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格王朝早期木雕艺术的源流

2014/9/8    热度：305   

古格王朝早期木雕艺术的源流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霍巍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国外学者罗扎尼茨所作西藏西部及其相邻地区早期木雕艺术论文的评述。本文认为，古格地区的早期木雕当中，有新的考古材料可以补充外国学者的研究，同时，文中对有关古格王国时期木雕艺术风格极其源流的研究也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古格；托林寺；木雕；艺术风格
　　［中国图书分类号］J32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2－050－06
　　古格王朝时期的佛教考古遗存中，与寺院壁画、雕塑艺术交相辉映的，还有一批精美的木雕艺术作品。从目前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札达、普兰两县考古调查所获资料来看，这批木雕作品主要以寺院门楣、门楣上方的装饰性木构件、木制五佛冠的冠叶、木制压经板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出现。由于这些不同门类的木雕在西藏西部极为干燥的自然环境下易于保存，加之以西藏佛教寺院有着尽可能对原有建筑构件加以利用的营造传统等因素，所以，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我们仍然能够在现存的古格王朝时期的建筑物或遗址当中时常发现这类遗物。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对于这批木雕的年代、性质与源流演变等问题的确认也较为困难，因而在过去的研究中还很少见到有系统的整理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学者也开始广泛关注国外藏学界对与西藏西部相邻周边地区早期佛教遗存的调查与研究的一些情况，以便进行比较研究。奥地利学者克里斯汀·罗扎尼茨（Chrisitian Luczanits）撰写的《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早期佛教木刻艺术》（Early Buddhist Wood Carvings from Himachal Pradesh）一文，①除涉及到我国境内古格王朝时期的托林寺、科加寺等寺院早期木雕之外，还披露了奥地利学者在与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相毗邻的印度河上游地区的斯丕特（Spiti）河谷地区以及金脑尔河谷（Kinnaur）上游地区（均属今印占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地区）所调查记录到的一批早期佛教木雕艺术遗存，并对其年代和源流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文中的许多资料都是首次披露于世，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随着这批资料的见诸于世，使得过去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古格王朝早期木雕艺术的源流问题也渐趋明朗化。本文主要拟对该文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一述评，并补正该文某些资料上的缺陷。
　　一
　　从罗扎尼茨文中（以下简称罗文）所选取的观察视角与研究地域来看，是以建立于10世纪的古格王国为中心来展开的，他的文中称其为“普兰——古格王国”，②其政治版图主要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普兰县以及西邻的印占克什米尔境内的斯丕特、金脑尔、拉达克等地区。从他所举出的例证当中，分别提及札达县境内古格王国时期的托林寺和普兰县境内同一时期的科加寺佛殿门楣上的雕刻。但实际上可归入这一时期的木雕门楣，还应当有古格故城札不让殿堂中的两处门楣，罗文对此有所遗漏。
　　古格故城内的这两处木雕门楣一为位于故城山脚下的拉康玛波（红殿）大门；一为位于山顶部的阔尔拉康（坛城殿）大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古格故城考察队在其大型考古报告《古格故城》中对这两处门楣上的木雕均有详细的描述，并且附有精致的线图和照片便利于观察分析。③
　　拉康玛波大门的三层门楣、门框和正中的竖木板上均刻有人物、动物、花草等图案的浮雕。其外门楣正中刻有一尊金刚手像，金刚手像的南、北两侧各刻有5人，或结跏趺坐于莲台，或侧身跪坐敲击鼓、钹等乐器，图案中有飞天、狮子、塔冠形的树、供桌、居于殿堂内的人像等。据调查者的意见，认为“整幅雕刻当是佛教法事活动的生动画面”。④外门楣的南、北两外框上，也垂直向下各雕出分隔成方框状的图案，题材有结跏趺坐的高僧、大象、立狮、裸体戏象人、骑象人等。门框中楣正中刻出不动明王像，下方刻出力士、摩羯鱼、人身鸟尾形的迦陵频迦鸟等图案，造型都十分生动。三层门楣中都雕刻有大量的连续忍冬卷草纹浮雕植物纹样（图一）。
