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照事迹新考法照事迹新考
2014/9/8 热度：323
内容提要：对于法照的研究，日本学者比我们早着鞭半个多世纪，50多年来，冢本善隆、矢吹庆辉、望月信亨、佐藤哲英、广川尧敏等都对法照有所研究。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冢本善隆《唐中期之净土教》这部享誉半个多世纪的名著，其实主要就是对法照的研究。在我国，汤用彤、周叔迦等老一辈学者在其论著中对法照也有所涉及，近年来从不同角度研究法照的论文也间有发表。笔者在唐代净土宗信仰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也接触到一些有关法照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有的可能是由于其公布的时间较晚的原因，半个世纪前的冢本善隆等先生应该是没有见到过的，而这类材料对法照的生卒、籍贯和事迹等问题的考证却非常重要，冢本善隆等先生以前误考的地方可以依之去修正，俟考的地方也可以由之稍变明确。
作者刘长东，1967年生，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中唐的法照是南宋宗晓净土六祖说中的第三祖和志磐七祖说中的第四祖，法照所开启的五会念佛法门和他所创作的净土宗歌赞，在唐代中晚期的净土宗中影响很大。但是，法照的著述在我国却久已亡佚了，法照在后世的佛教史的研究中也就备受冷落。不过，随着敦煌石室文书的出土及公布，其中有一些关于法照的材料，所以这种状况在今天已有所改观。笔者曾撰《法照生卒、籍贯新考》一文(收入《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提出了与冢本善隆等先生观点不同的看法，即认为法照俗姓张，生于天宝五年卒于开成三年，享寿93岁；认为法照的籍贯是今陕西省南部汉中地区的洋县大氵党里，而非冢本氏所言的四川北部。
本文作为《法照生卒、籍贯新考》一文的续篇，拟对法照的生平事迹，在近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作新的考述。文中的欠妥之处，尚祈读者们不吝赐正。
一、出家及参学东吴和庐山
关于法照的出家之事，传世文献中皆无明确的记载。冢本善隆《唐中期之净土教》虽然对法照生卒、籍贯和平生事迹等问题考述其详，但是对法照出家之事，却无片言只字涉及。所幸的是，赖敦煌文书的出土，我们在发现了有关法照出家之事的文字。敦煌文书伯三七九二号卷子背面有六行文字如下：
南凉州禅师法照，恳心礼五台山寺，见圣菩萨，略述行由，号曰《念佛大圣竹林之寺赞佛文》。其禅师本管(贯)凉州，年十一出家，至廿岁在衡州山寺居止。去大历五年春三月，终众堂吃粥处，于钵内遥见五台山，法照亦不敢说，经两日，依前钵内再现，然后具说。其时众中有二老宿，曾到台山，(下残)。
伯三七九二号卷子说法照在11岁时出家。中国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根据此记载认为法照11岁之年为宝应元年(762)，法照是宝应元年出家的。[1]我认为法照11岁之年为至德元年(756)，法照是至德元年出家的。理由是法照始居衡山之年乃永泰元年，而永泰元年法照年20岁，那么法照的生年就应当是天宝五年(746)；法照天宝五年生，至德元年法照则为11岁。[2]伯三七九二号卷子虽记载了法照出家的年岁，但可惜文字简略，未言及法照出家的地方和出家的缘由。
上引伯三七九二号卷子说法照“至廿岁在衡州山寺居止”，但据中唐吕温和柳宗元文可知，法照在去衡州之前曾有过东吴和庐山参学之行，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云：
永泰中，有高僧法照者，起自东吴，求于庐阜，尊远公教迹，结西方道场。[3]
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并序》亦云：
初法照居庐山，由正定趣安乐国。[4]
吕温之文说法照早年曾参学过东吴即江南一带，然后因为慕东晋慧远莲社的教迹，便往庐山，并在庐山效法慧远，结西方道场。柳宗元文也说法照初居庐山，且在庐山修西方净业。据吕温和柳宗元文来看，法照在去南岳投师承远之前，于佛教诸多宗门之中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归趣，他选择了弥陀净土教，已是一个西方净土的信徒。
二、南岳投师承远
伯三七九二号卷子说法照“至廿岁在衡州山寺居止”，关于法照曾居止衡州之事，《宋高僧传》、《广清凉传》、《净土往生传》、《乐邦文类》、《佛祖统纪》、《庐山莲宗宝鉴》等文献皆有记载，但是这些记载都未言及法照去衡州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吕温和柳宗元文却对此言之较详。
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云：
