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县令解决文化冲突的一个探索性方案——陕西福地水库西魏佛道混合石窟的图像与观念
2014/9/8   热度:370
一位县令解决文化冲突的一个探索性方案——陕西福地水库西魏佛道混合石窟的图像与观念 李凇 [杭州]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4-48页 -------------------------------------------------------------------------------- 福地石窟,位于陕西省宜君县五里镇福地村东的福地水库的中心岛上,距县城约15公里,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是目前所知南北朝时期唯一的、也是我国最早的佛教与道教混合造像的石窟。“福地”一词,道教有七十二福地之说:“太上曰,其次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道教典籍中详列了七十二福地的所在地,没有宜君县及邻县。(注:张君房辑,《云笈七签》,齐鲁书社(明正统道藏本影印),济南,1988年,第160-162页。)宜君县的福地之名,应与道教有关,但详细来源不知。 此窟由于位置偏僻,一直不为学界所知。1978年到1982年,当时在延安地区工作的靳之林先生考察了当地许多石窟,包括福地石窟。靳之林编著的《延安石窟艺术》一书于1982年出版,书中将福地石窟称作“牛家庄石窟”,发表了7幅照片和十分简短的介绍文字,记载了它的开凿年代,对窟内形制和造像进行了描述: 宜君县牛家庄石窟,位于牛家庄福地水库断崖上。窟内宽1.78米,深1.30米,高1.50米。洞窟形制为方形平顶。凿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洞内后、左、右壁正中各雕一龛造像。右壁造像已坍毁,尚存火焰龛楣、交龙、数小龛坐佛和山岳中的双鹿、猴子等;后壁佛龛左侧为高浮雕佛传故事,左壁佛龛龛楣上部浮雕持腰鼓、手鼓、横笛、长篝、琵琶、筝、箜篌的七伎乐天,佛龛左侧为供养人题名,第二层雕挽手持团扇的两个少女和一组裸体格斗相扑,洞窟雕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生活。雕刻造型风格古拙、纯朴。(注:靳之林编著,《延安石窟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2年,未编而码。) 遗憾的是,作者当时没有看出窟中右壁(文中称左壁)的内容实为道教,而是混同于一般的佛教造像。并将像主的图像误认为“佛传故事”。 1983年,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辑了《延安宋代石窟艺术》一书,此书经吾师王子云先生(1897-1990年)过目并作序。书中将福地石窟称之为“宜君道教石窟”,显然已经敏感而正确地看出了道教内容,而在这本宋代的石窟集中将这个北朝的石窟作为一个例外收入,表明编著者感到了它的特殊意义。但该书的简短描述却混淆了窟内各壁的造像,也没有具体指出道教造像内容,并且似乎不知道靳之林已经读出了该窟的开凿时间,而是将“道民功曹孟永兴”之“永兴”二字作为北魏年号来考虑。(注: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延安宋代石窟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1983年,第2页。) 同年9月,王子云先生编辑了《陕西古代石雕刻》一书(1985年出版),也将福地石窟称之为“宜君道教石窟”,在简略的图版说明中具体指出了道教造像,但还是混淆了正壁(后壁)与右侧壁的造像,并且仍称其年代为“北魏”,也似乎不知道窟中主龛为佛教造像。(注:王子云编,《陕西古代石雕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1985年,图版说明未编页码。)198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了《陕西名胜古迹》一书,书中介绍了福地石窟,仍误称为“北魏初年”雕凿,并将老君像误为“文殊菩萨像”。(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名胜古迹》,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6年,第304-305页。) 靳之林先生随即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1989年他在《文物》月刊发表了《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一文,文中将该石窟改称为“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并正确的定性为“佛道合窟”。该文对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文字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记录,然而报告中缺乏各壁面图像的布置图,以致有的图像记错了位置,影响了对石窟意义的进一步理解。无论如何,这是迄今所留下最为详尽的记载。