　　金阔尔拉康的门楣形制较红殿为小，仅有两重门楣，其外层门楣正中为一高浮雕的坐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有圆形的头光及身光门楣的两侧脚各雕有一尊高浮雕的菩萨像门楣的内外两层都有大量的忍冬卷草纹样作为装饰，外层忍冬卷草纹门楣两侧下端分别由一只摩羯鱼变化而成，内层门楣两侧下端分别由一只雁的尾部变化而成，可谓别具匠心（图二）。
　　古格故城内这两座殿堂的修建年代，原考古报告根据壁画中宗喀巴像或题名的情况将其大体比定在15～16世纪左右。⑤但是，对于这两座殿堂的木雕门楣的年代，中国学者在考古报告中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
　　笔者近年来曾数次对古格故城内这两处门楣以及普兰县科加寺的门楣进行过实地观察，明显意识到殿堂壁画与门楣木雕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年代上的差异，换言之，它们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遗存。罗扎尼茨所公布的斯丕特、金脑尔地区的这批佛教寺庙门楣雕刻资料，更进一步加深了笔者的这一印象。
　　例如，古格故城内拉康玛波外门楣上的金刚手像，结右持立式，左手握拳，右手执金刚柞，头戴宝冠，腰系飘带绕于两臂，无论整体造型还是宝冠的式样，都与11～13世纪克什米尔地区流行的金刚手菩萨铜像具有相似的特点。⑥此处门楣中框正中所刻的不动明王像，双腿结右持立式，左臂弯曲，手握成拳于左腹前，右手持金刚剑举于头上，腰系飘带下垂，肩上披搭的被带绕背过两腋再结于身体的两侧，类似的不动明王像的图像学特点均不会晚于13～14世纪。再如古格故城内金阔尔拉康门框两侧脚上各雕出的一尊高浮雕菩萨像，站立于半圆拱形的完内，与斯丕特和金脑尔河谷流域佛寺中的门楣木雕具有更为明显的相似因素。首先，是这类半圆拱形的佛完的形制与金脑尔中部瑞巴（Ribba）村的洛扎巴拉康（Lotsaba Ihakhang) 门楣木雕极其相似，门楣的两侧立柱均呈两级束腰形。其次，金阔尔拉康门楣浮雕菩萨像的造型特点为头戴五花冠，耳饰大环，腰系宽帛带，结于下腹并于两腿间下垂至踝呈“T”字形，这种花冠和帛带的式样在印度佛教后期的流行的波罗艺术风格中最为常见。而真正最具有克什米尔一带佛教艺术风格特征的，则是这两尊菩萨像都有一条环形的花带由颈后绕双臂后再垂至脚下，用这条硕大的环形花环装饰在菩萨身体两侧，再垂至脚下的作法，在11～13世纪克什米尔佛教艺术造型中已成为一种标志性的象征，不仅见于上述金脑尔的瑞巴村洛扎巴拉康、多嘎（Durga）村、普（Poo）村等地佛寺中的木雕菩萨像，在同时期的铜佛造像中也极为多见。⑦金脑尔和斯丕特地区佛寺木雕中还多见大象、狮子相组合的造型，这在古格故城的拉康玛波门楣木雕中也可见到。
　　因此，笔者倾向于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残存于古格故城内的这两处殿堂门楣木雕，应当与普兰科加寺以及印度河上游的金脑尔、斯丕特地区上述各佛寺内所保存的木雕大体上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并且在艺术风格上彼此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影响和联系。相对于殿堂建筑与壁画而言，由于材料本身所限，这类木雕作品被改造或重新制作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得多，而它们又常常可以被多次利用于殿堂的修葺甚至重建的历史过程当中，所以其年代往往可能要大大早于经过多次修葺或重建过的殿堂建筑以及壁画的年代。罗扎尼茨将上述各殿堂内发现的这批木雕作品的年代推断在古格王国的早期，相当于11～13世纪这个阶段，这个意见也可以作为我们推测古格故城内这两处门楣木雕年代的参考。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两处门楣木雕就有可能是古格故城遗址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木雕艺术品，其艺术与学术价值都极为重要。
　　二
　　从西藏西部地区及其相邻地区这类佛教木雕遗存的分布状况来看，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古格王国早期的佛寺殿堂木构建筑中，曾十分流行这种精心雕刻制作的门楣，罗扎尼茨在文中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归属为“仁钦桑布时代”的遗物，即10～11世纪。但他同时也指出，这批木雕艺术作品当中保留有喜马偕尔邦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古迹，它们“是当地在融合了印度西北部和克什米尔艺术之后创造出的杰作”。并进一步说明：“受到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平原文化的双重影响，金脑尔地区在普兰——古格王朝之前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流派。这种艺术流派对研究稍后普兰——古格王朝的佛教木雕很有帮助”。⑧
　　笔者注意到，罗札尼茨的这些观点，较之早期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对西藏西部地区木雕作品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西方学者当中，意大利藏学家较早开始观察研究西藏西部佛寺中的雕刻艺术作品。他的学术观点比较倾向于从克什米尔去寻找这些雕刻艺术作品的源流。如他指出：“在西藏西部还发现了一件象牙雕像，这是令人颇感兴趣的一个内容，它可能就是仁钦桑布的传记作者曾提到过的那个真实人物。这种工艺品为西藏在10世纪及11世纪中叶受到克什米尔的影响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在拉达克的阿契寺也可以找到后期的类似物证。这座寺院中的木雕女神像也是克什米尔工匠的杰作。喜金刚是用传说中的菩提树木雕成的仁钦桑布从克什米尔招募了许多的工匠来修造这座庙宇，并为他所兴建的壁完进行装饰”⑨
