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

2014/9/8    热度：1645   

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杨清凡
　　［摘 要］五佛思想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宇宙观，五方佛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佛教神系的完备和系统化。然而五佛体系的完善定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图像的变化也反映出密教哲学思想的发展，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佛的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并对五佛组合、五佛形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进行分析，指出五佛图像变化与密教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发展密切相关。
　　［关键词］五方佛；图像；演变；瑜伽部；无上瑜伽部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7）02-031-06
　　五佛五智是密教金刚乘的根本哲学思想，并构成了金刚乘的基本结构体系；从神佛系统来说，五方佛或日五智如来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完备丰富的佛教神系的建立和系统化。不论在宗教哲学上，还是神佛体系以及其图像表现上，对五方佛的相关概念及历史上的变化予以梳理，无疑十分重要。笔者不揣浅陋，贸然问津这一深奥复杂的课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五方佛概说
　　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时期，突破了小乘佛教一时一佛的思想，扩展为无限时间、无限空间都有不同的佛及佛国存在的众神思想，但日益丰富的佛教众神并未被系统化；密教出现后，方以五方佛为核心纳入佛教诸神和外来神祗，建立了理性化、系统化的神系。
　　五佛（the five Buddhas，藏，又作五方佛、五智如来、五智佛、五圣，或称五禅定佛（panca dhyāni-buddhāh），指密教中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尊佛，有金刚界五佛与胎藏界五佛之别。（一）金刚界五佛，即毗庐遮那（梵Vairocana、阿冈、宝生（梵Ratna—sambhava，、阿弥陀（梵Amitabha，）不空成就（梵Amogha-siddhi），居于金刚界曼荼罗中央之五解脱轮。（二）胎藏界五佛，谓大日、宝幢、开敷华王、无量寿、天鼓雷音。即胎藏曼荼罗中台八叶中之五佛。在藏传佛教密教中，基本是以金刚界五佛为核心，本文所探讨的也仅限于金刚界五佛的相关问题。
　　瑜伽部密教的中心经典《初会金刚顶经》（别称《真实摄经》，Tatt-vasamgraha，原本或成书于7世纪末之南印度）中，首次描述了以大日如来为中尊的五方佛及各自的身色、真言、印契、曼荼罗。无上瑜伽部密教经典《秘密集会怛特罗》（Guhyasanlaja Tantra，也作Tathagataguhyaka）又明确了五方佛各自的明妃。随着密教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五方佛又与五蕴、五智、五大等相结合。五佛均不下到凡俗世间，住于涅槃中，代替其行使世间职责的为相对应的五方菩萨。关于五方佛的上述特性，不再引证经文一一描述，可归纳简表如下：
