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荣

　　西安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从有形的文化遗产来说，包含有两个含义，一是古代辉煌的历史文化，二是当代珍贵的文化遗存。在西安古代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的文化遗存中，佛教文化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西安地区的佛教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对西安地区大量的佛教遗迹进行科学的保护，在名城西安的保护与发展上有非常现实的积极意义。同时，作为文化大省，旅游已成为陕西的支柱性产业，佛教文化是陕西、尤其是西安旅游的一个晶牌性项目，要发挥这些优势，就应当重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深层次上挖掘和利用资源。

　　一、西安佛教文化在中国

　　佛教文化中的地位

　　探讨佛教文化与名城西安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首先必须用新的视角来看待西安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大致分析，有下面几方面。

　　1、古老的佛教文化对目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有着特殊的启示，它是开放的中外文化交流带来的硕果，是古代亚洲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佛教文化是全世界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记录着古代中国对外开放与文明进步的足迹。在所谓的东方文化中，只有佛教文化沟通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从而使佛教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支柱，佛教也因此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和中国传统的三大教儒、释、道之一。佛教分为北传系统和南传系统。在秦汉时期，随着中原内地与西域的商贸发展，北传佛教系统传人我国。此后更由于丝绸之路的不断开拓，佛教文化输入中国日益频繁，以佛教为载体的中外文化交流构成了中国中外交流史上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光辉篇章。在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上，这种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长达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尚无先例。中印的交流，促进了亚洲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传人关中与当时关中开放与宽容的文化土壤有直接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从了解关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中得到更多的答案，从而也会对改善今天西部大开发的环境有所启发。

　　2、古代的长安，特别是隋唐时代，佛教在这里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古代的长安地区是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后最重要的译传地区，寺庙林立，中外高僧云集，创宗立派，流衍四方。大致说来，以唐末五代为分界线，中国佛教的历史分为前期和后期。在前期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佛教经历了传人、研习、发展和兴盛的各个历史阶段；后期的一千多年，是在前期已经基本定型的“中国化”的基础上的持续演变和衰落的时期。在前期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西晋、二秦和隋唐时代，长安地区是中国佛教的最主要的译经传法中心。以宗派的建立为标志，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完全融人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西安历史上的佛教文化曾直接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佛教的流传演变，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种影响今天仍然存在。

　　魏晋时代的玄学，流传于京洛地区，中国人用自己的方法了解了印度佛教的般若空宗思想。北朝时期，瑜伽学说指导着北方广大地区的佛教实践。隋唐时代国家统一，长安佛教利用首都的有利地位融合了全国佛教的各个流派，有效整合为带有中国特色的宗派。追本溯源，中国佛教的八大宗大都发源于这里，如三论、法相、律、净土、华严、密等，其他天台、禅，也受到长安学风的影响，而一度盛行的三阶教则直接以长安为基地。至此，在印度多元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佛教，经过中国以长安为基地的内陆型农耕文化的改造，融人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朝鲜、韩国的佛教，其源头也在中国，是从隋唐时代的长安传去的。时至今天，这些国家佛教的思想义理、仪轨制度、寺院建筑、经典文字、文学艺术等等，主流的信仰诉求仍以中国长安时代的佛教形态为圭臬。

　　4、当代西安的佛教文化遗存保留了基本的历史形态，尤其南面沿山一带代表性遗存数量多，影响大，维持了历史的延续性。

　　陕西佛教文化遗存的现状以关中、陕北为主，次有陕南。陕北的特点是北朝和宋代的石刻艺术，在全国佛教石刻艺术中有典型性的意义。关中则不然，虽然经千余年的变迁，与隋唐时代已无法相比，但最有代表性的遗存都基本保留了下来。“面”已不存在，但“点”却保留着。关中以西安为中心，大雁塔是西安的市徽，小雁塔是最有价值的唐代佛塔，大兴善寺重新发挥了密宗祖庭的作用，还有青龙寺、罔极寺、卧龙寺、西五台以及广仁寺、宝庆寺塔等等。碑林、历史博物馆以及各文博单位保存着大量的佛教文化艺术珍品，西安城区的建设中，还不断有新的发现。

