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中

　　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石峻先生，不幸于1999年4月15日与世长辞，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

　　终生求知 淡泊宁静

　　石先生1916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零陵（现永州市）。受其父影响，儿时的石先生就接触了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小学时期，正值北伐前夜，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激烈，其父因观念比较进步，被农民协会聘为小组长。不久，将介石背叛革命，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学校被迫停课。由革命到反革命，由极左到极右，对幼年时期的石先生影响很大。

　　石先生的中学时代是在长沙广义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广义中学为辛亥烈士禹之漠创办，有革命传统。但当时主政湖南的反动军阀何健，对中学控制很严，学生根本无自由可言。高中二年级时，学校学生会曾组织演讲比赛，石先生报名参加，演讲题目是《谈谈普罗文学》。学生会主席不懂什么是普罗文学，这个题目在审查中竟通过了。比赛结果，石先生获得第二名。校方得知此事，马上把石先生找去，给以警告。并告戒他不要搞与自己不相干的事，要多在数学、物理方面下功夫。石先生对此十分反感。

　　20年代的中国，高中教育，尚处在探索阶段（此前只有大学预科），课程应该如何设置，教育部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教学大纲。广义中学校长原为湖南大学数学教员，其仿照大学预科课程设计的教学计划，内容多而且深，如开有逻辑学、微积分、第二外国语及国学概论等。该校讲授国学概论的教员是石先生的小同乡郑际旦先生，所用课本是钱穆先生编著的《国学概论》。石先生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并由此自学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石先生第一次接触中国哲学。

　　当时的高中分文理科，学习好的学生多上理科。石先生的长项是数学和物理，校长很赏识他，于是读了理科。三年级时，学校新聘一位刚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数学教员杨炎和，石先生向其请教考大学的事宜，杨介绍了北大和清华。石先生表示要学中国哲学，问他应看什么书，他推荐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时只出有上卷，下卷还未做出），石先生便买来阅读（神州国光社版），更增加了学习中国哲学的信心。

　　青年时期的石先生抱负很大，立志要到北京去读哲学系。当时有哲学系的大学很少，学文科的人多选择历史或文学。而社会风气是重理轻文，认为好学生应该考理科。因此，1934年，当石先生以优秀成绩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时，其中学校长感到非常遗憾。

　　当时的北大，课程安排不多，时间十分充足。学生也很自由，各系科课程可以任意选听，不必参加考试，还能免费得到讲义。石先生自思没有什么家学渊源，主要得靠自学来积累知识。所以，求知的欲望一直很高。北大文科著名教授的课，他几乎都选听遍了。就是在大学毕业后，这种旁听的习惯石先生依然坚持了十年，直到晋升为副教授。

　　石先生看书范围很广，除哲学外，诸如历史、文学等等，都有涉猎。他虽然不搞文学，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每一本书他都借阅过，对苏联文学还有一定的研究。另外，对于自然科学也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中学时期的强项是数学和物理，上大学后，石先生对数理逻辑也很着迷。

　　1938年，经导师汤用彤先生推荐，石先生留校（西南联大）任教，为汤先生做助手，并主讲哲学概论和伦理学，其间还曾代授中国哲学。1948年，石先生受聘武汉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兼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参加新民主主义学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武汉大学日夜忙碌，终于迎来新中国。

　　解放初期，石先生任中南新哲学学会秘书长（潘梓年为会长，洪谦为副会长），并在中原大学主讲逻辑。因受苏联影响，一般学校均不敢开设此课，中原大学在当时几乎算是第一家。

　　1952年，石先生被调回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与冯友兰、张岱年等教授一起承担中国哲学的教学工作，在国内首开中国近代哲学史。

　　1955年，石先生为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调该校，1956年任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1963年晋升为教授，兼校务委员。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首批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石峻先生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宗教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在执教的六十年间，先后开设了哲学概论、伦理学、老庄哲学、孔孟哲学、逻辑学、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印度哲学、中国佛学、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等十余门课程。在中国哲学的诸多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兹就其中的几个方面简述如下：