　　五方佛各居于中、东、南、西、北不同方位的佛国中，各自拥有自己的菩萨、明妃、护法等眷属，组成五个次佛国系统（梵Kula，the Buddha Family，汉意译为“部族、家族”）；五个次佛国系统又组成一个完整的佛国神系，数量庞大的佛教诸神及外来神祇被系统地纳入这一神系中。五方佛被赋予不同的神格（宗教特性、功能），分别作为五佛部族的部尊，并成为五部诸神之父，五佛部族的成员作为其“法子”也具有相同特性，如阿閦佛为金刚部部尊，具有破坏威猛的特点，许多护法神和本尊神都被视为其派生；宝生佛为宝部部尊，具有财富神的特性，宝部族中的诸神也有具有相同神格；阿弥陀佛为莲花部部尊，佛教中的寿神多与此尊有关，如度母等。据成就法的描述，在五佛部族成员的图像特征中，其宝冠、发髻中常有表现所属部尊形象的“化佛”出现，以此表明其领属关系。①（注：印度的佛教艺术史学者B.巴达恰利亚B.Bhattacharyya在对梵文本《成就法鬘》整理的基础上，著《印度佛教图像志——基于<成就法鬘>及其他相关密教仪轨文献》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Based onthe Sadhanamala adn other Con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Calcutta；1924.），该书以五佛为系统，将众多菩萨、女神、护法纳入五佛化身体系，对各密教尊神的描述中多引《成就法鬘》原文。
　　二、五方佛的演变
　　从无限时间、空间存在多佛国思想到系统的五佛宇宙观形成，期间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虽然在流传下来的许多佛教经典中都记载有不同空间方位的各佛名号，但佛经的浩繁、佛名的不一，使得对这一演变过程进行详细、清晰的梳理仍十分困难。
　　日本学者松长有庆博士曾对密教五佛的成立和展开作过研究，认为：以大日如来为首的密教五佛，是直接依据自《金光明经》（大正藏NO．663）、《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No．643）两经中所说的四佛，即东方阿閦佛（其佛国为妙喜国土）、南方宝相佛（欢喜国土）、西方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北方微妙音佛（莲花庄严国土），此二经的四佛思想，来自从空间方面扩大解释佛陀的多佛思想，或者是伴此而起的多佛国土思想；其后，经过《一字佛顶轮王经》和《不空索神变真言经》等的过渡经典，直到《大日经》，出现解释法身的大日如来，多佛思想乃转变成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倾向，完成于瑜伽部密教的中心经典《初会金刚顶经》（别称《真实摄经》），最终形成以大日如来为中尊的五佛（即大日、阿閦、宝生、阿弥陀、不空成就）的密教世界。［2］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佛，在密教经典中还存在不同名号的组合，如《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唐善无畏、一行于725年梵译汉，后由空海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主要经典），此经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佛，其余四方佛为：东方宝幢如来（Ratnaketu）、南方大勤勇如来（Samkusitarāja）、西方无量寿、北方不动佛。［3］但在金刚界瑜伽部密敦五佛中，通常是以《初会金刚顶经》及相关经轨所载为准。
　　以五佛为部尊而形成的五佛部族（或家族），在各自部族的系统化上似乎也有先后。英国学者大卫·斯内尔格罗夫（David L．Snellgrove）研究认为，佛部、莲花部、金刚部是较早明确的部族，例如较早的密教经典《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这部经典卷帙浩大而复杂，因此无法从中获得非常清晰的各种佛“家族”的阐释，但是，其中明确阐释的三个部族即佛部、莲花部、金刚部，而且即使在后期五佛部族组合中，这三部也在佛教密教传统中得以保持自身；关于后加人的宝部和羯磨部，更为可信的解释是这两个部族收集了未被包括在早期三佛部族组合中的神和生灵。［4］
　　无上瑜伽部密教出现后，在思想上导入五佛与“五蕴、五烦恼”相应，此外明确规定了各尊的明妃，更具威慑力的金刚部部主阿閦佛取代神格较温和的佛部大日如来，成为曼荼罗的中尊，以怒相护法神为主要特征的金刚部神众数目遽增。约10世纪前后，为了与中亚、西北印的伊斯兰势力相抗衡，在对佛教多神、伊斯兰教一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以本初佛思想为中心的时轮乘在中、东印度弘通，［5］在五佛之上，发展出一个总括五佛的佛，此佛不依存于其他，于本初之时既已存在，故称“本初佛”（Adi Buddba）。本初佛理论在印度尚未成熟，12世纪末，印度佛教就已衰亡。本初佛思想曾传播到尼泊尔、中国西藏，由于传播的时期及系统不同，西藏各教派并没有接受统一的本初佛，通常作为本初佛的有以下三尊：金刚萨埵（梵Vajrasattva）、金刚总持（梵vajradhara）、法身普贤（梵Samantabhadra，），如噶举派、格鲁派以金刚总持为本初佛，宁玛派则为法身普贤，噶当派以金刚萨埵为本初佛。［6］
