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尽火传──开证长老的佛教志业及其开创高雄“新大岗山派”的历史意义

2014/9/8    热度：254   

薪尽火传──开证长老的佛教志业及其开创高雄“新大岗山派”的历史意义
　　江灿腾
　　战后高雄在地佛教最具影响力的教界领袖之一，也是门下道场遍布海内外的“新大岗山派”开派祖师开证长老（一九二五～二○○一），刚在本年四月十四日，于他一手辟建的该派大本山“高雄宏法寺”安祥过世，享年七十七岁，并且他的出家为僧也已达五十一年之多，所以仍称得上高寿和事业有成的佛门长者。　　
　　但，他奋斗了几十年，好不容易于去年秋天，才首次促成新、旧“大岗山派”下一百五十余间各地道场的认祖归宗与大联谊会的顺利召开，将他致力“大岗山派”整合的生平大愿实际推进了一大步。而各方也期待他在今年能再接再厉，使该派的整合有令人更满意的新发展和新气象。谁知才仅过了半年多，他就突然匆促入灭。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来得太过突然，因此颇令人错愕和惋惜。
　　特别是，正当台湾学界对于“新大岗山派”如何进行更精细研究的问题，才在去年的高雄学术研讨会上，有极突破性的发展，并期盼在后续相关的探讨中，能由于开证长老的协助──因他本身既是开派祖师，又熟记该派各种动态及发展的重要内部资料，所以他既是最权威的该派历史见证人，也是该派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提供者。──而获得更进一步的开展及突破。如今，他既已快速过世，也几等于同时带走了大量该派的重要相关史料。
　　因此，初听到他的噩耗时，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那一刹那间，既感难以置信，同时也不禁深深惋惜：今后已无法再从他身上得到更多及更完整的该派内部史料了。
　　所以，今后唯有期待他的同派长老和门下诸英，都能再继续和我们学界合作，使高雄地区此一最重要的佛教大法派，得以早日呈现其精细、清楚和完整的发展史全貌。
　　而我个人，因是作为台湾第一位从事该派的佛教史研究者，所以也想藉此小文，来向社会大众介绍有关开证长老的生平佛教志业，及其开创高雄“新大岗山派”的历史意义。相信这无论对台湾史研究或认识台湾本土佛教的发展，都是必要及有帮助的。
　　只是，在展开说明之前，因考虑到一般读者，可能对台湾传统佛教界有所谓“大法派”或新、旧“大岗山派”等说法，会觉得新奇和陌生。所以底下我把全文分几个项目来加以说明，或许这样会使读者比较容易了解当中的意义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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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读者须知，在台湾近代佛教的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变革现象之一，就是出现了“大法派”的连锁道场系统。而所谓佛教的“大法派”，是指佛教的寺院或道场本身，在佛法传承上，既有“法脉”的源流和继承，同时也扩展了“根本道场（或称核心寺院）”之外的外围道场及布教区域，因此就像有总部和分部连锁店的跨区域大公司一样。这在台湾佛教史上，也迟至日据时代才正式出现，而且目前学界公认的有“四大法派”，那就是：
　　一、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派，简称“月眉山派”。
　　二、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派，简称“凌云寺派”。
　　三、苗栗大湖法云禅寺派，简称“法云寺派”。
　　四、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简称“大岗山派”。
　　这四个大法派，前三个都在台湾北部建立核心寺院，才向各地发展。只有高雄州的“大岗山派”，也就是原本开证长老师承的法派，是在台湾南部建立大本山的，可见它在台湾南部佛教界的特殊地位和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法派呢？
　　这是由于台湾本土的佛教信仰，在日据以前，虽有个别寺院的建立和来自对岸福建的僧侣驻锡，但，因清朝颁有种种宗教法律的严苛规定，所以基本上，只能允许有单一性的寺院存在，因此也无法有“大法派”之存在。
　　直到进入日据时代以后，由于法令解禁，才有来自台南开元寺的僧侣周义敏和林永定师徒，受聘到高雄的大岗山超峰寺担任住持。于是敏、定师徒，此后就以该寺为中心，不但将其中兴，甚至因此而缔造了一个遍及南台湾各县市的大法派──“大岗山派”。
　　所以，高雄“大岗山派”的真正缔建者，是来自台南开元寺的僧侣周义敏和林永定师徒二人共创的。就其历史渊源来讲，也应是近代台湾本土佛教宗派传承，历史最久的临济禅宗正统派后裔之一。