永泰中，有高僧法照者，越自东吴，求于庐阜，尊远公教迹，结西方道场。入观积旬，至想傍达，见弥陀座下，有老比邱焉，启问何人，答曰：“南岳承远，愿告吾土，胜缘既结，真影来现。”照公退而惊慕，径涉衡峰，一披云外之尘，宛契定中之见。因缘昭晰，悲喜流涕，遂执抠衣 之敬，愿承入室之顾。[5]
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并序》对法照往衡州的因缘亦有言及，其文曰：初法照居庐山，由正定趣安乐国，见蒙恶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远也。”出而求之，肖焉，乃从而学，传教天下，由公之训。[6]
据《旧唐书》卷一三七《吕渭传附吕温》和同书卷一六一《柳宗元传》，元和初年吕温曾在衡州任刺史，柳宗元在永州任司马，他们所记之事当是从承远门人口耳相承的传说中掇录下来的，应当说有相当的可信性。
吕温和柳宗元皆记载法照之所以从庐山去南岳投师承远门下，是出于法照在定中睹见承远侧侍弥陀佛的灵异之因。我们撇开法照投师承远的灵异之说不谈，我想其投师承远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如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所说的“大师德因感著，道以证光，远近聆风，归依载路”[7]，由于承远弘化群生的德声远播，身居庐山的法照已有所听闻，再加上承远也专弘弥陀净土之教，与法照自己素所归信者正好契合，所以法照离开庐山，转而投师于声名正隆的承远名下。至于此中的灵异之说，这于法照来说并不足怪，因为他是一个屡感灵异之人，其所感灵异也许是定中的幻觉，也许是他为了抬高身价或增强信徒的信仰程度而编造的方便之说。关于法照去衡州的时间，吕温之文记载是在永泰中。永泰年号只施行了不足两年时间，而法照在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的四月就已在衡山创启五会念佛法门，那么，法照始达衡山就很可能是在永泰元年(765)。施萍婷先生认为“大约天宝十年(751)法照诞生”，“永泰中(765—766)由庐山赴南岳拜承远为师”。[8]按施萍婷先生的说法来推算，法照在赴南岳的永泰中，法照的年纪就是15岁或16岁。这显然与伯三七九二号卷子所云法照“至廿岁在衡州山寺居止”的说法是矛盾的。冢本善隆因为只注意到了吕温文中记载的法照赴南岳的永泰年中的时间，而未注意到伯三七九二号卷子记载的法照“至廿岁在衡州山寺居止”的材料，所以，未考得法照赴南岳时的年纪以及可循之推算出的法照的生年和享寿之数。我们结合吕温之文和伯三七九二号卷子两种材料，可以考得法照赴南岳时的年纪为20岁，时间大约是在永泰元年(765)。
三、于南岳创启五会念佛法门
法照是以五会念佛法门而享誉净土宗史的，而其五会念佛法门就创启于南岳居留期间。关于法照创启五会念佛法门的具体时间和因缘，中国的传世文献皆无明确的记载。但日本大谷大学所藏德川时代刊的法照《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和敦煌文书伯二○六六号《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却对法门的创启时间和因缘言之较详。前者云：
五会念佛，梁汉沙门法照，大历元年夏四月中起自南岳弥陀台般舟道场，依《无量寿经》作。[9]
后者所言则更详，其文曰：
照以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于南岳弥陀台广发弘愿，唯为菩提，为诸众生，……每夏九旬，常入般舟念佛道场。……至第二七日夜，独在此台东北道场内，……正念佛时，……忽见一道金桥从自面前，彻至西方极乐世界，须臾即至阿弥陀佛所，……阿弥陀佛欢喜微笑，告法照言：“……我有妙法无价珍宝，今付嘱汝，今将此法宝于阎浮提广行流布，普利天人无量众生……”……佛言：“有一无价梵音五会念佛法门，正兴彼浊恶世，今时末法，一切众生，机感相应。闻汝暂念，皆悉发心……”言讫，忽然还见身而在道场。睹斯境界，悲喜踊跃。
敦煌写本所言时间为永泰二年，永泰年号行至当年十月，十一月就改年号为大历，所以敦煌写本不仅仅与《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所言时间相合，而且从敦煌写本所用“永泰二年四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判定此段文字出于法照而非后人伪撰，因为如果是未亲身经历过大历元年(即永泰二年)的人，他是断难在如此细微方面伪撰得如此地道的。所以，法照创启五会念佛法门的时间应该是在大历元年四月，也即是他投师承远门下不久的第二年。
四、振锡五台山
据《宋高僧传》、《净土往生传》和《广清凉传》记载，法照于大历二年(767)在衡州云峰寺僧堂内食粥时，在粥钵中睹见他从未见到过的山寺等胜景，寻问同寺僧众，有曾到过五台山的嘉延、昙晖言法照所睹者乃五台山的胜景，于是法照萌生了振锡五台山之心，并于大历四年八月与同志数人离开衡山，次年四月五日到了五台山。