　　坚持马列 突出中国特色

　　石峻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总结本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重视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早在30年代，石先生就注意搜集中外文马克思列宁著作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本，多年浸润其间。新中国成立后，石先生又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55年，调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筹建哲学系，并长期主持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石先生又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风格，努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科研，并把它视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石先生认为，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一批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前辈，已开始了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前的三十年间，不少学者参考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成果，冲破封建时代“道统史”的狭隘观念，扩大了取才范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还存在许多缺点，如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排外国哲学史的形式，依主观意图制成套子强加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以能迎和外国读者的口味为接近国际学术水平。如不注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认为只有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表述的那种形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才算是真正的哲学。等等。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石先生发现，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

　　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真正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体系，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50年代，石先生曾发表《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长文，系统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80年代初期，在反思和总结建国3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石先生又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哲学史研究随想录》、《开展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特别是针对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

　　石先生常说，具体问题总是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多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具体学科的研究中去，比学习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需要更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因此，石先生特别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反对教条主义和“应时主义”。并特别指出既要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探讨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更要注意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充分体现了其坚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

　　石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当然要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但不能把这种指导简单化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东方各国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乃至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很少或几乎没有作过理论上的分析和评价。就是毛泽东论到过的历史人物和思想，虽然很具有启发性，可供参考，但除近代部分以外，也非常有限。因此，要想根据他们的现成结论拼凑一部系统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他们论及的一些问题，因为时代不同，需要不同，也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切不可把背诵他们过去的只言片语，当作今天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石先生说，教条主义是阻碍中国哲学史研究深入进行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教条主义者从不注意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点，也不喜欢研究任何过去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他们总是简单地从抽象概念出发，截取书本上的几句话，就划分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两大阵营，并断定某位思想家是没落贵族或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某位思想家是新兴地主阶级或中小地主阶级代表，或部分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要求。这种类型的研究，就好比“以这顶凭空扣上的帽子来抵抗那顶凭空扣上的帽子，结果是在做两顶帽子的空中对舞”，而使丰富多采的中国哲学史变成了几个简单公式的组合。石先生的这些观点，多发表于80年代初期，在当时对于克服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重实证 潜心史料整理

　　石先生出身北大，师事汤用彤等哲学名家，并在北大哲学系（包括西南联大）工作多年，所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近代以来北京大学重视实证的优良传统。石先生常说，从事哲学史研究，必须注意用史料说话，也必须重视史料学的建设，它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

　　石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多次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料散见于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之中，加之中国古代典籍常常是经学、史学，乃至于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的特点，所以需要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博览群书，加以发掘、辑佚、鉴别、校勘、训诂等。石先生指出：“实事求是是从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博览群书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严谨的态度和历史主义的观点至关重要。一个证据可证的范围有一定限度，不随意扩大，也不随意缩小；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证据不足时不轻下判断，这是从事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中国古代典籍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需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待史料，不用其他时代的思想和观点去涂改史料，不把后人的思想观点灌注于前人留下的史料中。”[1]相反，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有十分之六七的根据，就忙下结论，妄称“十分之见”，就容易流于“华而不实”，导致用其他时代的思想观点涂改史料，或用后人的思想观点曲解史料，混淆历史本来面目的可悲后果。石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学科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究心内典 打通中国哲学

　　石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佛学专家，早在30年代就师事汤用彤等哲学大家，研究中印佛学，先后发表了《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玄奘思想的检讨》、《〈肇论〉思想研究》、《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佛教与中国文化》、《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以及《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与人合著）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论文，并参与编篡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对于推动中国佛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石先生认为，佛教既不是某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是某位圣人的凭空创造，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哲学的立场说，它重视研究宇宙人生中的“常”与“变”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各种对立的思想概念和范畴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包含了丰富的辨证法因素，也确实反映了剥削制度下存在的大量的各种社会人生问题。因此，它的内容不纯粹是用“迷信”二字就可以一概抹杀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思维教训，历史价值。

　　佛教原产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相结合，不断得以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若干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为中国佛教所独有的新的精神面貌和特点。因此，石先生强调研究中国佛教，除注意其中的一般问题外，还要注意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异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在中国如何适应，如何发展，并最终变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在佛教或佛学的发展方面有哪些特点和贡献；中国的思想文化如何影响改造了印度佛教等。石先生认为，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于帮助维护中国传统封建道德、维护封建宗法经济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保存我国古代历史文物，也形成了某些有利的条件。佛教的传入，外来用语、新概念、新范畴的运用，使我国思想史的内容和表达思想的方式也变得丰富。除以上几点外，佛教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等一些专门学科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如文学中的夸张艺术，文献学中的音韵学，以及佛教寺院的雕塑、壁画、佛教宝塔等等。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同样影响了佛教。中国佛教有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这种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对印度佛教思想的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与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的反佛有关。石先生十分重视对反佛教学者的观点与信佛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比较更能反映出两种文化之间斗争、融合、创新的内在规律。

