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

2014/9/8    热度：313   

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
　　王亚荣
　　大兴城，隋杨氏之都城。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诏令建造，十二月命名，次年三月朝廷由汉长安城正式迁入。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又诏令建造东京，次年二月建成。此后，朝廷常来往于两京。唐代，大兴城改名长安。本文所要探讨的大兴城佛经翻译的历史，从时间界限上来说，定在开皇二年(582)至隋末。考虑到佛经翻译事业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和兴衰的变化，以及东京洛阳上林园译馆的设置，所以辐射的历史轨迹也延及洛阳，上溯的历史线索也至北朝末。
　　一、所译经典外文母本之来源
　　史载：“隋运兴法，翻译为初。”①翻译佛经首先最重要者，莫过于须有合适的原典母本。隋承北周武帝禁佛不久，京城地区很难有梵经保留。查大兴城创立译场所用的外文母。本，有两方面之来源：第一，从国外传来者。第二，于国内搜求。
　　从国外传来者，即隋代立国之初，宝暹等求法僧从西域所请回的260部外文经典。
　　北齐后主武平六年(575)，汉地僧人宝暹、道邃、智周、僧威、法宝、僧昙、智照、僧律等十一人，①“慨佛法未具，发愤求之”，乃结志西行求法。度流沙，至葱岭。因道路梗塞，便流连四处，求访经本，没有继续南下。几年后，获经本260部，遂束装赍经东向归国。但这时中土大地已发生了巨变，北齐已亡于北周，周武帝仍在推行残暴的禁佛政策。因之宝暹等进无所归，退无去处，只好滞留突厥。这时，恰好遇到因禁佛而被迫离开长安归国的印度僧人阇那崛多(Jnanagupta)，便请以崛多为首检阅所获之经本，勘对品目，校阅目录。不久，北周武帝死去，杨坚为北周之丞相，统揽政权，改变了禁佛政策。隋受周禅，更诏令天下，大兴佛教。开皇元年(581)，宝暹等人告别阁那崛多，赍经东返。冬，人京城，向新朝献上经本。文帝敕令交付所司，访译师翻译。昙法智被从洋州洋川郡(今陕西西乡)敕追人京，设立隋代的第一座佛经翻译译场，次年春便译出《业报差别经》。
　　由于这批经典是在西域四处求访所得，因之比较庞杂，不但部数多，而且“或经或书，且内且外”③。“经”和“内”为佛教经典；“书”和“外”则泛指外文书籍。以至于后来不得不请阁那崛多辨认。
　　译经所用外文母本的另一个来源是在国内搜求。
　　开皇元年(581)，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大都邑处官写《一切经》以为流通之定本。结果，使得因北周禁佛毁灭经像后的状况迅速改变：“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O开皇三年(583)，又下令遣使各地搜访“异本”。
　　据《隋书·经籍志》载：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
　　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
　　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
　　……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佛教久传东土，历经变乱，梵本佛经流落民间者亦当有之。开皇四年(584)阇那崛多被请人京城翻译佛经。次年，尚未译经，先令带六名助手人内侍内省，清理翻译各种各样的外文典籍图书，前后费时六年方才完成。这六名助手中，大部分是佛经翻译译场中的成员。
　　此外，炀帝即位不久，大兴城的佛经翻译译场东迁洛阳，隋军南征林邑所获得的564夹1350余部外文经卷亦运至洛阳，由彦琮负责整理，译编目录为五卷。
　　二、大兴城佛经翻译诸译场
　　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至炀帝大业三年(607)，大兴城先后敕令建立过五座译场，即：昙法智译场、毗尼多流支译场、那连提黎耶舍译场、阇那崛多译场和达摩笈多译场。大业三年(607)，达摩笈多译场东迁洛阳上林园翻经馆。总计隋代译事，也只设立过这五座译场。译经活动，从旧长安至大兴城，从大兴城又至洛阳，以大兴城为主。
　　又，这五座译场的译主均为外国人，而助译者大部分为中国人。
　　1、昙法智译场
　　昙法智，瞿昙法智之略称，梵名Gautama Dharmajnana。“昙”为音译姓之略称，“法智”为名之意译，或全音译为瞿昙达摩般若。祖籍中印度波罗柰。①父般若流支，北魏时来中土，于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译《正法念处经》等。昙法智随父研习，继承传译之业，留滞中土。北齐时，为朝廷所重，授诏玄都。北周攻灭北齐，昙法智因僧职转任俗官，册授洋州洋川郡(今陕西西乡)守。人隋，宝暹等求法取经归来，隋文帝敕令求访译师翻译。承周武灭法之后，京城人才凋零，因之召昙法智人京，使掌翻译，重操旧业。
　　开皇二年(582)三月，昙法智译场译出《业报差别经》一部一卷，属阿含部经典。大约因为是隋朝首出之经，故称《大隋业报差别经》。
　　昙法智久居中土，已人中国之籍，虽为居士，但传译乃为家学，“妙善隋梵二言，执本自翻，无劳传度。”①译场的助译人员只有智铉，笔受文辞，铨叙义理。《序》由彦琮作。
　　昙法智译场为隋代第一座国立译场，仅译出一部一卷经即结束。此后，昙法智亦不知所终。
　　关于此译场，存在一些问题，智异在编《开元释教录》时即已提出质疑：
　　长房等《录》并云于兴善寺译《业报差别经》，今谓不然。此经二年季春译出，季夏有诏始迁大兴。云兴善寺翻，小非详审也。②
　　因此之故，这个隋代第一座译场设于何处便成为悬按，不能不略作辨析，即：第一，何时迁都?第二，兴善寺何时建?
　　智升所云“长房等《录》”，指隋翻经学士费长房开皇十七年(597)所著之《历代三宝纪》及其之后的经录。“季夏有诏始迁大兴”，亦为《历代三宝纪》中所载，全文为：
　　二年仲春即便就译。季夏诏曰：殷之五迁，恐民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龙首之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兹。因即城曰大兴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