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诗人、书法家虞愚先生

2014/9/8    热度：243   

学者、诗人、书法家虞愚先生
　　作者：王守桢
　　近半个多世纪来，能以一身兼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且卓然名世者，屈指无几，而虞愚先生即其中之一。先生原籍浙江山阴，1909年农历8月15日生于福建厦门。原名德元，字竹园，六十年代始号北山。少年时在厦门敦品小学、同文中学就读，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1930年于上海大夏大学预科毕业，1934年于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毕业，即留厦大预科任理则学教员，翌年赴南京任监察院编审。沪战爆发后返厦。厦门沦陷后，只身辗转由港粤转汉入渝，继任监察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其实只有虚衔而已)，兼任汉藏教理院文哲课程教职。1941年后任贵州大学理则学讲师、副教授。1943年后任厦门大学哲学文学专业副教授，1946年升任教授，解放后兼任逻辑教研组组长。1956年奉调进京，撰述斯里兰卡佛教大百科全书有关中国古代专著条目，同时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1976年后任《中国佛教》编委会编辑。1979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2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此外先生还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历史系、厦大海外函授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原中国书法协会理事、中国逻辑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海交史研究会顾问。
　　先生从青少年时代起，即在因明学、诗词和书法方面显示过人的才能，以后数十年来的精勤修持，学殖日富，堂庑愈广，功力益深，著述甚丰，广为学界瞩目，深得士林推挹。
　　下面仅就先生治学、诗作和书法诸端，略述所知，以飨读者。
　　先生小时，由于祖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她的感染下，使先生无形中对佛家产生了崇敬之心。当他还很幼小时，祖母就教他背诵全部金刚经，先生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的识字，是祖母教给我的，小孩时，我是先谈佛经，后读四书，我的启蒙教育就是祖母亲传的佛学”。先生15岁时，读到印光法师文钞，对法师非常仰慕，即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要求做他的弟子，信中说：“……钦仰道德高厚，且正法眼，可作当头之棒，亦可为救世之方也。心生好学佛，思之至深，以为佛者心之所学，然佛之道，玄妙高深，充乎天地之间，不可思议，不可说者也。自愧年登十五，才钝学疏，欲入佛道，当求大善知识指导，今愿皈依门墙……。”从这信亦可见先生少年时受佛学影响的一斑。在中学时期，他阅读到梁启超、章太炎的有关佛学著作，更受感动，19岁时即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习印度因明唯识之学。
　　1931年，先生考入厦门大学心理学系。当时班上有两位善做记录而闻名的同学，先生即其中之一，先生说他是排名第二，其时适逢太虚法师来校为讲师，教授作《法相唯识概论》的讲座，需要一位记录员，那位排名第一的同学刚好生病，先生即被命做记录。先生辄于当晚就把记录稿用文言整理出来，次晨即送给法师审阅，法师非常满意，很称许他的文笔。因此就介绍他到闽南佛学院教国文，食宿都在南普陀，每月还有20块大洋。在此期间，先生一身三“任”焉；既做学生，又当老师，晚上又伏案写文章，整个大学时代就靠这样勤工来维持。在佛学院里，不但可以读到许多有关因明的典藉，还可亲聆太虚法师的教诲。先生以厚实的佛典基础和敏锐的悟性，又获太虚和欧阳竟无两位佛学大师的赏拔和指点，深得因明精义。在厦门大学毕业后次年，就出版了《因明学》专著，太虚很高兴地为他写了序言。该书被列为中华大学用书，日本因明学家林彦明当时还撰文高度评价。此书至今仍然是学习因明学的必备读物。台湾出版业未经作者同意，就翻印了两次。