(注: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月刊,1989年第4期,第63-65页。) 1990年,笔者去福地水库石窟实地考察,后撰成《陕西北朝道教雕刻》一文(1991年在台北发表),文中配置发表了福地石窟右壁(道教造像壁)的线描草图及其它一些照片,笔者将它归之为“双教窟”(即佛教与道教混合窟),并对该窟造像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1.道教内容丰富多样,试图形成与佛教造像相仿佛的多层次神像体系;2.现实性因素较以前更强;3.一些动物形象寓寄着某些象征意义;4.风格上是北朝最为清秀飘逸的阶段。(注:李凇,《陕西北朝道教雕刻》,《艺术学》半年刊,1991年,总第6期,第12页。)1997年,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1987-1989年)的部分重要成果在《文博》杂志发表,其中将福地水库石窟简称为“福地石窟”,并有数百字的简略描述。但再次将主壁(后壁佛龛)与右壁(道教龛)的部分造像内容混淆。(注:《福地石窟》(未注作者),《文博》1997年第3期,第91页。)在尔后1998年正式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对福地石窟的描述几乎与《文博》杂志完全相同。(注: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陕西佛教艺术》(台北)和2000年出版的《陕西古代佛教美术》(西安)二书中,刊布了福地石窟三面石壁造像的线描草图,并对窟中造像重新进行了描述,对文字也进行了抄录。(注:李凇,《陕西佛教艺术》,艺术家出版社,台北,1999年,第20-22页;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安,2000年,第16-18页。)然而,像主的身份却始终没有确定,一些图像的名称、来源、意义和相互关系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 福地石窟现已不复存在,宜君县文物管理部门已于几年前将它从原地砸下,运回县城,未能复原。2000年5月,笔者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中心罗宏才副研究员的陪同下,再次到宜君县考察,在该县文化馆的仓库中见到了已经被砸为碎块的一些造像,拍摄了一些照片,并对某些关键文字又作了确认。 近年来发表的上述考察成果和笔者两次实地考察,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础。 一 图像的直接描述与文字识别 该窟曾大部保存完好,为平顶方窟(略不规则),尺寸如前引,下距水面约1米(1990年笔者首次调查时),四壁均有造像,正壁及左右壁各有一主龛(图1),另有若干小龛和其它图像,以下分述之。 正壁 正壁即后壁。左右分为三部分:中间为佛龛、龛左为长篇发愿文、龛右为像主像。佛龛为尖拱形,中央为坐佛,佛结跏跌坐,高0.56米,双手结禅定印(已残),外著交领式袈裟,内有僧祇支,衣纹为平行线,衣裾下垂呈梯形。佛像面相清瘦,额有白毫,顶有肉髻,肉髻较高大,其表面刻有卷曲纹。后有头光,为长瓣莲花形。佛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菩萨高0.3米,立于莲花座上,手持净瓶和宝珠。 佛龛左侧为长篇发愿文,惜已风化严重,其中年代隐约可辨:“大代大统元年岁次乙卯七月九日”。其它漫漶不清。从数量和位置看,有数百字之多。 佛龛右侧为像主像。上下可分为三排(三组):1.中层为像主夫妇坐像。中间为一屋宇,左右各立一柱,下有柱础。屋中并坐男女二人,正面端坐于胡床上,床沿刻有卷曲纹。男像左女像右,均着交领长袍,双手叠放于腹前似作禅定印状。男像束腰带,头戴花冠,旁刻有“王洛生坐”四字。女像束胸带,头束高髻,形体略小于男。屋外左右各立一持伞侍者,男像一侧的侍者为男装,着窄袖短衣、长裤、穿靴;女像一侧的侍者为女装,着宽袖长裙。2.下层为像主骑马像,共四人,像主王洛生骑于马上,头戴笼冠,身著宽大衣袍,手握缰绳;其马佩有马具。对面站立一妇女,头梳双高髻,着宽袖短衣和长裙,双手捧两边上翘的碗状物作迎候状,地面置一罐,罐下刻有文字:“妻贺兰”,可知迎候者为女主人。骑马者身后有一举伞侍者,头部以下已残,头侧刻有字,隐约可辨首字为“息”,可知是骑马者家眷。贺兰身后又有一男侍者,着窄袖短衣长裤,双手持一长条形旗,上刻波状纹,其名应为旟,《释兵》:旟,誉也。军吏所建,急疾趋事,则有称誉也。汉代武氏祠画像石中已见此形。(注: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1995年,第157页,图35:左石室第十幅后壁下部小龛后壁画像,图中二骑马士卒持有略小的旟。)佛龛与两层图像(中层和下层图像)之间的醒目处刻一长条文字:“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这显然是匹配于下层图像,指骑马者为王洛生。3.上层为六个动物,从左至右为:一只兔、一只鹳、一只蟾蜍、一只鹳衔有一条蛇、一只大公鸡。关于兔和鹳需要作一点确认,靳之林先生认为是鹿和双鹤,(注: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月刊,1989年第4期,第64页。)笔者以为不妥。