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雁塔和小雁塔久享盛誉，海内外闻名。作为古代文化遗存的浓缩点，除了远眺和登临外，还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封建社会妇女苦难生活的见证

　　大雁塔和小雁塔是唐长安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的佛塔，但与所在寺院的性质不同。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是典型的富家寺院，是为了宫室成员祈福所建，建造的全部费用由朝廷有关部门支出。大慈恩寺建于公元６４８年，是皇太子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为已去世的母亲文德皇后所建，因而以“慈恩”为寺名。大荐福寺是公元６８４年武则天以睿宗的名义为去世百天的唐高宗所建，初名“大献福寺”。当初建这两座寺的时候都没有修造佛塔。

　　大雁塔晚于大慈恩寺１４年建造。玄奘为了保存从印度取回的经像，向朝廷提出在大慈恩寺建一座石塔。至于建塔的经费从哪里来，目前还未发现玄奘提出申请的有关文件。朝廷的态度在《三藏法师传》里记得很清楚：第一，“宜用砖造”。第二，“不愿（法）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法）师，足得成办。”可见玄奘的本意是自筹经费，只需朝廷批准即可。那么大雁塔建造的性质就清楚了，是“民建官助”。而这个“官助”也仅仅是以“七宫亡人衣物”相助，官府本身并不支出特别的经费。小雁塔的修建晚于大荐福寺２年，史籍中明确记载：“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长安志》卷七）。“率”者，聚敛，网罗。“景龙”为唐中宗年号，公元７０７–７０９年。显然，小雁塔也不是官修。从建造这两座塔的费用来看，大雁塔是用死去宫人的遗物所修，小雁塔则是活着的宫人集资兴建。

　　所谓的“七宫亡人”，指的是长安宫廷里那些已经去世的下等人，自然绝大部分是女性了。“宫人”，则指那些没有名份的宫女。唐朝虽称开明，但宫人的数量仍极多，常有数万。这些人是皇帝的奴婢，命运非常凄惨。如杜牧的《宫人冢》里所描述的那样：“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于是，宗教信仰成为宫人们重要精神寄托。儒教的三纲五常里妇女的地位最低，道教的教祖李聘已被李唐王朝认作祖先，所以宫人改变命运––那怕是“来世”命运的希望，就寄托于佛教。在三教里面佛教也最讲“来世”。当时，长安佛教的势力也比较大，影响广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有不少是虔诚的信徒，舍散家财，“广种福田”。因此，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两座塔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当初这塔是怎么修的，也不应当忘记这两座塔曾深深地寄托着古代女性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二、纪念伟大爱国高僧玄奘与义净的两座丰碑

　　大雁塔和小雁塔成为古代妇女苦难生活的见证，这当然是历史的悲剧了，但这两座塔还另外有光彩照人的一面。如同透过乾陵的“无字碑”可以看到女皇武则天头戴宝冠君临天下的形象，大雁塔和小雁塔的英姿却恰象两位伟大的爱国高僧玄奘与义净的身影。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先生把“舍身求法”者尊为“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卷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玄奘与义净。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和小雁塔所在的大荐福寺，正是这两位高僧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两位高僧从印度回国后住过很多地方，居住时间最长、工作成就最突出的也是在这两座寺。大慈恩寺与大荐福寺闻名遐迩，与这两位高僧有直接的关系。

　　玄奘比义净大３５岁，知名度也略高。玄奘（６０２–６６４）是今天河南省偃师人，义净（６３５–７１３）是今天山东省济南人。公元６２９年，玄奘西行经陆路赴印度求法，义净则在６７１年南下走海途。两人分别在印度１５年和２３年，完成了学业，谢绝了丰厚的待遇，又都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毅然回归故土，报效祖国。他们卓越的品德和才学赢得了大唐朝野士庶与僧俗两界的普遍尊敬，敕封“三藏”之号。玄奘活跃在唐太宗、唐高宗时代。义净继其后，活跃在武则天、唐中宗时代。两人先后主持国立译馆，任译主。玄奘译出１３３５卷经典；义净则主译了４２０多卷（据《义净塔铭》）。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的译作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写了《圣教序记》。女皇武则天为义净的译作也写了《三藏圣教序》。复“周”为“唐”后，义净的译场更受到重视。唐中宗李显特别写了一篇《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亲御西门颁示天下。

　　两位高僧的经历和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几乎完全一样，都有为人所敬仰的高尚品德，都给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译作和著作。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无怪乎宋代的赞宁在《高僧传》中奘、净并称，极为推崇。众所周知，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最著名的翻译家有５位，即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和不空。这其中只有玄奘和义净是中国人。这恐怕也是国人偏爱两位高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鲁迅先生并不是佛教信徒。他之所以给“舍身求法”的人以“中国的脊梁”的巨大荣誉，着眼点大概是在中国佛教的特征上。中国古代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其根本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为了“普度众生”的目的而“舍身求法”，这种精神对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值得尊敬并大力倡导的。