1989年底，北京中华书局依据原书影印出版，可惜先生于出版前半年谢世，竟没能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名著介绍》一书中，《因明学》亦赫然名列其间，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先生的其他代表作有：《印度逻辑》、《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国名学》、《唯识学的知识论》、《佛典翻译与中国文学》、《因明学新编》、《慈恩宗》、《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贡献》等有关佛学，特别是因明学的专著和论文，都是研究唯识派及唯识学的重要文献。在荟萃了中国当代著名因明学家27篇论文的《因明论文集》中，先生一人就有论文七篇、译文二篇。这是建国以来惟一的一部研究因明学文集。先生在因明学界的学术地位，由此可以窥见。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重庆工作，欧阳竟无大师的支那内学院也迁到四川江津。每年正月初七，就召集附近的校友齐聚一堂，聆听大师讲学，先生深受大师教诲，所以在追怀欧阳竟无大师诗中，抒写了对大师的无限深情，诗云：“历劫苍茫此一灯，平生俯仰最高层。深谈直到沧桑尽，寂照惟推孔佛能。孤处冥搜心徘恻，千秋自许骨崚嶒。人天何处音尘接，呜咽江涛恸不胜。”在江津聆学时，先生与民主人士陈铭枢相识，后成莫逆，他们都是欧阳大师的先后学生。
　　1956年，周总理应斯里兰卡总理之请，委托国内优秀佛教学者为《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中国佛教条目，先生为此从厦门大学奉调晋京负责中国古代佛教专著的条目，并兼中国佛学院因明学课程。1983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为来自京、津、鲁、晋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佛学、逻辑学史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举办佛学讲习班，抽调先生和巫百慧、谭壮飞、张春波四位专家任导师。巫先生授课完毕后，不意谭先生溘然谢世，张先生又因病不能开课，讲习班几濒于停课，当此之际，先生独自承担起教学工作，讲授《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唯识三十颂》等专著，剖疑释难，钩玄探奥，倍受学员好评，一时轰动京津。先生以马列主义观点来研究因明，以逻辑概念来译释因明术语，又参照英文译本，深入浅出地把艰涩的文句讲得通俗明了。他还将因明和逻辑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印度因明、西方逻辑和中国名学在其各自历史发展中所得的思维形式及规律基本一致，但趋向各有所侧重，进展也不尽相同，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其全面发展。”先生一生都在高校和科研部门讲授逻辑和因明学，并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个汉传因明硕士研究生，为发展因明学不懈地工作。在《逻辑学大辞典》中，有一篇专文介绍先生在因明逻辑学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记录先生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先生的一首明志诗就是最好的写照：“玄奘法称遥可接，冥探正理报明时。”
　　先生于教学科研之余，以吟诗撰联为乐事，其成就亦不亚于因明学的研究。先生少年英彦之时，即巳诗才横溢，近代著名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集》中就选入了先生十余首少作，并称其“诗不暇苦吟，自有真语。”评其《上林处士墓》、《雨后即事》谓“若令王文简，沈文悫见之，不知当若何倾倒矣。”《雨后即事》首二句乃先生九岁时联句，后来大画家丰子恺还特为此诗作了一幅漫画。厦门南普陀寺的巨石上，至今仍保留着先生19岁时咏和太虚法师的诗刻，不论诗文或书法都达到很高的造诣。然而先生在学习做诗时，却有过一段艰辛的轶事，先生少年即以书法驰名厦门，但他并不满足于会写得一手好字，他很羡慕许多书法家都会做诗，于是就专心一意学做诗。当时教他们地理的老师是一位名诗人，他把诗作拿去请老师指点，哪知这位夫子看后，摇摇头，语重心长地说，“竹园老弟，你的字写得很好，你就专心去写字!你做的这些诗都不合平仄，像寺庙里的签诗。”先生听后如被当头淋了一桶冷水。但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学诗，只要一有空就琢磨研讨，为了攻克平仄关，真是困搅得他寝食不宁。有一天清晨，刚睁开眼，看到墙壁上的日历是星期三，不觉脱口念出星期三，平平平，星期四，平平仄……，就这样他接连念了许多字，都能一一判定出平仄，他高兴得跳起来，就去告诉地理老师，“我会平仄了，不信请你随便指一字试试看。”先生就这样悟出了平仄的辨读。