　　三、关于五方佛的图像考察
　　五方佛的图像表现，从造像组合上看，通常为五佛成组出现；某些情况下也可见到各佛单独的图像，各佛单独出现（但有自己的协侍）的情况常见于唐卡作品，这时此佛一般属于五佛系列唐卡作品之一，由五幅唐卡共同组成曼荼罗。在相同风格、时期的唐卡中可能会幸运地发现其同组作品，国外许多博物馆的藏品中不乏此例。从佛像的身相（造像样式）上，则有如来相（佛装）、菩萨形（菩萨装）佛造像两类。
　　（一）五佛组合的表现形式
　　五佛组合图像基本呈两种排列方式：一为传统的曼荼罗中心的五佛环形构图，一为五佛成排横列，大概是五方环形的变通形式。两种排列方式具体为：
　　五佛图像的常见艺术形式有建筑、雕塑、绘画几类。五佛横列构图主要见于绘画、雕塑（泥塑、木雕的五佛冠，经书板），绘画中保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如14世纪夏鲁寺南配殿（甘珠尔殿）、北配殿（三门佛殿）的两组壁画。五佛环形构图是金刚乘五佛宇宙观的形象表现，其性质属于曼荼罗，在实际表现中有立体曼荼罗（五佛组合佛塔，雕塑构成的曼荼罗）、平面曼荼罗（是立体曼荼罗的二维表现形式，主要为绘画）。
　　五佛组合佛塔在实际情况中，四方佛皆以雕塑形式分置塔外四壁的龛中，各朝一方，多数情况下被妆以各自的标志性色彩，窣堵波的塔身就代表其他四蕴之总、中央的大日如来，8世纪波罗王朝早期、约当金刚乘初创之时，建于那兰陀寺的窣堵波就是典型代表。不过，在尼泊尔，大日如来也作为偶像之一出现，并位于塔之东北面，阿閦佛和不空成就佛之间。在建造这种四壁塑四佛的佛塔过程中，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五塔（金刚宝座塔），即金刚界五佛同居于一个方形宝座上，一塔居中高大，四塔分立四隅且稍小。［7］金刚宝座塔原型为印度菩提伽耶大塔（应建于7、8世纪），随着印度密教东传曾进入西域，吐鲁番交河塔林（7、8世纪）应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金刚宝座塔，［8］中国后期的金刚宝座塔则基本上是在藏密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就西藏的情况而言，似乎不见上述这种四壁塑四佛的佛塔，金刚宝座塔的形式也不见于实际建筑物，仅有传世的菩提伽耶大塔雕塑模型。笔者认为，西藏应该也存在五佛组合佛塔，但形式不同于以上两类。西藏保留下来的后弘初期佛塔大部分未经发掘，内部情况不明，但从西藏西部的一些佛塔遗址中可知，这些外表不起眼的小佛塔（有的是开放的过街塔）内部一般绘有壁画，有的佛塔内部四壁和天顶的壁画实际就构成一个五佛曼荼罗，例如阿齐寺夏绒佛塔（Alchi，Sharong chorton）、桑斯嘎尔过街塔（Ichar，Zallgskar，14世纪晚期、15世纪）。［9］
　　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佛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密教瑜伽部的兴起，主要包括了那些与传统大乘教义关系更为紧密的密续（怛特罗），因此更易为中国中土和日本接受，约8世纪抵达中国，在唐密、东密中流行，在敦煌也很繁荣。在西藏西部10～12世纪的早期寺庙里，也是以此传统为主流。12世纪晚期、13世纪早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佛体系发生变化，阿閦佛取代大日如来成为五佛曼荼罗的中尊，大日如来转居东方。第二个组合更注重怒相神如喜金刚（Hevajra）、胜乐金刚（Cakrasamvara）、密集金刚（Guhyasamāja）、时轮金刚（Kālacakra，藏），属于无上瑜伽密支系，尤其流行于西藏，虽然在中亚和中国中土也有少量怒相神的艺术表现。有的学者认为：“尽管这类曼荼罗经常在注疏中被提及、描述，但似乎并不常以图像表现，因此它可能主要是一种与怒相神（如喜金刚Hevajra、密集金刚Guhyasamāja等）曼荼罗有关的理论体系。此种曼荼罗见于这些密续的描述中，但我们所见到的图像并不是一尊居于中央的阿閦佛，而是喜金刚（Hevajra）、密集金刚（Guhyasamāja）等，后者被认为是阿閦佛的化身。”［10］