　　知道玄奘的人很多，知道义净的人却较少，这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玄奘与义净的专业不同。玄奘传法相唯识之学，师徒相承，形成了一个宗派绵延后世。义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继者寥寥，中国以《四分律》的传承为主流。玄奘译经时间早，数量多，创立了许多新法，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后世称为“新译”。另外，也与小说《西游记》的广泛流传有关，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小说“唐僧”人物的原型就是玄奘。但玄奘与“唐僧”的性格截然相反。玄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的人。

　　三、历史文化的宝贵遗存

　　千余年过去了，“敕建”的寺院建筑早已不存在了，而“民建”的两座塔却保留至今，风彩依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公布的第一批１８０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大雁塔、小雁塔是第６３、６４号。１８０处里共有１６座佛塔，大雁塔和小雁塔分处第三位和第四位。于此可见两座塔本身的古建文物价值。

　　大雁塔经历过两次大的改建。今天所见到的大雁塔和当初刚修的大雁塔相比，外型以及内部的结构上都有较大的差距。最初的大雁塔是玄奘监修，费用来自七宫亡人的遗物。塔的形状和结构是西域式的。塔的主体为五层，砖表土心，有相轮、露盘。整座塔呈三角状，有点象埃及的金字塔。５０多年后，风雨浸蚀严重，砖缝开裂。武则天与王公们施钱改建为中国式的佛塔，比原来的更高，是七层的楼阁式的塔。正象章八元《题慈恩寺塔》中所描述的那样：“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此后若干年，又因兵火之燹，上面三层毁坏。于是后人在七层处收顶攒尖，在塔体外又包砌了一层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大雁塔的形状。两座塔都以“雁塔”为名，以大小分别。大慈恩寺是高宗李治修的寺。荐福寺本来是中宗李显的在藩旧宅，二次登帝位后李显又重新令工部将荐福寺大修了一遍。此时距大雁塔第一次改建仅３、４年。然后宫人又集资兴建了荐福寺塔。该塔为密檐式砖塔，比大雁塔低，但层数多，达十五层。远看起来，这两座塔一大一小，很相象。大雁塔在挺拔中显得更雄伟一些；小雁塔却在挺拔中显出几分秀美的风姿。今天所见的大雁塔更显得敦厚朴实，如前面所说，是因为比当年少了三层，外面又包砌了一层砖。

　　说起雁塔，人们常会想到“雁塔题名”的典故。按唐代的典故，以科举入仕为首要的途径，科举的科目中又以进士科最难，也最荣耀。从地方到京城，成千上万学子层层选拔，最后进士及第者的名额最多也不过３０人。白居易一举及第，高兴地唱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实，白易这时已２７岁了。可见进士及第之难。所以进士及第后曲江宴饮，雁塔题名。题名在塔壁上，墨书。他年若有将相，则朱书之。题名之后如授官升迁者，或有人再来雁塔，在旧题名处添一“前”字，叫作：曾题名处添前字。这种当时随意性的题名主要是炫耀于当世，很难保存长久。后代有好事者等方搜集刻石，才保存下来少许。明清时，“雁塔题名”之风又盛。这时的题名，约定俗成，文举在大雁塔，武举在小雁塔，洋洋大观，历时多年。现明清题名的刻石保存下来不少，有的以史料价值见长，有的以书法杰作为人所称道。

　　题名刻石之外，两座雁塔还保存下来许多碑刻，以大雁塔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圣教序记》最为著名。前者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后者太子李治撰，都是为玄奘所译佛经写的，也都是唐朝的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唐代的遗迹还有两塔之下石门楣上的线刻画，有佛像、建筑、图案等，非常精美。如大雁塔石门楣上的佛殿图，不但工艺精湛，而且在中国古建史上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还保存下来不少游人题记的刻石和后代对寺塔修葺的碑记。至于唐代的寺和塔，根本没有这么多碑刻，更多的却是随处可见的壁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录了５７位画师及其画作，其中有十多位在大慈恩寺、大荐福寺留有作品，如吴道子、闫立本、尉迟乙僧、王维、郑虔、毕宏等等。内容有大铺的经变和佛祖、菩萨、神鬼、行僧等，以人物为主。可惜都已不存，只能从前人著作的描述里去想象了。

　　总之，由于唐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长安又地当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因而与其它地方相比较，长安的佛寺更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品格，不仅仅只是宗教的活动场所。特别是这些皇家大寺，地域广，院落众多，建造规格高，寺院经济发达。所以它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作为官寺，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要经常“为国祈福”。这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寺内置有翻经院，又具有了国家文化事业单位的性质。东西方外国的学问僧来长安，常常让住在这些寺里，这里又成了鸿胪寺宾客接待的处所和中外文化直接交流的地方。宗教活动，文化活动，娱乐活动和外事活动，这里兼而有之。对各阶层人来说，可寄托精神，可开阔视野，也可以消闲观赏。例如，长安人都知道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牡丹花很有名，备见唐诗和唐人著作。另一个就是“戏场”。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当然，这里所说的“戏场”指的是杂耍表演的场所，和今天戏场的概念完全不同。（王亚荣）（来源：《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