　　五代之后，随着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东移南下，关中地区失去了全国中心的地位，长安城迅速衰败，大部分佛教寺院消失。因而现在西安城区的遗存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保留在郊县，特别是南面沿山一带的蓝田、长安、周至、户县，以长安县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长安县：中国佛教文化第一县

　　从历史文化的价值和现存的数量与影响来看，长安县是中国佛教文化第一大县。长安县在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历史的变迁，古代长安城的佛教遗迹绝大部分已经消失。现在，地下的遗迹由于后代建筑的重叠，要采用考古发掘的手段进行研究可能性已不大。从存在的总量与影响来说，现在长安县是西安佛教文化遗存最重要的地区，在全省范围内也是如此。西安郊区各县中，长安县与古代长安佛教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了解了长安县佛教文化，对了解佛教文化与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具有典型性的意义。

　　由于紧靠长安城的关系，从佛教传人之后长安县就是佛教兴盛的地区，至今仍然没有改变，佛教是该县最主要的宗教信仰，与佛教有关的寺院和遗迹是该县最主要、也是最多的人文景点。

　　从隋唐时代开始，长安县佛教寺院的数量急遽增加，经五代以后的战乱，数量不断减少。据志书记载，到清嘉庆时县境内有佛寺300余座，其中汉代5座、魏晋4座、隋唐130余座、金代3座、元代3座、明清27座，创建时间无考者25座。民国时期，境内仍有寺庙300余座，但规模已大不如过去。

　　据笔者2001年4月的调查，长安县经政府登记注册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寺院有33座。这33座寺院是：兴教寺、净业寺、华严寺、香积寺、百塔寺、圭峰寺、弥陀寺、大佛寺、沣德寺、牛头寺、海莲寺、亮碑寺、天池寺、石佛寺、平等寺、紫竹林、西山寺、观音寺、兴国寺、净居寺、西观音寺、宝安寺、慈恩寺、圣寿寺、清凉寺、兴庆寺、洗心茅棚、道安寺、洪福寺、救苦寺、至相寺、金佛寺、菩提寺等。寺庙遗迹和未经政府登记的还有灵感寺、西林寺、青峰寺、净尼寺、观音堂、破山寺、青禅寺、新贯寺、观坪寺、灵园寺、黄峪寺、温国寺、法幢寺、翠微寺等数十处。

　　现存的这些寺庙和寺庙遗迹包括许多著名的佛塔，如隋唐时代的圣寿寺塔、玄奘塔、圆测塔、窥基塔、杜顺塔、澄观塔、善导塔、净业寺塔(有些经过后代的重修)等。其中玄奘塔、圆测塔、窥基塔和善导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余分别是省级、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比寺院而言，这些塔的保护状况稍好一些。另外，山上还保留有许多前代僧人墓塔，数量比较多，而且多散处田野山间，保护状况较差。这些墓塔没有经过考古研究，无法进一步断定其文化价值。

　　说长安县是中国佛教文化第一大县，是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比较，长安县佛教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有以下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三大特点。

　　1、祖庭多，而且比较集中。

　　祖庭即中国佛教宗派的发源地，佛教徒视为圣地。中国八大宗派中，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四宗的形成与发展，分别与兴教寺、净业寺、华严寺和香积寺有直接的关系，百塔寺则是三阶教的祖庭。其他沣德寺、至相寺、翠微寺、天池寺、道安寺、西林寺等，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祖庭的分布比较集中，多在方圆十几公里之内的秦岭北麓。

