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

　　[北京]文物，2000年第8期

　　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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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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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遗书的发现至今百年。1907年春，英人斯坦因首先劫走大部分，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1908年，法人伯希和又盗劫一部分，多为精品，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俄人之劫取敦煌遗书虽稍后，但数量甚多，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洋学研究所分所。1912年，日人橘瑞超等劫夺一小部分，现藏龙谷大学图书馆及京都有邻馆等地。外国人盗劫之余尚遗存近万卷，现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敦煌遗书数万卷，内容至为丰富，为我国一般古籍、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自然及技术科学增加了大量新资料，用之以研究我国传统学术文化，则必获得丰硕光辉成果。小文为篇幅所限，不能论述敦煌文书在多方面的研究状况，仅举以下二例，以说明敦煌文书对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一　研究唐代前期均田制的新材料

　　大唐帝国的前期是以国家管理小农私有土地制度为主要基础之一，在敦煌文书发现之前，唐史研究者不可能对此有具体认识。关于唐前期的土地制度，《唐六典》卷三户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大唐条、《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均有记载，兹移录《通典》的记载如下：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

　　根据这样有普遍性的史料，不少研究者认为唐前期为土地国有制，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国家按制度向农民普遍授田。也有不少研究者进一步认为，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土地，依据制度向农民平均分配，如所有的丁男都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此即平均分配，故曰均田制。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大量有关唐代的史料中，看不到均田制的实行，田令乃一纸具文，田令所规定的制度并未执行。上述意见是否正确，抑应另立新说，以下引录敦煌文书有关唐田制者，试图对唐代前期土地制提出不同的见解。

　　（一）“周大足元年（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伯3557[a]、伯3669[b]，据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部分移录， 只移录户主一行及有关此户所有田亩诸行，其他均从略，以下引文均如此。因篇幅所限，只移录三户。原文有武则天所造字，今径改为通用字，下同）：

　　1.　　户主邯寿寿年伍拾陆岁　白丁　课

　　户见输

　　8.　　　　　　　　　　　　　廿亩永业

　　9.　　　肆拾肆亩已受　　　　廿三亩口分

　　10.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亩居住

　　园宅

　　11.　　　　八十七亩未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户主索才年伍拾岁　卫士　课

　　户见不输

　　3.　　　　　　　　　　　　十八亩永业

　　4.　　　　拾捌亩已受

　　5.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亩居住

　　园宅

　　6.　　　　一顷一十三亩未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户主张玄均年叁拾肆岁　上柱国子

　　课户见不输

　　4.　　　　　　　　　　　　册亩永业

　　5.　　　柒拾伍亩已受　　卅五亩口分

　　6.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壹亩

　　7.　　　　一顷五十六亩未受

　　（二）“唐天宝六载（747 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伯2592[a]、伯3354[b]、[c]，罗振玉旧藏[c]末部，斯3907[c]末部，此残籍二十户，兹移录三户）：

　　1.　　户主徐庭芝载壹拾柒岁　小男　不

　　课户

　　7.　　合应受田壹顷壹拾贰亩（叁拾亩已受，二十亩永业，一十亩口分，八十二亩未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户主刘智新载贰拾玖岁　白丁

　　下下户空课户见输

　　2.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陆拾捌亩已

　　受，廿亩永业，册七亩口分，一亩居

　　住园宅，九十五亩未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户主郑恩养载肆拾叁岁　白丁　下

　　中户空课户见输

　　2.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肆亩（壹顷壹亩已受，

　　册亩永业，册七亩口分，一十二亩买田，

　　二亩居住园宅，一顷卅三亩未受）

　　敦煌户籍很多，所载农户以百计，兹取户籍两件，所载各三户，其所有土地之情况可以说明两点：①唐田令已实行，非具文。②所有农户之已受田均甚少，且多少不一，非平均分配。盖已受田即各农户之原有自耕田，亦即私田，非由国家平均分配者也。据此可知，均田制下农民之土地，非土地国有。兹简要释证如下。