　　除了对于中印佛教的一般讨论外，石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佛教的传播、发展和创新也都有颇为深入的探讨，如他对《肇论》的考证和研究，曾经得到汤用彤先生的高度称赞，并誉之为“素好肇公之学”。如他对以六祖慧能为真正创始人的禅宗南派的研究，对宋代正统派儒学家援佛又反佛的研究等等，都很有独到之处，颇受学界同仁的关注。

　　重视近现代 开拓研究新领域

　　石峻先生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是新中国学术界讲授中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人。50年代初执教北大期间，石先生曾负责组织编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主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又陆续发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纪念爱国知识分子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洪秀全的最重要的著作》、《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开展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胡适评传》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晚年发起成立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主编大型丛书《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

　　石先生认为，过去讲中国哲学，只讲到近代以前，甚至有人只讲到王阳明，这是割断历史，应该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石先生说，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就是研究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的哲学发展历程。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中国在近现代如何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何不断失败，又如何最终走向胜利等进行理论的概括。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各阶级几乎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不同的阶级以至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其表现也前后相异。因而形成了各种哲学思潮兴起交替、急速变化的情况。最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战胜了各种哲学思潮，把中国社会引向了社会主义。

　　石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其之所以倡导并率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乃是由于在他看来，中国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发展而来的，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基础，是从近现代的历史中沿变过来的。脱离了这个基础，就容易割断历史，忽视中国国情，就容易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现代是古代的继续，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所以，只有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才能明确古代的哪些东西需要批判，哪些东西需要继承，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哲学。石先生常说：“最好有人注意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在近现代的反应，它们是如何被改造来加以应用的，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肯定是会大有帮助的。”石先生的这一建议是很富启发意义的，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开拓者，石先生在该领域的诸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兹举他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为例：石先生认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它之所以产生在美国以及暂时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于它能满足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但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种从外国进口的实用主义也能流行一时，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实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社会原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他们生活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之中，十分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国的实用主义不尚空谈理论，提倡探讨“如何应付现状”，注重实际行动，强调发展自我，反对封建礼教，正好可以暂时满足资产阶级的精神需要。因此，在“五四”时期能够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贫弱落后，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的实用主义者比较注意物质文明，特别强调现代科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就历史的发展而言，这些思想的传播是不无积极意义的。因此，不可把中国的实用主义与主要是用来应付工人阶级反抗的美国的实用主义简单地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实用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如他们一贯轻视哲学根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认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是早已过时的一种“玄学”（形而上学）；他们只承认实用科学及有关具体方法的应用，不承认有反映客观事物的客观真理；他们认为一切学说真实与否，完全看它实用上的效果而定，只要事实上有方便，就是好的等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尖锐对立的，必须予以彻底批判。应该说，石先生的这些观点和看法，至今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学贯中西印 探索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石先生的导师汤用彤先生是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受其影响，石先生也十分注意研究中西印哲学的会通问题。石先生学习过英、德、俄、梵四种文字，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的造诣极深，直到晚年还能用英文大段背诵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中的主要篇章。

　　石先生认为，会通中西印哲学，不仅在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还在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早在40年代之初，他就撰有《读近译〈道德经〉三种》，关心用外国文字介绍中国哲学的事业。五、六十年代，他应邀为《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及《今日中国》等刊物用英文撰写多篇介绍中国哲学的论文。还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用俄文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条目。晚年又主编出版了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下卷）。石先生孜孜不倦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抵制哲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一是为了把中国哲学史的成就放在世界哲学范围内来加以总结。应该说，石先生的这种努力，对于外国学者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为一名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均颇有建树，有些领域的研究还具有开拓性。本世纪40年代，石先生在当时的《哲学评论》和《经世日报》发表《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及《略论两汉人性学说之演变》等长篇文章，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刻的描述，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当然，石先生还对许多中国哲学问题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但由于石先生慎言行，重实践，述而不作。所以，他的许多观点都未形诸文字，公诸世人，这是十分遗憾的。

　　石峻先生一生执教于高校，弟子满天下，继承石峻先生的治学精神，总结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就，对于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