　　杜齐同样也注意到了西藏西部地区的门嵋雕刻，他评述道：“擦巴隆⑩和托林寺的寺门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寺门两侧的门框上刻有佛陀本生画中的各个场面。弗兰克和我先后公布了出自塔波寺（Tabo）的另外两块残片，它们无疑保留了克什米尔原物的风格。当然，西藏西部与克什米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11］尽管杜齐没有肯定地指出这几处门楣木雕作品的具体年代，但笔者推测，显然他暗示倾向于将其与仁钦桑布时代（10～11世纪）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的影响相联系。
　　罗扎尼茨则认为，与克什米尔艺术风格同时产生影响的，还应当考虑到印度西北部更早的一些文化因素。从他所说的“西喜马拉雅地区”现存的这批古代木雕作品来观察，这应当是一种“双重影响”。而其后普兰——古格王朝时期的木雕艺术显然也是接受了这一双重的影响。如果按照他的解释，后来普兰——古格王朝时期出现的木雕艺术的源头，便应当是在这种双重影响之下首发其端的金脑尔地区。
　　笔者承认，他的观点无疑是有新意的。但是，如果企图比较全面地探讨古格王朝时期早期木雕艺术的源流问题，我们还不能忽视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首先，早在吐蕃时期的佛教殿堂当中，作为当时政治、宗教、文化中心的吐蕃王朝都城逻些（今拉萨市），已经流行以精工细作的木雕门楣，以及雕刻有各种神灵动物、人物的柱头、替木等木构件作为殿堂的重要装饰。如著名的拉萨大昭寺（觉康）底层中心殿堂内，每个佛堂均保存有完好的木雕门楣，门楣正中及其两侧的雕刻图案有佛传故事、人物与动物，以及大量的植物纹样。［12］殿内还有吐蕃时期的木雕建筑构件，如四方六棱形叠落式的柱子，其基座部为头戴五花冠的菩萨承座像，柱身各层分层收分，上承莲花纹样的替木栌斗，再上为卷草纹样的替木承接以梁枋。［13］此外，大昭寺正殿二层和三层檐下还有狮身人面以及狮身狮面的檐下木雕，木雕表现雄狮伏兽和狮身人面。［14］
　　比较这些木雕作品与古格王朝早期遗存中的木雕，当中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大昭寺底层中心佛堂门楣正中横列式的结跏趺坐人物的排列方式和古格故城拉康玛波门楣木雕的作法是相似的。前者门楣两侧采用大量连续不断的忍冬卷草花纹浮雕的做法，也和古格故城内的拉康玛波、金阔尔拉康门楣雕刻上的纹样风格十分相似。这一点，在《古格故城》考古报告中已经有所注意：“如果将古格建筑木雕与拉萨大昭寺的吐蕃时期同类作品相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特别是拉康玛波门框、门楣的经变故事浮雕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说在吐蕃王朝以后，西藏地区只有古格还较多地保留了吐蕃木雕的传统”。［15］
　　大昭寺底层中心殿堂的平面布局系模仿印度那烂托寺的伽蓝配置，其年代可上溯到7～8世纪，［16］殿堂中木雕的式样与风格都具有早期特点，应是当时的遗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木雕作品的年代并不晚于金脑尔地区所谓“最早的佛教遗存”。我们在考虑古格殿堂早期木雕的源流时，不能够排除吐蕃王朝中心区域对西藏西部所产生的影响。联系到古格王国建国历史中与吐蕃王朝千丝万缕的血脉传承关系，这种影响更是不能忽略的。
　　其次，当时古格王国的政治中心是在今札达县境内，史载古格王国立国时的都城建在今“札不让”，而最为重要的寺院托林寺则是其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古格开国君臣的一系列重要活动都围绕古格王宫以及托林寺展开，大译师仁钦桑布以及后来被迎请进入到古格传教的阿底峡，都是以托林寺为其住锡地。对于西藏佛教“后弘期”复兴运动有着重要意义的著名的“火龙年大法会”也是在托林寺召开。虽然普兰的科加寺以及斯不特地区的塔波寺等寺院均被认为是古格王国最早建立的若干座寺院之一，［17］但就其地位、影响及重要性而言，显然均不及托林寺。因此在这批年代大体上相当的寺院雕刻艺术品中，由中心区域影响到周边区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当时的金脑尔和斯丕特河谷都处在普兰——古格王国的外周，两者之间究竟何为源、何为流？在目前的资料情况下恐怕还难下最后的结论。