　　上引敦煌六户籍均有应受田若干亩，均在百亩以上，按唐田令，丁男、中男给田一顷，老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给田三十亩，后四种人当户者给田五十亩。田分为二，一曰永业，一曰口分。此即户籍所载之合应受田也。邯寿寿户合应受田131亩，因户主邯寿寿56 岁为丁男，户内有寡1人，合应受130亩，加1亩居住园宅，共为131亩。索才户合应受田131亩，与邯寿寿户情况相同。 张玄均户合应受田231亩，因户主张玄均34岁为丁男，户内另有丁男1人，寡1人， 合应受田230亩，加居住园宅1亩，共为231亩。徐庭芝户合应受田112亩，因徐庭芝以小男代姊承户，即户主，户内有寡2人，合应受田110亩，加居住园宅2亩，共为112亩。刘智新户合应受田163亩，因户主刘智新29 岁为丁男，户内有寡2人，合应受田160亩，加上居住园宅3亩，共为163亩。郑恩养户合应受田234亩，因户主郑恩养43岁为丁男，户内有18岁中男1人，老寡1人，合应受田230亩，加居住园宅4亩，共为234亩。合应受田与田令规定相同。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此即国家向全国农户平均分配土地。但上引六户之已受田皆不相同，多少参错不一，这一实际情况完全否定了国家向农户平均分配土地之说。

　　“合应受田”非实际受田，乃国家规定农户中之丁男及18岁以上之中男占有土地不能超过百亩。此乃限田，非平均分配田亩也。按“均”，可解为“遍”，即无所遗漏而皆有也。如《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北史》六三苏绰传同）略云：

　　其六，均赋役，曰：……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均赋役”，谓无论豪强或贫弱，皆应纳税服役，据此推论，均田者，无论豪强还是贫弱，皆应有田，丁男、中男18岁以上者，占田无过百亩，此限田也。总之，国家以其行政权力，实行均田，亦即豪强贫弱皆有田可耕，但限制之，保持全国民户中，小自耕农占绝大多数，成为国家富强基本条件之一，因国家之财赋及服各种徭役之人力均来自小自耕农也。研究历史以求真实为第一要义，长时期中，均田制之真实均无从求得，直至有关田制之敦煌文书出，均田制之真实始得而知。敦煌文书之重要可知也。

　　国家实行限田政策，自汉代以来，多已如此。盖自秦汉始，儒家之大一统思想为治国安邦之思想之一。土地高度集中，形成大土地所有制，易于出现地方割据势力，破坏国家之统一。唐代前期，多次括田括户，即为保持小自耕农在全国民户中占绝对多数之形势，使大唐帝国长治久安富强文明。《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玄宗开元九年条略云：

　　春正月丁亥制：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

　　此处之“籍”即“户籍”，“籍外田”即户籍所载“合应受田”之外田亩，亦即超过“合应受田”之田亩，亦即丁男、18岁以上中男百亩外之田亩也。史籍多不载此“籍外田”，《通鉴》虽有记载，亦不易了解，展视敦煌文书中之户籍则一目了然。括籍外田即限田政策之具体实施，亦即保护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之措施。敦煌文书中之户籍，使读史者易于了解此一措施，亦即易于了解唐代前期国家富强形势形成原因之一，据此，敦煌文书实为研究唐代之史最重要之资料。“史”，乃求真实之学也。敦煌资料之出世，使我们对唐代前期均田制获得真了解，其重要意义可知也。

　　二　研究唐代前期水利的新材料

　　唐代水利事业，主要包括水上交通和农田灌溉。唐代前期，这两方面都很发达，观《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京兆府与各府、州、县灌溉沟渠之多，可知也。观《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卷七水部“凡天下造舟之梁”及“石柱之梁”条所述舟船之运输及桥梁之建造，亦可知也。但《新唐志》及《六典》的记述大多简略而不能深切著明，必须有新材料之详悉记述，方能对唐代前期之水利事业有完备具体了解。敦煌文书诚为研究者所急需之新材料，兹举出一条以明之。

