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侍晓公云师出席第一届世界中国哲学会议后记
2014/9/8   热度:162
随侍晓公云师出席第一届世界中国哲学会议后记
释仁朗
由中华民国哲学会及东海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世界中国哲学会议在八月十九日下午假圆山饭店举行开幕式,而所有会议之进行则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假台中市东海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的出席人士邀请有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所及国外C有旅居海外华籍及外籍)哲学教授学者参加。另外大会还安排有研究生及观察员旁听。
华梵佛学研究所所长 晓公云师身任中国哲学会理事及多年任教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佛学研究一门亦是被大会邀请人士之一。我们四位华梵佛学研究所研究生经由晓公云师向大会推荐承秘书长冯沪祥教授同意我们参加旁听并招待。共计此次与会者共约一百人(其中学者八十余人,研究生等十余入),宣读论文共有四十六篇,其中国内学者占二十一篇,旅外华籍学者十三篇,外籍学者占十二篇。由于这个难得的机会,谨将一点后感记述如后。
对于会议语言的问题,依会议手册上所标明是“以中文为主,英文亦可”,阻在会议第一天,大会即宣布以英文为主,故当天的宣读论文与讨论皆用英文,但到了第二天开始分组会议时,因两组中有一组国外学者参加的多,故仍以英文为主,另一组则以国内学者多,则以中文为主,这是由与会者自行因势置宜,可说是既自然又恰当之事。不过令人感到既然开的是中国哲学会,而主办国家,举行地点都是在中华民国,而参加者国人又占多数,则对国语应有一先决的重视,虽然对于外籍人士的方便须用外语,但也应考虑到翻译的问题,若以外文的也应加一页中文提要(就所知,在大会发函邀请撰写论文时,订有以中文撰写的须附英文提要,但在会议中英文论文则仅有少数几篇有中文提要),即使作者未能作到,大会也可努力补救,如比较能兼头全局。如不久前由华梵佛学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不但作到中文论文加一英文提要,连英文论文也有中译提要,而且设有现场翻译,这实在是最周到的顾及了。
此次会中发表的论文,对本人来说,英文部分固较难于短时间内了解;中文部分,对于有的论题较为银滦,有的文中含有较多专门术语的,则也不易即时领骤,不过就所了解的情形,也有些感想:似乎在东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时期中,中西哲学的求其会通已较于单独阐明中国哲学内涵来得重视。此次会议中右几篇论文,多试图将中国的哲学思想套以西方的哲学术语加以诠释,此是欲求其沟通之途。但如此方式是否真能达到沟通?东西方哲学各有其出发点与发展之路径:中国哲学以生命为探讨中心,故较讲求实用与经验;西方哲学以知识为重,所以发展为理论、概念性的思辩。如此要把一套实用生命活生生之学硬套在循由思辩而设的架构上是否适当?或许这是在不同文化型态之接触与会通之过程中有此必要性,但若硬要求其同是否会曲解了原有精神面貌。这不禁令人感觉到有如魏晋时代,佛学思想(尤以般若思想)初传人中土,在初期接受会通时期所引发的格义思想之风潮(以老庄思想比配试图解释股若空义),然而格义思想终究随著般若真义之阐发、而被淘汰。而今中西文化更有不同的型态与格式,对于谋求其交流会通,不得不相互比对诠释,但中国哲学的内涵真义,其精神原貌更需加以掌握,这非由中国人自担负起此任不可,因为中国哲学自有其型态,不尽与西方相同。这种情形在目前,不但中国哲学如此,即如佛学,乃至中学佛学与西方哲学思想会通时,亦不容忽视者。(这在去年笔者得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五届国际佛学研究会议中亦有如此感觉,多学者以西方哲学概念试图解释佛学境界,但总合人感到经过这么一番功夫,反而无法领会到佛法的真实义。)
另外对于论文中有关提到佛学部分,则每见漏洞,或许他们并非有意加比,伹由此可见有些研究中国哲学者对佛学之疏漏,在这里不必阐扬佛学在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性,但既然在论文中要提到有关佛学之问题,至少需对有关问题求其彻底明白,如此才不失作学问之道。在此就参加几组中有此疏漏之处举要如下:冯沪祥:“第三期儒学对大陆入道主义运动的可能贡献”在第一段提到儒学三期云:“如果说孔孟是第一期儒学的原创者,宋明理学是为了因应外来佛学冲击而开拓的第二期儒学,那么目前,我们面临马列主义的外来冲击,做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毕应当……”。又:孙智燊:“从比较哲学论大易之五奋九胜”注十引:“阳明一针见血:“释氏之学不可以治家国天下””。