　　他常说：“做旧诗，就要按照旧诗的格律，否则就不是旧诗。”1988年，他从北京来厦门疗病。同文中学请他为校内的“望高石”大石壁题一首诗，先生欣然拟了一首七绝“千秋留此磐磐石，海角重楼启讲筵。旧学新知商邃密，高悬智炬烛南天。”有某教师看后，把前三句改成“沧桑留此美石坚，海角陬层启讲筵。中西一炉商邃密”姑且不论改作比原作如何高明，但有一点很明显，改作已不合旧诗的平仄。可是某教师认为现在可以不用平仄，然而先生从作者的角度却是万万不敢领教。如此延误了一些时间，先生的病情日趋严重，竟无法再执笔书写，从此人间就少了一份先生的墨迹。
　　或许有人以为先生是位大学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就错了。在南普陀寺大门外的石柱上，刻有先生所写的对联“喜瞻佛刹连黉舍，饱听天风拍海涛。”联中的“拍”字本作“与”，并且已经定稿了，适泉州陈泗东来访，先生又请他斟酌，泗东考虑后说：“若把‘与’改作‘拍’会更响。”先生听后很高兴，马上采纳改成“拍”字。又有人请先生作一副对联，其中一句是“兰竹永常鲜”。那人看了面露难色，最后才说鲜字在他们当地的方言读音乃死掉之意。先生听后说：“那还了得，非改不可，非改不可。"
　　又有某人士为祝贺香港福建同乡会成立五十周年，拟了一联请先生代为书写，其联为“福人居福地，爱国斯爱乡。”先生看了即感到很不妥，就为他另拟一联，联文是“两制方开新国运，八闽倾写好诗篇。”见者都称许“两制”一语用得很确切。为什么先生看了其联句就立感不妥，原来民间墓埕里的石柱上常刻有“福地福人居”之语，而"福人居福地”难免给人有套用之感。先生说：“不论写诗联句，对那些约定俗成的词语平时都要多加留意，才能充实自己的学识。”
　　先生中年以后，诗作更臻博大蕴藉，他提出作诗必须具备“大、深、新、雅四要素，‘大’即先立乎其大者，不是托诸空言。‘深’即反映最基本的矛盾。‘新’即充分体现时代精神。‘雅’即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不流于标语口号。”先生以此论衡古代诗人，作《杜诗研究》、《试论屈原作品》等。以此付诸实践，成《北山楼诗集》，倾写胸臆，歌咏古今；国运人事咸来笔端，山川形胜尽现诗卷，尤其是把恢宏万象纳于浓缩而和谐的诗句之中，把激越深情揉于清新而隽永意境之中，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情感的陶冶和哲理的顿悟。此外，广见于名山宝刹、亭台楼阁的先生自撰自书的对联，除了上述共同特点以外，无不切合景观而又寓雅趣深意，谨守法度却自见巧思慧心，书联双绝，令无数游客流连忘返，涵咏不已。启功教授赠先生诗云：“恰似北山豪兴发，惊人诗句老横秋。”正得诗人神韵。
　　未妨余事作书家。这是先生工余的另一乐事，而且先生作为书家，成名更早于作为学者和诗人。“总角工书世已称，更殷年少缀文能。”这是陈衍所赠的诗句。先生13岁就在关帝庙口卖春联。17岁曾为‘五洲大药房’书写巨幅招牌，一时名噪厦门。当时书坛名宿欧阳桢曾写诗送他，诗中有“好向浮屠寻智永，相期名世并欧虞”之句。一位老前辈对一个小青年如此推重，是很不寻常的。先生19岁时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课余夹着临写的《三希堂法帖》，按照《上海指南》里的书法家地址，一一登门求教。书法大师于右任在临本上题道：“佛家道家造象之传于今者，因其此修养者深也!竹园弟以青年而研究佛理，作书复又天才，勉之、勉之，他日皆当大成也！”书法大家曾熙看了临帖后，指出碑帖的要义：“写字，南派写帖，北派写碑，南派婀娜，北碑刚健，你既要学帖，也要学碑。”在名师的启迪下，先生开始钻研怎样来合参碑帖。他常用“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来比喻，说“一以刚健胜，一以婀娜胜，人间之美，尽于此矣!”先生以过人的天资和工力，终于把碑帖的刚柔巧妙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他那独具风格的“虞体”书法。我们从先生的书法中可以欣赏到下面几个特点：一、运用粗细相间的笔调，体现出刚柔相济；并且刚健而不流于粗犷，婀娜又不失于纤弱。二、笔断意连，以气贯之。先生写字，意在笔先，有一种如苏东坡所谓：“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未到气已吞”的气势。