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最初在中国出现以来,到了公元6世纪已经约有五百年了。在这五百年中,既是外来思想传人中国的过程,也是外来思想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整个隋唐五代时期,佛堂和寺院星罗棋布,寺庙和佛塔的轮廓给城市的上空增添了生气。走在路上,就会遇到成群的人前往各大佛堂进香。带动这一热潮的首先是南方和北方的贵族,他们多是佛教的虔诚信徒,毫不吝惜地将大量土地和大把财富施舍给寺院,甚至经常腾出自己的宅院用来做佛事一一宗教生活几乎全面地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此时的佛教,也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强有力的共同纽带。
　　在南方,新道教的发展为佛教的渗透铺平了道路,而在北方,佛教则以自己的神异性赢得了那些蛮族首领们的心。他们降妖伏魔的奇迹令那些首领们惊叹不已,这更加深了他们相信佛教诸神可以庇护自己的国家,可以让它兴盛起来,也可以让自己强大起来。甚至在情况更为复杂的唐代,求佛护国仍旧是皇家所以庇护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以小乘教义占统治地位,这种教义较为接近佛教的原旨,即强调个人自我解脱,同时也强调这一目标的遥远,认为凡人都要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轮回才能获得涅槃的境界。而当大乘教义兴盛时,则训诲信佛者要垂悯一切众生和求得所有人的解脱,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能达到涅槊的境界。当佛教逐渐深入世俗,对有些信徒来说,求得解脱的途径应该由繁琐而开始变得十分容易。例如,膜拜弥陀佛之风所以盛行一时,就是因为人们认为只消念诵阿弥陀佛的佛号就可以得到最终的解脱。这同原来认为非经历万难千劫才能获得解脱的思想真是大相径庭!在这种教义的影响下,信徒们踊跃输诚,寺院的财富剧增的同时,佛教艺术也随之发达起来了。
　　在这种风气之下,北魏时的雕刻和图绘佛像之风盛极一时,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将精力更多地转到抄写流传佛经和诵经上面一一这样的行为虽然大都并不是僧人所作,但也不乏这种作为。在家的居士更是以此为功课,如写经后面常见的“清信士”,就属于这一类。
　　写经造藏,是佛教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原因是出自于僧人重视读经转藏,另一方面也是佛典崇拜思想的流行,因为佛典是佛法的代表,抄写、受持佛典有莫大的功德,除由此可得到解脱之外,亦可由此而得成佛。
　　无论是将佛典写在纸上,还是将佛典刻在石上,都体现了欲把佛法长期存在下去的护法精神。尤其是刻在石头上的石经,这种想法更为明确。如隋开皇九年(589)开凿的宝山石窟(在河南安阳),主要目的就是镌刻石经,“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镌法灭之相。”壁面上先后刻了《胜鬘经》、《涅粱经》、《法华经》等经文。更为著名的《房山石经》则有贞观二年(628)的题记:“正法像法凡一千五百余岁,迄贞观二年已浸于末法七十五载,未来佛教毁灭时,此石经流通于世。”
　　实际上,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写经造藏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它同教义、仪式等一同构成了完整的佛教信仰体系。
　　唐代社会把诵读、抄写、镌刻佛经作为一种功德,佛经作为佛教基本读物和立宗依据的部分,在社会上流传十分广泛。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经碑文》:“夫开示悟入诸佛所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九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馀涅柴,实无德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其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如,莫过于《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佛教界为扩大宣传和影响。请士大夫中高位崇名和大手笔为已故的名僧撰写碑铭,在唐代已成为一时风气。唐初住力去世,东宫庶子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德美、空藏去世,金紫光禄大夫、侍中于志宁撰文。刘禹锡在《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一文中透露,智伊俨律师去世后,他的传律弟子中巽、道准,传经弟子圆皎、贞璨,以及门徒圆静、文外、惠荣、明素、存政等人,“欲其师之道光且远,故咨予乞词”,因而为之作碑铭。
　　唐代佛教昌盛,到处皆有寺院,寺院之内往往刊建许多石碑,或记建寺经过,或述高僧往行,或具录经文等等,其事率皆请工书之士为之。书法史上知名的书迹如欧阳询之《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褚遂良之《三藏圣教序》、欧阳通之《道因法师碑》、薛稷之《信行禅师碑》、李邕之《麓山寺碑》及《法华寺碑》,颜真卿之《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徐浩之《大证禅师碑》和《不空和尚碑》、史惟则之《大智禅师碑》、柳公权之《金刚经》和《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休之《圭峰禅师碑》,皆属其例。这些碑刻有的是奉敕而作,有的则是寺院鸠集缘财后出钱请人撰文、书碑、模与刻,如李邕长于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贾持金帛,往求其书,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则佛教界是唐代碑刻书法的大主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