以上这两篇宣读后,皆由晓公云师于当场提出指正,如冯文所用佛学之“冲击”有不符史实,以佛学人士中国并未有预谋性侵略,且白马经,及帝王请经;,请僧皆证之佛学之受礼遇而到中国。另外指出孙文中引文之不当,以佛法主治心之学,而治心乃修身之要,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如此佛法岂不与“治家国天下”息息相关。经此提出之后,宣赞者也皆为欣然接纳,并表示将修正,这也是深具学者风度的表现。此外杨祖漠的“尽心与尽性”,文中有关法身常住问题而提到:“佛减之后,佛弟子对佛产生一种深挚不已的怀念,在此深挚不已的怀念下,他们不肯承认佛已灰身灭智”,在此用“灰身灭智”来形容佛之入灭,实已不够对佛学术语之了解,以“灰身灭智”,乃佛陀呵斥当时二乘入之偏执空境,滞空而不能由空入妙有,而斥为焦芽败种。这在一般对佛学稍有研究者应是起码的常识,但在堂堂规模的哲学会上却也发生对此之误解。无怪乎有谓近年来中国哲学史之教授难求,因对有关佛毕部分鲜有人能真实了解者。
会议中佛学组安排有四篇论文:晓公云师的“佛学之基本原理与施教方便”、滕吉慈海(日本花园大学)的“云栖株宏之“禅关策进”对日本佛教之影响”、卡鲁普汉诺(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儒学、实用主义与佛学”、刘楚华个香港树仁书院):“从看心法考察早期禅宗思想的发展”。其中日本与美国的二位学者并未出席,故实际上宣读的只有晓公云师的及刘楚华女士的两篇。其实国内有几所大学哲学系中亦开设佛毕课程,也有数位以教授佛学而为人知者,但在此会中非但未提供论文,亦未见出席会议;由此可看出晓公云师以佛教中人出席会议,提供论文,不但为此中国哲学会中佛学组冤其缺憾之外,更显出休戚与共的关怀非为一般可比。
最后对蔡仁厚教授的“从前瞻性的观点看儒家哲学的价值与贡献”文中处表示一点感想。蔡教授此文可说极其阐扬儒家哲学本质,与其对世界人类之贡献。文中提到人类文化精神的表现,可依据““以理生气”的原则,可以引生无穷的未来,而冤于周期断灭,所谓r文化悠久无疆乙便是顺此而来的信念”,他解释何谓“以理生气”:“可以通过孟子的气养气”之论来了解,孟子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可知有了‘义、道”(理)的充实和支持,气(生命力)便可以得到润泽调护而达于刚大充塞。这时候的气,便不只是实然的气,而是气配义与道‘而r与理合一”的浩然之气。”。可知在此我国民族国家地位衰落之时,政治、经济力薄弱,不只求于科技文明之进展;更亟须求其文化精神之宣扬,以期为民族国家之柱石,为时代精神之引领;如此入文科学不但不容忽视,而且应大力推动。
此外蔡教授在文中并论及“儒家哲学发展的方向”,分有三点说明,最后一点是:“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型态,开出知识之毕”指出应使“民族文化心灵中的气知性主体”,从德性主体的笼罩之下透显出来独交起用,以成就知识。就此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1)必须自觉地培养“纯知识”的兴趣,(2)必须确立“重视学理而不计较实用”的求知态度,(3)必须学习“主客对列”的思考方式。”由此不难了解蔡教授的用心所在是为因应西方科技文明之冲击,而需调整民族文化心灵的表现型态,以透显“科学的心智,开出知识之毕,以建立纯知识的毕理。;有了学理作根据,而后乃能提供气开物成务”的具体知识和实用技术,以满足“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本人的浅见,蔡教授能体认当今发展知识之学对儒家哲学的时代化是有其重要性,但若笔者未误解蔡教授的意思的话,蔡教授云“建立纯知识的学理”、“重视毕理而不计较实用”这岂不是与儒家哲学乃由重实践、实用的生命之学有所出入?若只求纯知识学理的建立又如何与事务实际配合,如此是否真能“开物成务”、“利用、厚生”?朱子曾云:“必实践乃能真知”。是否蔡教授的“建立纯知识学理”仍需考虑加何与实用之配合,否则不是徒然失去中国哲学精神本质,而走上西方哲学之理念知识之途?
对于类似拟以纯知识毕理之方式而研究生命之学的例子,本人在去年日本国际佛教会议中亦有感觉;因今日佛毕已在国际间顿为学者所热衷研究,这固然是佛学发扬的好现象,为此东方佛学者也有掀起应以西方治学方法来研究佛学的风潮,当然,就治毕研究上需讲求方法,但平心而论,去年在日本佛学研究会议中感到经西方学者的分析、演绎,似乎却反而将佛法与人性、生命直接关切的关系性疏远了,所以感到在治毕方法上是需求其科学化,但仍须掌握佛法精神,回归佛法对人生社会的真正实用。这是由蔡教授文中提到儒家哲学发展新方向有关建立纯知识理性的问题联想到有关佛法,佛学发展于今日之相关问题,顺及表示一点浅陋未成熟的感想。尚希有识之士有以教之。
最后对于此次能参加旁听此次会议,感谢晓公云师的推荐与大会的概允,从此会中藉学习的机会,获益不少。
摘自《中国佛教》第28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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