　　因此，高雄州大岗山超峰寺派的兴起，其实是划分了它源自台南开元寺正统派的旧传承，以及以新道场、新发展为主轴的高雄大岗山超峰寺的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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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存的“超峰寺”，其实又有新、旧两“超峰寺”之分。此两者的区别是：
　　一、“旧超峰寺”的现址，在今高雄县阿莲乡大岗山上，门牌为岗山村五号。清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由绍光禅师在此结茅为庵而肇始。到了日据时代，才有周义敏上人﹝一八七五～一九四七﹞和林永定上人﹝一八七七～一九三九﹞师徒两人，自台南开元寺来到超峰寺，将其改建，并开创了“大岗山派”。
　　二、新超峰寺的现址，是在大岗山下与阿莲之间的平原上，门牌为岗山村九五号，建寺时间在一九四二年。因旧超峰寺被日本军部以要塞管制和战争需要而摧毁，由陈永达上人，即日后开证长老的剃度师父，率领“大岗山派”的僧尼，在山下平原上另建的。不过战后只有部份寺众，回山上重建原超峰寺，另一部份寺众，则仍住在新址。但，已无复“旧超峰寺”未迁离前的“大法派”影响力了。
　　不过从以上新、旧超峰寺的简单区别资料，即不难看出两寺的地理位置、建寺沿革和在组织的功能上，是有明显不同的。
　　而“旧超峰寺”因是“大岗山派”的发祥地，也是日据时期“大岗山派”的根本道场所在地，故不论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及其所发生的组织功能，都不是日后另建的“新超峰寺”所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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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日据后期，整个“大岗山派”是被日僧东海宜诚结合派下僧人开吉所掌控，并成为南台湾推展“皇道佛教”的集训中心。而东海宜诚又在高屏地区广建佛寺，以及吸纳台籍僧人为其门下，以遂行他的“以台制台”策略。所以，东海宜诚在日据后期成了南台湾佛教的最大支配者。
　　而日后，“新大岗山派”之得以在高雄港都快速崛起，除了战后的特殊戒严环境、工商业的高度繁荣和开证长老及门下诸师的有力推展之外，主要的是在能在战后初期，透过吸纳和重编，成功地接收了东海宜诚离台后所留下来的宗教权力空缺和广大的佛教圈。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开证长老日后在佛教事业上所以能大成功，在他的事业前期，可以说不只是得力于师门为“大岗山派”的这个招牌，更重要的是，该派祖师义敏上人和剃度师永达上人，能最先打进高雄港都的佛教圈，并顺利地接纳了永隆（※东海门下）等人的投靠，所以使得该派教势的扩张之快，非寻常可比；而开证长老也是因为先有了此一雄厚的师门遗产，才能较之其他“大岗山派”的系统，更具备了日后在高雄港都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
　　但，也是由于这样的机缘，开证长老在战后出家不久，会将自己所创立的第一间寺院，取名为“义永寺”，主要就是感念义敏和永达两上人的栽培之恩，而其间上下两代的密切关联，也就不难看出了。
　　不过，战后关于此段历史的叙述，相当复杂，基于佛教文献的征信和学术史正确性的考量，本应在此稍做一些检讨。只是，在此有限的篇幅，不允许长篇细论，所以仅能概括地往下交代。亦即，接著我们必须说明的，就是有关开证长老的出家、创业，以及他和白圣长老的离合关系等问题。否则，既无法说明开证上人是何许人？也无法呈现他在高雄地区的佛教界有何领导地位或实质的影响力？
　　此外，另有一些相关的佛教型态和关键的史实，也须先稍作交代，否则读者还是不易理解本文所要说明的这一段复杂的佛教史。
　　再说，在今日台湾南部的佛教界，社会大众最熟知，也是名气最大的，其实应属星云法师及其在高雄县大树乡麻竹园辟建多年的佛光山连锁道场。
　　至于“大岗山派”或“新大岗山派”的称呼，除了学术界近年来逐渐在使用之外，大概社会上较被人所知道的，通常是个别寺院：如元亨寺、超峰寺、龙湖庵、宏法寺、高雄佛教堂、兴隆寺、屏东东山禅寺；甚至包括龙发堂在内，都是大家常听到的。
　　若是要谈到南台湾佛教界的著名僧侣，则过去的永隆、圆融尼，当代的净心、菩妙、开证和天机尼等，都是仅在佛教圈有盛名，至于在社会上非佛教徒的范围内，则知名度并不高。
　　可是，由于台湾佛教的发展，在当代社会是强而有力的，不但信徒众多，文化和思想的内容及水准都极可观，所以彼等纵使仅在佛教圈享有盛名，也是令人无法小看的社会影响力量。特别是，若能透过开证长老的这一条发展线索来观察，则我们便可清楚地发现 下列情形及其所代表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佛光山的名气虽大，可是，整个“泛大岗山派”的佛教势力，不论就道场的数量、在各地的扎根之深，都是超过佛光山甚远的。所以，它其实是一条将被唤醒的本土佛教巨龙！