　　2、海内外影响大。

　　佛教讲究“法统”，在中国佛教现存的“祖庭”级寺院中，长安县保存的最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都有香火，海内外佛教信徒络绎不绝。如笔者在台湾考察佛教时，信徒都知道长安县的兴教寺玄奘塔，很多寺院供有玄奘像。在华严专宗学院，极虔诚地供奉着华严五祖杜顺、智俨、澄观、法藏和宗密。长安县是这5位华严宗祖师长期弘法传教的地方，并且死后埋葬在这里。研习净业寺律学和香积寺净土法门的也非常普遍。还有，长安县良好的静修环境以“终南捷径”而名闻天下，至今还有许多海内外信徒仰慕不已。

　　3、隋唐文化丰硕成果的遗存。

　　长安县的佛教文化在历史上是隋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京城长安的国际性文化的精华部分。隋代全国统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向鼎盛阶段。两百多年间，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成为全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莫不以“唐人”的称呼为自豪，反映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崇敬和依恋。五代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至清代后期更沦落为世界列强的殖民地。事过境迁，长安县的遗存便成为宝贵的财富，而且它的文化内涵也比敦煌、五台山等地更为丰富。

　　还有，长安县的佛寺遗存与良好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主要是人文类的文化积累，同时也需要辅以较好的自然环境。对发展西安历史文化名城，长安县可以满足这两个条件。古代的长安县地区就是京城最方便的游览休闲胜地，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现在，如翠华山、南五台、嘉午台、鲸鱼沟、高冠瀑布以及大峪水库等，依然景色秀美，吸引着不少游人。另外，这里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便利的交通，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了方便。

　　但是，现状与影响之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主要表现在：

　　第一、数量多，规模小，没有体现出文化优势。

　　长安县佛寺和地面有佛寺遗迹的数量在陕西是最多的，至少有70处以上。与佛教有关的文化遗迹更多，遍布山区，有许多还没有被认识到。但数量虽然多，规模和面积都比较小，集中在县城南侧和沿山一带，除兴教寺、香积寺等不多的几座寺院外，其余一般都只有两三座殿堂，面积只有数亩。

　　第二、寺院硬件建设状况比较差。

　　尽管长安县的佛教遗存有较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影响，但除兴教寺和香积寺几座寺院外，其他佛寺的建筑现状都比较差，重檐的殿堂很少，有的甚至很破败。如华严寺，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祖庭，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现存有华严宗祖师杜顺和澄观的舍利塔。但该寺现状的简陋与它名闻遐迩的历史地位无法比拟，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有华严宗的寺院，硬件建设不啻天壤之别。

　　第三、社会效益与文化价值有极大的反差。

　　迄今为止，长安县佛教文化遗迹的社会效益远远没有发挥，在保护和利用方面，似乎连一个有操作性的规划也没有。该县数十座经政府登记注册的寺庙，在抵御邪教和宣传宗教政策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但如何发展?各个方面尚未取得共识，自然也无法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以挖掘并利用这些资源，为促进西安的经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佛教文化遗迹保护的重要意义

　　西安佛教文化遗迹的保护状况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西安的城市形象，扩大西安的国际文化品位。

　　有一位学者说得很好：“经济是城市的基础，自然是城市的依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有思想、有精神追求。在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为发展趋势的今天，一座城市如果仅有经济、仅有自然，缺乏文化品位与人文精神的追求，那么这座城市就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文化晶位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是一致的，表现在对知识的尊重，对道德情操的恪受，对故国家乡的情怀，对真理的追求，等等。例如，玄奘是一位佛教徒，却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尊重，被誉为世界文化伟人。毫无疑问，玄奘的功绩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中国人以有了玄奘这样一位伟人而自豪。同时，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本身就包含有国际文化的色彩，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

　　第二，佛教文化遗迹的保护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对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是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理解，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2000年7月6日柏林"21世纪城市会议”通过的《柏林宣言》中说：“我们坚信，尽管存在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性别，但全人类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重点上，共同拥有着某些理想，城市应该为实现这些理想而努力。”西安地区佛教寺院众多，这些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宗教活动场所，另一方面是历史遗迹，是文物保护单位。例如大慈恩寺，大雁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西安市的市徽，同时又是著名的佛教道场，香火非常旺盛。2001年年底北京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把对宗教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号召要紧密团结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指出宗教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相交错，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速度。