　　再次古格干国早期的佛寺律筑的确有相当部分可能与仁钦桑布个人的活动有关，但实际上是否统统都可归于仁钦桑布的名下是值得考虑的，如同我们今天讲“毛泽东时代”，却并非这一时代的每一事件都与毛本人有关是一个道理，这无非是一种对特定年代的指代而已。所以，其中除了由仁钦桑布从克什米尔亲自带进古格的工匠所修筑的佛寺之外，当时修筑古格王国佛寺、宫殿的工匠队伍中应当还句括有来自印度、尼泊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匠。古格故城拉康玛波殿晚期壁画中的“古格庆典乐舞图”和“朝圣供礼图”，分别表现古格城堡和宫殿落成之后的庆典活动与宗教活动的场面，当中便有来自古格周边地区的境外人物形象，［18］这虽然是晚期的遗存，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格王国早期在兴修城堡、宫殿、佛寺时多种外来文明因素在此交汇融合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这些因素都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便不能不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古格王国早期木雕艺术的源流，很有可能是多元的，当中既保留有吐蕃时代佛教木雕艺术的余绪，又有来自古格王国周边印度、克什米尔等地佛教艺术的因素，需要作细致的比较和分析。至少现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古格故城内拉康玛波、金阔尔拉康两处殿堂门楣的木雕其植物纹样的母题和式样与大昭寺底层各佛堂门楣木雕比较接近，而科加寺的门楣木雕札对而言则与之差别较大；金脑尔和斯丕特地区现存的木雕与古格王国中心区域的托林寺、古格故城同类作品之间既有一定的共性，但各自也有着浓厚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纹样主题，其年代又都大体上近似。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廓清其间的源流与演变关系，还需要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不过，“它山之石，可以玫玉”，罗扎尼茨的研究必竟让我们了解到境外同类遗存的保存现状与基本情况，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促进今后中外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交流有其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　德吉卓玛］
　　注释：
　　①此文待见本刊2003年第3期。
　　②古格王国立国之后，吐蕃王朝后裔的一支吉德尼玛衮在其晚年曾将其三子分别分封于阿里的三处地区，其长子贝吉衮占据芒域，后成为拉达克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的南部；次子扎西衮占据布让，位于今普兰县境，后为古格王国所吞并；幼子德尊衮占据象雄，以今札达县境内的札布让为其中心，即古格王国。故本文仍按我国学术界的惯例，称其为它格王朝早期。
　　③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古格故城》（上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6、46页，以办插图20及24。
　　④⑤同上书，第33、262页。
　　⑥参见霍巍：《论西藏西部新发现的几尊铜佛像》，载《文物》2002年第8期。
　　⑦Michael Henss，Himalayan Metal Images of Five Centuries: Recnt Discoveries in Tibet, Orientations, June 1996.
　　⑧按照罗札尼茨的意见，根据现存的普兰——古格王国时期的木雕艺术品，在其文中所提及的独立雕像中，瑞巴（Ribba）的多嘎村（Durga）木雕像以及洛巴（Ropa）的雕像是最早的，其余的应属于11世纪。
　　⑨［意］G.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⑩杜齐所称的“擦巴隆”、即今古格王国故城的所在地——今札达县境内的“札布让”，杜齐在他的著作中一直使用这个地名，而没有称其为古格都城。按照部分中国学者的解释，认为“杜齐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座废弃已久的王国都城，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寺院遗迹”，见注③，第3页。
　　［11］注①，第36页。
　　［12］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宝藏》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156、157页。
　　［13］［14］同上书第155、159页。
　　［15］见注③，第320页。
　　［16］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7］关于古格王国早期最早建立的寺院，在藏文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按照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维大利对古格高僧阿旺扎巴所著《古格——普兰王国史》一书所作的注释，古格——普兰王朝最初建立起来的寺院有“八大寺院”的说法，其中有托林寺、科加寺、塔波寺、玛那寺、皮央寺等，参见Roberto Vitali,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Indrastha CBT, 1996,p270～272。
　　1996,p270一272。
　　［18］《古格故城》（上册），第44、45页。
　　［作者简介］霍巍，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