法照这次去五台山和数年前从庐山去衡山相似，也是出于感得灵异之因。我们姑置其灵异之因不谈，那么，法照为什么要急于离开衡山承远门下而去五台山呢?我想，这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净土宗的一个特点，净土宗反对那种独隐山林、自乐禅悦的兰若头陀行的小乘教门。从《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中的记载来看，初盛中唐时这种头陀行一直颇盛行。净土宗主张广为行化，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记载慧日亦尝教导承远云：“如来付受吾徒，用宏拯救。超然独善，岂曰能仁，俾依《无量寿经》。而修念佛三昧，树功德劫，以济群生。”这种思想无疑亦会由承远而影响及法照。法照说弥陀佛要他将五会念佛法门广行流布，普利天人(见前伯二○六六号卷子引文)，也正是此种思想的反映。其次，我们再来看法照启五会念法门的时间。他是在投师承远不久后就创启了此法门，而且此前他就已曾在庐山效法慧远而结西方道场，这些都说明法照在投师承远时早已在思想信仰上有了一个明确的选择和归向，他和承远的其他门人不同，他在思想和信仰上不仅比他们成熟，而且在修行法门上已卓有建树。正因为法照已启五会念佛法门而卓有建树，再加上承远净土教门本来主张广行弘化，所以，法照为遂其普度众生的大乘之志，是不欲久居承远门下，而是想去自辟天地的。在衡州时他就已开始了弘化之行，他并未仅居衡山弥陀寺，他也曾驻锡衡州湖东寺和云峰寺启五会道场。如《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尼悟性第二十五”条云：“尼悟性，洛阳人，于衡州遇照梨，发愿念佛万遍。”此尼悟性之归向净土教即是他在衡州行化的证明。法照之去五台山，不过是他在衡州行化的空间距离上更远一点的延伸而已，而且，由于这种行为与其师承远的思想相契合，也一定是得到承远的首肯和支持的。
最后，我们来看法照为什么又选择五台山为第一个弘法之地呢?我想这很可能和隋唐时盛行的五台山信仰有关系。五台山又称为清凉山，《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九《菩萨住处品》云：“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后来中国僧众认为佛经中的清凉山就是五台山，如《广清凉传》卷上“清凉山得名所因”条云：“按《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冬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由于五台山住着文殊菩萨，所以常有僧人感见文殊示现的灵异之事。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云：“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于荣利，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力，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可见，在中古佛教诸名山中，五台山是以示现等感通灵异之事多出而著名的。如《续高僧传》卷二十《唐蔚州五台山释昙韵传》云：“五台山者，即《华严经》清凉山也，世传文殊师利常所住处。古来诸僧，多入祈请，有感见者，具蒙示教。”同书卷二七《唐代州五台山释明隐传》云：“五台山者，斯为神圣所憩，……前后遇圣多于此地。”这类感见文殊示现的灵异之事，《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都颇记了一些。另外，在敦煌文书中，歌咏五台山灵异或胜景的《五台山赞》一类的歌辞不仅有多种，而且每一种的写本数量也不少。这些都说明在唐代五台山信仰是非常盛行的。而法照之去五台山，很可能是欲借五台山的灵异示现之说以自重。本来法照的五会念佛法门就有一个弥陀佛亲授的神圣光环辉罩其上，现在他去五台山，大概是欲借重五台山文殊师利的示现，来进一步肯定和增强其念佛法门的正宗法统性和权威性，最终达到普发群生之胜心而广延信众，同归净土念佛法门的目的。据《宋高僧传》、《广清凉传》等文献记载来看，我们的推测是大体上不误的。如《广清凉传》言法照在五台山睹见文殊和普贤示现，文殊告法照曰：
汝以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多现(甚)深禅定，乃至诸佛成无上觉，皆从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诸法之王。汝等应当常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17]
法照对文殊印可念佛法门及其它几次感见的灵异之事，是不甘秘而不宣的，《广清凉寺》说法照将此类灵异之事或“立石题记，今犹在焉”，或“录一一示众”，或“书之精舍屋壁”[18]。法照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广清凉传》所说的“普使见闻，同发胜心，共期佛果”[19]的目的，其欲借文殊示现以自高自重之心，是非常明显的。