　　第三，文物保护与发展经济。

　　文物保护与发展经济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不能先发展，后保护，也不能先保护，后发展，只能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987年，联合国委托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主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制定了一个《我们共同的未来》调查报告，对世界各国关于发展提出了忠告，认为“发展”的概念应当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西安的佛教遗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名闻遐迩的旅游景点，例如大小雁塔、青龙寺、兴教寺、香积寺、草堂寺等，在博物馆的展品中也有许多与佛教有关，如石碑、造像。这些文物是历史文化的精品，不可能再生，更不可能复制。

　　在近50年中，已经有大量文物被人为地破坏，特别是文化革命，是一场文物的浩劫。现在，如何对待这些劫后遗存，特别是新发现的遗址，出现的问题不少。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文物的现象比比皆是，破坏了旅游资源，直接影响到投资环境，对名城西安的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

　　第四，西安佛教文化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产物，现在仍然具有国际文化的品质与交流功能。

　　古代的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各个地区、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融合、渗透，诸种成分并存，文化性格非常开放、宽容，所以异地的佛教文化才能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西安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哪些有过、并且现在仍然具有国际性的文化价值?可能佛教文化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保护佛教文化遗迹也就有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含义。而且，这些遗产是活生生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例如，每年有不少日本人来西安青龙寺，缅怀唐代惠果与空海的友谊。这对发展中外友好关系无疑是有益的，也扩大了西安的影响。

　　第五，在统一祖国的大业中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宗教法脉的传承关系是历史遗存，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是神圣的，今后仍将长期存在下去。在当今佛教徒的心目中，西安是圣地，因为这里是许许多多佛门宗师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死后埋葬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宗派的信徒，经常来朝拜祖庭。许多海外华人已经加入了其他国家的国籍，但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海外的佛教信徒，如日本、韩国等，至今仍非常讲究宗派，虽然他们不是中国人，但仍以自己是中国华严宗或是法相宗的信徒而自豪。笔者在台湾看到，作为台湾第一大宗教，佛教信徒都有自己正宗嫡传的法系，都自称是“中国佛教”的信徒，奉行“中国佛教”的某一宗派(因为台湾佛教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最近，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应邀赴台湾巡展，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情欢迎，万人空巷。这种中国文化的情结对促进两岸的统一大业无疑是有益的。

　　四、几点对策性建议

　　综合以上所述并结合平时的调查，关于佛教文化与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保护、利用的现状以及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更新理念，灵活机制。

　　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理论，领会“十六大”精神，落实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根据西安的特点，扬文化资源之长，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保护中利用的思路。同时，制订政策性法规，建立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在实施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可以打破旧的所有、所管机制，为跨越式发展让路。

　　二、加强调研，摸清家底。

　　搞清“实事”，才能“求是”，科学的调查研究是基础。建立课题制，利用西安的人才优势，开展多方面、多学科的专题调研，编制多层次的图表目录和调研报告，供决策机构参考。

　　三、制订规划，协调管理。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保护牵扯的面非常广，特别是各个方面的利益矛盾比较多。市政府如果能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统一的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发展规划，公之于社会，有利于取得共识，可以减少摩擦，降低内耗，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

　　四、扩大宣传，推广教育。

　　向东部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作好宣传工作。例如，设立网站，办刊物，开研讨会，出版有关的著作等等。也应注意到，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也有很强的群众性，要让老百姓自觉地拥护，需要在基层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总之，西安的历史文化积累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佛教文化也是如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佛教文化都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为子孙后人负责，在西安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保护与发展中，重视并利用好佛教文化的优势。这样，无疑会产生很现实的积极作用。

　　(2002年4月“新世纪西安名城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发表，载《新世纪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