佛殿、法堂、僧房、库房、山门、西净、浴室。元明以后，中国的寺院布局和建筑风格基本定型，其特点是寺院的布局是坐南向北，寺院修建在南北的中轴线上，讲究对称组合，但不同地区的寺院修建总是因地制宜，借势而建，给人一种自然而成的美感。汉传佛教的禅宗寺院，其建筑风格大体相同，规划严格，布局合理，一般是山门、然后是钟楼、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东配殿，一般是祖师堂，西配殿伽蓝殿，正殿（大雄宝殿）后是法堂，两边一是禅堂，一是斋堂，最后是藏经楼。北京的广济寺，大钟寺、戒台寺，还有河南河北的禅宗寺庙建筑都是这样。南方的寺院有不少是修建在山里，常常是借势而建，上高下低，寺院建筑由几重院组成，气势磅礴，规模宏大，层层递进，形成了层层叠叠的纵深感，由于空间比较大，还有不少寺院修建有放生池等设施。有的寺院建筑在构想上非常的巧妙，使用厅、台、楼、阁、长廊等建筑设施把整个寺院互相连接起来，院内种植有花草树木，荷花池，果树、苗圃、菜园、茶园等，小路常以鹅暖石铺成，不仅体现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而且构成了寺院建筑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建筑，以及修行者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他们相互关联，彼此呼应，达到了一种清净、安详、自然、朴素、优美和谐的禅境与画意。
　　这些地方如今都成了中国各地著名的历史名胜和文化旅游的景点，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缘起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当年的僧人们的努力的结果。如果有机会去佛教的四大名山，比如清凉山，也就是五台山，你能有许多的感受和收获，但是你必须用心体验五台山佛教建筑的美学情调。例如，台怀镇象征性的建筑是元代的覆钵式的藏传佛教喇嘛塔，塔下面的建筑是塔院寺，以塔为中心修建了几个寺院，最顶上是菩萨顶，下来时，有著名的女众道场普寿寺，塔的傍边不远是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也叫十方堂，一路走下来所欣赏到的美，及在四季，或是烟雨中的景致全都不一样…，实在是，慢慢走，欣赏吧！
　　此外，我们要到这些佛教圣地到底是看什么？拜什麽？我所理解的拜佛，拜一尊佛到底是在拜什麽？这绝对不是偶像崇拜，而是通过这个象征形式唤起我们内心的一种精神和思想。比方说，我们拜观音菩萨，是要拜她的慈悲精神，是要把这种慈悲的精神化在我们的心里，把慈悲的种子埋藏在我们的身心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仰者来进行拜观音菩萨最终目的；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是拜他的行愿精神，因为他曾向佛祖发誓一定要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和实现他成佛的心愿；拜文殊菩萨，是拜他智慧地通达地看待生老病死的人世态度，开启我们智慧人生的大门；九华山地藏菩萨的精神，与西方耶稣基督的“我不被钉十字架，谁被钉十字架”的精神很象，他曾向佛发誓，在佛圆寂后未来佛还没有诞生时，他要度尽地狱里受苦受难的人们，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想这也是佛教和基督教精神可以沟通和呼应的地方，它闪耀着一种伟大的全人类思想的魅力和光芒，以这种伟大精神为基础才能在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找到一种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东西，才能建立一种周先生所谓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共同信仰。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吉普林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东西方对立观念，例如：“ 嗷，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那老哥俩再难聚首，永远也不回头。”但同样是一位西方的作家，比如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也曾有一首相同题材的诗歌，却表达了东西方和睦相处的、更高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境界。他的大意是：
　　无论东方，无论西方，我们都要结合在一起就象兄弟姐妹一样。为什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能够遵从歌德的思想和观念呢？我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歌德要比吉普林伟大的多，因为他表达了一种更为深远，更为博大，更为和谐的人类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