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刻版印刷始末


2014/9/8    热度:247   

佛教刻版印刷始末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传播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注:上世纪初)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代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阳刻成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书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经和其他书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纯熟。宋元刻本书的扉页画从宗教书籍发展到一般书籍。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
  公元1340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绚丽夺目。
  刻版印刷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着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佛经和图书,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妥善保存。对于图书和佛经,首先应当查明是什么年代、什么地方、什么人出资刊刻的;第二是确认装潢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箧式还是书册式,要从这两方面审查其文物价值。具有文物价值应当保存的,便要确定每版的高度、宽度、每行字数,查明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注明完整或残缺情形。即使残缺不全,也并不减损其文物价值,这是应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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