　　（二）五佛的形像
　　T．S．麦克斯韦尔（T．S．MaxwelI）对五佛组合的研究认为：“五佛形像的传统造型仅仅是五位佛陀的形象，身着普通袈裟，五佛之间仅以手印相区别；密教五佛与早期印度大乘佛教雕塑中佛像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艺术风格的变化。那些不可见的、但却是最大的区别在于大乘、密教两个体系所赋予它们的神学、仪轨背景。”［11］印尼婆罗浮屠大塔（stupa at Borobudur，750～799），尼泊尔西阿育王塔（Western Asokan stupa，Pre-Licchavi时期，公元前4世纪～公元3世纪）、斯瓦扬布纳特大支提塔（Swayambhu Mahacaitya，Licchavi时期，4～9世纪）等早期佛塔四面壁龛中的各方佛塑像，确实仅为身着袈裟、手结不同印契的佛陀像。［12］
　　五佛手印的最终定型是一个复杂变化的过程。早期佛陀图像中较常见的手印为右手上举施无畏印（abhaya）、禅定印（samādhi）、转法轮印（dharmacakra-pravartana）、触地印（bhumisparsamudra）。其中后两种手印可与确切遗址上曾发生的佛陀事迹相关：转法轮印无疑尤其应与鹿野苑（Sarnath，萨尔纳特）有关，经典载佛陀在此初转法轮，尽管此种造型的图像似乎最早出现于犍陀罗；触地印佛陀像，即表现释迦牟尼降伏众魔军、证得菩提时，以右手下垂触动大地召请地母神作证，这种手印似乎应该源出菩提伽耶（Bodhgayā），在东印度这种造型的佛陀图像也确实很多。在后来的密教时期，这些不同的手印成为五方佛标志性手印的原型，但根源上它们都代表释迦牟尼的不同特性。［13］在对西藏西部10世纪晚期到13世纪早期遗址中的泥塑佛像进行考察分析时，可以发现五方佛手印的复杂不一，尤其中尊大日如来的手印，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禅定印、智拳印、转法轮印，再与大日如来的几种身形（一面、四面、四尊合一；二臂、四臂）相配伍，衍化出无限复杂的大日如来像式，其原因大概在于不同像式的曼茶罗所依据的本续或本续的注疏不同。也正是由于历史进程中五佛手印曾存在多样性，才出现了晚期佛教徒按照后来定型的图像志标准擅自改造早期图像的行为，如西藏西部上金瑙尔地区恰让（Charang，Upper Kinnaur）附近的让日泽（Rangrigtse）寺中一木雕大日如来像，双手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狮须弥座，晚期佛教徒无视座骑特征，仅依据后来阿弥陀佛结禅定印的手印特征，擅自将此禅定印大日像涂成红色，说明目前此像是被作为阿弥陀佛来崇拜的。同样的例子也见于塔波寺内殿（Tabocella）。［14］
　　密教五方佛的身色、手印、乘骑（台座）等图像因素最终于何时完备也许不能说清，但这个过程无疑与8世纪以后成就法在印度的发展密切相关。修习密法者在心中观想某一位本尊与己无二，以此获得成就（siddhi，悉地）而成为成就师（siddha，悉达），此种修习方法即为“成就法”。为观想本尊形象，须对其图像特征细化明确五方佛的图像因素由此完备形成体系，具体参见上文列表，不再复述。此外，大约与这个过程相当，菩萨装的五佛日益流行。虽然我们尚不能确指宝冠佛与菩萨装佛像性质相同，但菩萨装五佛的盛行，与后笈多风格（Gupta style，4～6世纪）向波罗风格（Pala Style，8～12世纪）过渡时期大量涌现的宝冠佛和装饰佛之间应当存在紧密联系。
　　（三）藏传佛教五佛图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最后，对藏传佛教体系中五佛图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略加阐述。
　　其一，上文曾提到，由于头面、手臂、手印的不同，大日如来的身形或许是五佛中最复杂多样的，图齐教授在对西藏西部、中部大量遗址进行考察后，又参考了不少记述大日如来各种曼荼罗及其仪轨解释的梵文和藏文文献，将见到的大日如来图像及曼荼罗归纳为九种，其主要依据的经典包括《真实摄经》、《大日如来现证菩提续》、《金刚界曼荼罗》、《恶趣清净怛特罗》、《金刚顶经》、《圣最胜续》。［15］