勒、驽、剔、撑错落之中，耐人玩味。三、形象生动。先生作书，最讲求形、神、意、态，是在平面上的一种造型艺术。比如他写“马”字，都有一种昂首天外之态，使人联想到一匹“所向无空阔”的天马。同时他还常用省笔来突出字的神态，如写“风”字，常把上横笔省略掉，反而使整个字更加神采奕奕。他说：“这是参取丰子恺画人不画眼的笔法。”有的字虽未必都能形象，但也自有一种气脉相承、顾盼有情的韵味，四、寓有图案学的艺术。在这方面，他是深受弘—法师的影响，在法师驻锡南普陀时，先生时常过从，先生说：“每次去看他，法师都很少讲话，两人常是静静地坐着，但从法师慈祥的脸上，给人觉得所要问的事都得到答复了。”法师从来没和他谈论书法，更别说指导，而先生的书法却是从法师的墨迹和人品得到启迪。先生常说：“法师写字，一点一画的位置，好像天造地设，移动不得。”法师书法的另一特点是“明”“净”。先生书法可以说受这点的影响最大。他的字不论一字、一行或一幅，甚至落款、印章，都是有机的结构，从整体看，有一种疏朗的气韵，给人得到轻松妥贴的美感享受。
　　先生晚年在运笔上又有新的突破，他以羊毫写大字，取羊毫的丰腴滋润来写北碑的劲峭刚悍，看他下笔有如天外坠石，势疾力猛，而收笔时，因羊毫的柔软而倾全身之力像挽奔骥似地往上提，全身常是不由自主地往上跃起，这样发挥了羊毫的特性，书法效果更具有一种丰茂清劲的风采。
　　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已为国内外所共仰。早在三十年代时，先生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出版了一本《书法心理》。抗战前，他所写的文天祥《正气歌》被选入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美展，并收入商务印书馆所编的书法卷中。抗战胜利后，先生以“辉光天在抱，钩索月窥椽。”一联，荣获在上海举办的书法评展第一名。在《中日书法百家墨迹精华》一书，先生所书的“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一联亦列其中。1986年夏，他以中方审查委员的身份访日，参加日本高野山金刚寺为纪念弘法(空海)大师而举办的日中青少年竞书大会。同年十月，他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访日代表团副团长再次东渡，并与日本名家交流书道，在日本时，他作了《中国书道之艺术》专题讲座，备受好评，求书者络绎不绝。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都先后请先生作书示范，并拍成电视，以供书法爱好者观摩学习。
　　1988年7月中，先生所培养的我国第一个汉传因明研究生刚结束毕业答辩后，先生突然罹疾病倒，遵照先生的意愿即自北京返回厦门治疗，虽经多方诊治，竟不能起沉疴，不幸于1989年7月28日溘然长逝。
　　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时，倾注了全副身心写下《虞愚自写诗卷》一册，原拟选写60首诗，可惜书写到30多首就无力握笔，后面几首还是在病房中每星期书写一二次，每次只写一首至两首，有时第二首刚书写不到一半，胸部疼痛又发作，痛得额前都涔出汗水他还是坚持写完，才像卸甲的武士疲惫地瘫倒在床上。他说：“绝不能写一半停下以后再接写，那就不能气贯全幅。后来连书名也无力写，只好集他的字作题签。这是先生最后留给我们的墨迹，这是一本诗书二雅双绝，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不仅如此，这也是先生学问、诗艺、书艺融成一体的精华。钱钟书评其诗为“旧瓶新酒，酌古斟今，调无不谐，词无不适。较之同载诸作，所谓以一麟角，媲彼万牛毛者。”
　　先生曾多次说过：“一个圆满的人生，既需要具有‘理智’的科学，又需要具有‘情趣’的文学艺术，她好比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分割不得。基于上述认识，我把具有逻辑思维的因明学和形象思维的诗词、书法和谐结合起来。”透过先生最后的这部诗卷，我们不也可以看到先生一生才情、智慧和修养的精华，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文明借一个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之身积聚而成的结晶。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积聚和反射着来自宇宙空间的光芒和源自亘古万代的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