此处兔的双耳很大、尾短,头大而身躯小,图像的比例上比公鸡和鹳还小,如何能为鹿呢?鹤与鹳本来同为长腿的水鸟,它们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区别,可能应该是后者有宽厚的长喙而前者是尖细的较短喙,成年鹤的喙一般长约16-17厘米,且颈较细长,而此处的鸟喙有意强调了宽大形状,以及粗壮的颈,鹳的物种特征十分明确,故不能认作鹤。 右壁为道教,主龛为尖拱形,中间为太上老君坐像,(注:北朝时道龛主尊为太上老君的直接证据,如有临潼博物馆藏北魏孝昌三年庞双造像碑,道像旁刻有“太上老君”四字;又有山西芮城永乐宫藏西魏大统十四年蔡氏道教造像碑,发愿文中明确有“造太上老君像”。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周保定二年李昙信造像碑的发愿文有“敬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尊菩萨石像一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另详见李凇:《关中一带北朝道教造像的一些基本问题》,《新美术》,1997年第4期,第37-49页。)老君双腿盘坐,上身着对襟短衣,外着披袍,下有长裙覆座,座为梯形,刻以密集衣褶,右脚露于外,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持羽扇亦置于腹前。束发并戴道冠,双耳略大,有络腮胡须。(注:此老君的头部已于1980年代中被人盗砸,下落不明。)老君左右各立一胁侍真人,二真人服饰动态相同,均束发,着宽袖长袍,双手持笏于胸前,立于仰瓣莲花座上。龛下左角刻一供养者,面前有一博山炉,供养者面对老君跪拜。龛沿之上刻有十个半身正面像,十像衣饰动作相同,均着宽袖衣,头部似乎戴有圆形软帽,双手叠合于胸前。中间像略大,余九尊略小,左四右五不严格对称。十像之上刻有七身伎乐飞天,各持乐器,从左至右为:束腰腰鼓、直筒形腰鼓(或为正鼓,鼓身刻有菱形格纹)、横笛、大筚篥、琵琶、筝、箜篌。伎乐飞天均为坐姿,身后各有二至三条披帛,披帛飞扬似双翼展开,似从天空降落,有飘扬飞动之感。主龛之右的图像分为上下四排,由上至下:第一与第二排相同,均为双坐像龛,龛中像为正面端坐,着垂领长袍,头束髻,双手叠合置于腹前,衣裙下垂覆盖方形台座。第三排为二男二女像,二男裸,束发赤足,身强力壮,仅身着三角裤,两人互相拉住对方的宽腰带,抬脚相钩作角抵状。二女并肩而立,身着宽大裙襦,其中一女梳双高髻,右手持团扇上举过肩,另一女束胸,双手上抬,似与之作拉手状。最下一排为三位正面而立的供养人像,二男一女均有榜题,即:1.“道士吕清黑”,头戴道冠,双手捧笏板于胸前;2.“道民功曹孟永兴”,束发,亦双手捧笏板于胸前;3.“妻白颜容”,梳双高髻,双手合于胸前。主龛之左有些残损,图像上下分为三排,由上至下:第一与第二排相同,均为单坐像龛,龛中坐像正面、发有高髻,双手叠合(或结禅定印)置于腹前,衣裙下垂覆盖方形台座。上龛的龛楣之上还可见龙首。两小龛之下为供养人像,现存者有“化主孟真莲”、“□邑主盖□主”、“邑主□□□”,可见二位供养人立像;最下层有“香火”、“典录”、“典录”数字。 左壁 左壁下半部已毁,上半部完好。中央开有一大龛,尖拱顶,龛中主像已不存,龛楣为火焰纹,上方刻二交龙,二龙花纹不同:一为鳞纹一为短斜线。二龙两端各有二圆形莲花图案。主龛左右各有若干小龛,右存三排左存二排,每排二龛;主龛上方亦有一列小龛,现存六个龛,这些小龛均为尖拱形,均造单尊坐像,坐像有高髻,着对领大袍,衣裾覆座,双手交于腹前,掌心向内(而不是掌心向上的禅定印)。 左壁内端(近正壁处)开一略大龛,尖拱顶,龛中刻思维像一尊,右手上抬作文颐状,但又与北朝流行的思维像不同,头有高髻颇似佛像,左腿未下垂。龛下刻有二交龙护宝珠(现存龙头)。龛上的角落刻有山峦,山中有三只动物:一对梅花鹿和一只猴,牡鹿昂首,有大角,牝鹿形体略小,低头吃草。猴为蹲状,前肢上抬,可见尾。 前壁右侧 前壁左侧已毁,仅存右侧局部,刻有供养人姓名,计有:功曹孟永兴、主簿雷元知、录事孙元显、西曹掾白万年、户曹掾孟盖(民)、金曹掾盖天和、知曹掾似先道录、兵曹掾炤龙祖、西曹掾未平睹。(注:靳之林将金曹掾误为“全曹掾”,前引文第65页。无此官职。“金曹掾”为北朝郡县掌货币盐铁的佐吏。其它,户曹掾主民户及礼、祠、农,兵曹掾主兵事,西曹掾主府史署用,均为郡县佐吏。)从现存状态看,各壁的图像风格、造型和凿刻手法都表现出一致性,各壁的图像关系也十分协调,显示为一个经过统一安排的整体。石窟规模很小,应属一次性完成。 二 图像的意义及样式的来源 1.开凿者身份 我们首先辨认一个关键性的文字,在正壁像主乘马图旁有“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一行字,它标明了像主身份,“王洛生”十分清楚,上面已有“王洛生坐”,即指坐在屋宇中的像为王洛生,但“石保合”之“合”字颇令人费解,容易使人误解为石保合、王洛生二人。我认为“合”即“令”字。 魏晋时宜君属泥阳县。今编《宜君县志》称:宜君县始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66年),属雍州北地郡,永安元年(528年)又分北地郡置宜君郡,宜君县属之,兼设郡治。北魏又分泥阳地置石保县(今宜君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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