　　伯2507“唐开元水部式残卷”现存144行，限于篇幅， 不能引录文书全部，只能间或引用并简述文书之主要内容。

　　文书1至42行记述京兆府、关内道、东都、河西道、 扬州等地灌溉田地的情况，关于京兆府者特别详尽。1行至11行概述安装斗门，即4行至5行所云：“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 ”也概述浇田之规则，即6行至9行所云：

　　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法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

　　所谓“依次取用”，即《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员外郎条所云：

　　凡用水自下始。

　　《六典》水部条取材于“水部式”，此句乃“水部式”之文也。

　　文书12行至42行详悉记述京兆府等地安装斗门、修理渠堰及用水浇溉情况，34行之“听百姓依次取用”亦即“凡用水自下始”也。

　　文书43至45行，简略记述洛水中桥、天津桥的保护措施，50 行至51行，简要记述对诸州运船向北太仓从子苑过者所采取的措施。此后，叙述对会宁关船只的管理。

　　文书对会宁关所有船之管理，应加解释，录文如下：

　　54.　会宁关有船伍拾只，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

　　55.　著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

　　56.　委所在州军严加捉搦。

　　永兴按，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一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有两处论述会宁关，兹引其一。严氏引“水部式”会宁关条（见上文）之后云：

　　关近黄河，在南岸。在唐盛时，备船五十只，可见津渡之规模。

　　所说诚是。但对式文所云“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著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未加解释。“著兵防守”，以防劫盗，但何以“勿令北岸停泊”耶？展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京畿关内道图及陇右道东部图，会宁关及其所在之会州，在黄河南岸，渡河至北岸，距东突厥不远。“水部式”制作时间约在开元中，时东突厥毗伽汗国相当强大，唐船不停泊黄河北岸，恐为突厥所劫夺也。

　　唐代海运相当发达，有关唐代史籍，鲜有记载，“水部式”记述海运制度稍详。如文书57至66行记载海运河运（文书中之“平河”）水手共5520人，所出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晋、绛等十二州及其课役等项，特别是帖助夫的性质，均为难得水运资料，文书诚可贵也。

　　文书67至74行、86至92行、113至144行均记述造舟为梁的具体情况。“造舟为梁”最迟始于西周（见《诗?大雅》大明篇）。唐代造舟为梁相当普遍，见于《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等书，但以“水部式”的记载最为详悉，特别是造舟为梁的技术，是它书记载所不及的。此敦煌文书所载造舟为梁技术，应是我国科技史的重要篇章，非此小文所能详。据此可见，敦煌学的研究不仅对我国文史之学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科技之学也具有重要意义。小文所举“水部式”所载造舟为梁，仅为一例也。

　　值此敦煌文书面世百年之际，回顾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历史，虽有少数学者的著作，可以传世不朽，但就全面的研究情况详论，实有愧有负于可视为国宝的数万件文书也。今后应如何改变如此落后状态，我认为最应注意以下二端：

　　1.独立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我的敦煌文书研究与教学过程中，经常阅读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我略引王先生所撰“后记”中对我们有教诲意义的一段：

　　这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积累了五十多年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由我们自己的专家编成的……虽说还有不少的缺点，它的特征是反映着敦煌遗书发见后六十年来第一部完整的总目录，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编成的。

　　以上引文中三处“我们自己”，表现了重民先生独立的思想，也表现了华夏民族独立的思想，这与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是一致的。出于《易经》的圣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从事于一切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教诲。敦煌学研究也必须如此。一份敦煌文书中的一个字一天时间不识不懂，就要用十天，一件敦煌文书用一个月读不懂，就要用十个月一年，直到能识能解，否则，绝不放下，绝对不能不懂装懂，此乃自强不息也。

　　2.“读书不肯为人忙”。此即圣言“古之学者为己”也，亦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之“秘方”。读书为己，即为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使之提高，再提高。读书为人，即以读书为装饰，以取悦于人，因而得名得利得权势，这样的研究者不可能对敦煌学有真实的了解，不可能成为如寅恪先生所希望我们的“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就目前的学风而论，圣言读书为己的教诲，应大力弘扬，使之成为学风中的主流，则我国敦煌学研究尚可有光辉之前途，愿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