　　其二，关于藏传佛教五方佛体系中阿弥陀佛的具体名号。藏传佛教中的阿弥陀佛具有特殊性，就是一佛而有两种身形，即无量光、无量寿。李翎博士从晚期图像材料、早期文本材料进行分析，认为“五佛供养像中出现的阿弥陀佛，无论何种身形，都称之为‘无量光’”，身相红色。一般不持器物，极少持钵者（这种持钵像极易与化身无量寿混淆，只有通过是否为五佛曼陀罗的组合来确定，一旦失去组合关系，辨认时就比较困难）。［16］
　　其三，关于东方阿閦佛的图像。阿閦佛的图像特征很明确，在五佛组合中不难辨认，但一旦失去组合关系，或以单尊形式出现时，就很容易与降魔印释迦牟尼佛像相混淆。尤其中小型金铜佛像，一般无法区分身色，有的也没有座骑标志，其便携性又往往导致失去原来的保存环境，在辨识时必须慎重。另外，擦擦上的同类佛像也存在以上问题，但很多擦擦的边缘往往印有一圈经咒，各佛的咒文不同，通过对咒文的辨认也可以确定是否阿閦佛。
　　［参考文献］
　　［1］［6］参考故宫博物院编．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上、下）［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44．略有改动。五方佛母各书记载有不同．本表据《印度佛教图像志》中所列。
　　［2］ 松长有庆．两部曼荼罗的系谱［A］．转引自日本种智院人学密教学会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编委会译．西藏密教研究［C］．台北：华字出版社．1988：186～187．
　　［3］大正藏第18册［z］．T 848．v01．18．PP la一4a。
　　［4］［10］［13］David L.Snellgrove，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M］．Ｂ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2002．（Originally published：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C．1987．）：l92、197、198～2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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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Rob Linrothe，A Summer in the Field［J］．Orientation．May 1999．
　　［12］上述相关图片参见The John C．and Susan L．Huntington Archive of Buddhist and Related Art．a photograph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chive．http：//huntingtonarchivc．OSU．edu．
　　［14］Christian Luczanits．Buddhist Sculpture in Clay：EarlyWestern Himalayan Art．1ate lOth to early l 3rh century［M］．Chicago：Scrindia Publications，Inc．2004：Iconography．201～223．
　　［15］Giuseppe Tucci，Gyantse and its Monasteries．Part 1．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Temples［M］．English versionof INDO—TIBETICA IV．1 New I）dhi：AditvaPrakashan．1989，106～119．汉译文见于G．图齐著．熊文彬等译．江孜及其寺院［A］．《西藏通史》资料丛书·内部资料［9］［C］．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2004：8l～88．
　　［16］李翎．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下）［J］．中国藏学．2004，（4）．
　　作者：杨清凡（1974-），曾用名杨莉，女，白族，云南陆良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