　　二、“泛大岗山派”在战后，实际的幕后领导人，是“中国佛教会”的大陆僧白圣长老；他藉著戒严体制的特殊状况，以传戒的改造活动和长期的宗教特训讲习，完全操控了此一最大的台湾佛教本土势力。所以，一九六○年代以后，星云在南部的主要对手，就是由白圣所掌控的“泛大岗山派”势力。而此一对抗的情势，在白圣死后，依然由其嫡系的净心、法智等人接棒，继续与佛光山的系统长期抗衡。
　　三、开证长老，虽在元亨寺出家，属“泛大岗山派”系统，但非源出超峰寺永定上人的嫡系，所以另择在故乡高雄市内辟建著名的“宏法寺”，以为派下的新根据地；并且他虽曾在白圣座下接受熏陶，却未被工具化，加上又能效法同区邻近的佛光山之发展模式，于是也能快速地将本身的佛教势力扩张到台南县、屏东县、台东县和花莲县。所以不论是“新大岗山派”的出现，或是他日后一再矢志要促成“泛大岗山派”的重新整合，其实都含有为师门平反的一定用意在内。
　　四、开证长老的派系重整，最大的阻力，是因一直缺乏有关该派的清楚系谱和有力的论述，以致迟迟无法使长期分散的各道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此，要到前年（一九九九年）底，才委托我在撰写台大博士论文的同时，一并撰出他期待已久的《大岗山派法脉传承史》，然后趁机召开近几十年来首次成功的“泛大岗山派”的空前大联谊会。
　　五、在开证长老晚年，因白圣既已不在人世，影响力大减，而相对的，本身的门下又英杰辈出，虽各有不同风格，但颇能以宣扬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为己任，所以近年来，台湾当代佛教最具现代性和学术性的各种活动，都是由开证长老及其门下众多英杰所领导或实际深入参与的。换言之，开证长老的“新大岗山派”已成了当代推动台湾佛教进步的最大动力之一，这也是我们社会大众不可对其忽视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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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证长老是高雄市内惟人，日据时期念过小学毕业，所以他会讲日语，又因喜欢阅读汉文医书，也有一定的识字能力和相当程度的文辞表达能力。所以，在战后出家的长期岁月中，他除了擅长台语的布教演讲，也亲笔撰下了大量的应酬、弘法和批评教界弊端的文字，在他晚年更集成了七册的《慈恩集》隆重出版，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台湾佛教史料。
　　在我和他晚年的几次接触中，可以发现他有几项难得的优点，非寻常佛门人物所及，兹分述如下：
　　一、他非常理性，从不装神弄鬼，或随便相信神通和感应。他的文章里，即出现强烈批评教界此种不当风尚的有力论述。所以，他的态度是注重人文和理性的。这也是为何他会花巨资请专人编辑佛教百科全书的主要原因。同时，在他的门下，也才能有注重知识现代化及态度开明理性的众多英杰出现。
　　二、他虽为一派之祖，却从不以大和尚的派头出现在信徒或一般人之前。平时，甚至自称是“小开证”，可见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相信也是由于他的这一特质，所以他的道场虽然分布极广，却能师徒融洽相处和交棒顺利，而无一般道场习见的纷争和轻易出走的弊端。　　
　　三、他的务实与宽容，具体表现他在对不同宗教优点的尊重与学习，决不本位主义或轻易视他教为非，自教为是。并且，他不但能推崇佛光山的星云法师、还能有过人的义气，肯为饱受争议的派下“龙发堂”讲几句公道话。单就这一点来说，其值得尊重，是毫无疑问的。
　　四、他的宗派意识，是建立在回归传统认同感，和以促成未来全派的整合为其最高考量。所以，他是不争领导权的超然派系领袖，也是“泛大岗山派”最被尊重和推崇的派内大老。若非这样，他其实不必如此费心在整合“泛大岗山派”这件事上面。
　　五、他对生死的问题，不但能淡然处之，甚至在生前即预先交代：不须浪费铺张办后事，也不必讲求风水和特别拘泥择日下葬的陋习。一切简单火化处理就行了。在台湾传统的僧侣中，可以说很少人能像他洒脱和简朴到如此程度，所以令人不禁会为之赞叹不已。
　　以上是我从几个方面，分别扼要论述开证长老的生平佛教志业，及其在台湾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其实更重要的大业是，他不但开辟及留下了极大规模的现成佛教道场和种种佛教事业，同时他也建立一种台湾本土佛教道场的新典范，即具有了诸如：理性、重智、宽容和朴素等特征的稳健道风。
　　所以，未来的“泛大岗山派”的发展，以及他的门下众多英杰所推动的佛教事业，都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新动向和待写中的台湾佛教史的新内容！
　　摘自《妙心法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