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二教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影响

2014/9/8    热度：213   

佛道二教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其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其中，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而形成的对传统史学的重要影响成为一种迥异于前代的新的现象，这种影响在当时史学上诸多表现，生动地展现着种面貌的“独特”性。
　　一、佛道二教在“正史”中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现象，引起当时史家的关注，一些史学家提出应当将这种新的现象录入史书。北魏学者阳尼在征拜秘书著作郎后即上奏提出：“佛道宜在史录”。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与先秦两汉时期相较，数量可观的有关佛道二教的历史与人物的记载出现在正史之中，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人们所熟知的魏收《魏书》中专立《释老志》以记述佛道二教的发展史及其在北魏一朝的发展情况外，其集中表现一是关注佛道二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佛道二教渗入政治层面甚至干预政治决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予以详细记载。二是重视佛道二教对士人群体的影响，将佛道二教对作为“精英群体”的文人士大夫在观念、行为乃至学术上的影响详加记述。三是注意对“域外”诸国宗教信仰进行记载，如《三国志·东夷传》中对“韩”的记述、《后汉书·西域传》中对印度的记述以及《宋书·夷蛮传》的相关记述。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就正史而言，在《魏书·释老志》之前，沈约在《宋书·夷蛮传》中就有了对佛教的相对“集中”的记载。在《夷蛮传》中，沈约介绍了佛教在刘宋一朝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记述了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僧人，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较之后出的《释老志》，尽管沈约在《夷蛮传》中对佛教的记载显得较为单薄和杂乱，但与后出的《释老志》相联系，显现出的正是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正史中地位的逐步强化。
　　二、佛道二教在“杂传”与“史注”中的影响
　　在“杂传”的影响方面。随着佛道二教日渐渗透，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轮回说以及道教中的鬼神观无形中影响了当时文人的思维，提升了其想象力，以至造成这一时期大量充斥佛道宗教思想著述的出现。这些著述，《隋书·经籍志》将其归为史部“杂传”类，认为它们虽然虚妄荒诞，“但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就是说，在《隋书·经籍志》的作者看来，这些“杂传”同样具有史的性质，这里姑且将其称为“神异类传记”。
　　这些“神异类传记”不论在内容上还是思想上都体现出受到佛道二教的明显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著述的出现与流行对当时的正统史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以《三国志注》为例，裴注所引书目中包括《搜神记》、《列异传》、《世语》、《神仙传》等。也就是说，当包括干宝、裴松之这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严谨”的史家也把这些著作的记述视为“真实的历史”的时候，对史学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它使原本“纪先圣人物”的“杂传”更多的带上了“神异”的色彩，也使之成为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有别于前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史注方式的影响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注呈现着新气象，出现了一种类似佛教“合本子”（注经者以一种译本作为母本，在经文中引入其他译本作为子注，以便研寻）的新的注释方式，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郦道源的《水经注》。这种新的史注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偏重名物训诂的“旧”史注，而是采用了博取众说，“以资对比"的方式。这一新的史注方式的出现一方面与学术自身的发展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学术而言，随着经学的衰落，其对史学的影响也随之减弱，史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这种独立发展的表现之一即是史学突破此前经注范式的束缚，在吸取经注优点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史学自身要求的注释范式。这种探索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不同于以往注释的史著。但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启迪，是“引发”这种新史注出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佛教“合本子”的出现成为最为直接原因，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带来的“合本子”成为以裴注为代表的新史注出现的另一不可忽视的推动力，促成了中国史注的创新。
　　尽管在此后，由于中国史学并未“彻底”地摆脱经学的影响，由于佛教逐渐走向本土化而带来的“合本子”的消失，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新史注的发展受到影响，使以后的史注仍以经注式为主。但是，以裴注为代表的新史注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史著形式的丰富，其贡献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佛道二教对史家及史学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对当时的史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当时的许多著名史家，诸如葛洪、姚察、萧子显、裴子野等都是佛道二教的程度不同的信奉者，而这些史家的思想则在佛道二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以往史家的新的特征。
　　一方面，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加重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宗教迷信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家的判断力以及史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一时期，许多世俗理性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在史书中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记录，所谓“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不仅如此，史家甚至运用这一时期出现的佛教和道教谶言在史书中宣扬天命，为统治者服务，对史学思想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强化了史家为现实服务的意识。佛道二教在中国的立足得益于所采取的“上层路线”，这种上层路线实际上是佛道二教在教义、法规上顺应统治阶层的要求而作出的自我调整。调整后的佛道二教扮演了统治阶层又一社会控制力的角色，作为对社会现实极端关注的史学家充分认识到调整后的佛道对社会的有利作用，纷纷表达对佛道二教“好仁恶杀，蠲弊崇善”的良好社会功用的赞美。然而，一旦佛道的发展危及现实的统治，对统治阶层的利益构成威胁，即便是崇信佛道的史家也会以史学作为阵地进行讨伐，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同样非常明显。诸如《释老志》的设置即是魏收基于佛教流弊发出的一种史家的“警示”。这种为现实服务的意识，佛道“势盛”之时，表现得尤为强烈。
　　同时，佛教东传，开阔了中国史家的民族观和世界观。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能够立足不是轻而易举的，从传入之初便受到怀有浓厚华夏中心主义的中国士大夫的抵制，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佛教的最初抵制反映了中国文化面对外来新文化做出的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但后来出现的“夷夏之论”则突出反映了面对新文化中国士大夫坚持的狭隘的民族观和世界观。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有着广阔民族视野的文人学者，使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人中，论贡献首推当时西行求法的僧人。西行求法的僧人及其游记，使得中国对域外情况有了更多关注，而这种关注所体现的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关注，是认识以至接纳中华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虽然这一进步思想并不是当时史界思想的主流，但已经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
　　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史学的广泛影响与中国重史传统的相互结合，其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催生出了新的史学类别，即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在整个史学繁荣的大环境下以及佛教史家和道教史家的努力下而渐趋成熟，成
　　为这一时期史学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