五、五台山建造竹林寺
法照在五台山期间除了广延信众，弘扬念佛法门之外，还做了一件颇大的事情，就是他根据感见的境界建造了著名的竹林寺。关于建造竹林寺的缘由，《宋高僧传》等说是因为法照于大历二年在衡州云峰寺粥钵内睹见有额题为“大圣竹林寺”的佛寺，大历五年到五台山后又于定中亲游竹林寺，遂萌生了实际建造一区竹林寺之心。这又是一个灵异性动机。我想法照之所以要建造竹林寺，可能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弘扬净土念佛教，他需要一个作为弘教的根据地的寺院。我们知道，唐代的佛教宗派林立，宗派之间时有互相诋讦的情况。而唐代的寺院在宗派上大多是有其主要的宗派归属的，当一个外来的游方客僧要在某个寺院弘传与此寺院所属宗派教旨相异的法门时，无疑是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的。净土教作为信仰性特强的宗派，虽然甚得诸如天台宗等宗派的共同扶持，但在法门上也有与禅宗等宗派的对立之处。法照在五台山也仅是一个游方客僧而已，他在五台山弘传五会念佛法门，虽其法门有弥陀亲授、文殊印可的灵异神光的庇护，但作为一个客僧，他也难免被排挤的遭际。伯二一三○号卷子言法照“行往台山，住经半月已来，随喜顶礼，诸老宿并不放坐，便下五台县山寺安居”，五台山的尊宿们不允许法照在五台山寺院中居住，法照不得已去了五台县的山寺居止住，伯二一三○号卷子的记载正说明了法照在五台山各寺院被排挤的遭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法照欲建竹林寺，恐怕最现实的原因还是为了弘教少受阻碍且有一区专弘净土教门的法宇。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五月二日”条说竹林寺“此寺不属五台”[20]，虽其语义不甚分明，但亦可从中窥出竹林寺与五台山其它寺院的些许微妙关系来，大概是法照被五台山的尊宿们排挤，就连他建造的寺院也被排挤在五台山十寺僧长制的管辖之外了[21]。
那么，竹林寺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净土往生传》、《佛祖统纪》、《庐山莲宗宝鉴》记载法照在竹林寺建造云毕后几日即示寂于大历七年，依其说，则竹林寺就建于大历七年。《广清凉传》之说又不同，其文曰：“大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与小师等八人，于东台同见白光十余现，……其后法照大师乃度华严寺南一十五里，当中台中麓下，依所逢大圣化寺式，特建一寺，仍以竹林题号焉。”[22]拙文《法照生卒、籍贯新考》已考订认为法照示寂于大历七年之说是不确的，则其示寂前建寺的说法也是子虚乌有之事了，更何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五月二日”条云：“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库院、花严院、法花院、阁院、佛殿院。”[23]可见竹林寺规模不小，以法照之力要在大历五年至七年这短短的三年内建造如此规模的寺院，也是绝难想象之事。所以，我认为还是《广清凉传》所持大历十二年后之说要可能性大些，因为即使法照可能在大历五年睹圣境后就发心造寺，但他要遂其愿，则必先四处化募足够的资财才行，而要化募足够的资财，则非经一定年岁的努力不可。所以竹林寺建造的上限时间，我们可以定为大历十二年。至于其下限时间，我们亦可假文献考之。《广清凉传》卷中“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条云：
德宗皇帝贞元年中有护军中尉国公扶风窦公，施敕赐三原县庄租赋之利，每皇帝诞圣之日，于五台山十寺普通兰若设万僧供。命司兵参军王士詹，撰述刻石记纪颂，其词略曰：“弥陀居西国，照师宗焉，……竹林精刹，应现施工。……”[24]
这个窦公是谁呢?《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传》云：“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25]又《宋高僧传》卷二四《唐京师千福寺楚金传》有言云：“至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开府国公窦文场”[26]，据此可知此窦公即德宗朝权振天下的宦官窦文场。窦文场在贞元十四年致仕，那么他命其司兵参军王士詹撰述的事则必在贞元十二年至十四年之间，而从王士詹之文来看，其时竹林寺已建成并已在万僧供记中述其建寺之由来和经过。可见，竹林寺应该是在大历十二年至贞元十二年左右的20年之间建成的。
六、行化太原和长安
根据文献的片言只语，我们知道法照在五台山得睹文殊示现并印可其念佛法门以后，就往返于五台山、太原和长安一带，开始了他的弘教之行。敦煌文书伯二四八三号《西方十五愿赞》后有一段歌辞，叙述了法照由五台山而太原，由太原而长安的行踪，歌辞云：“和尚法照非凡僧，救度众生普皆同。……一自发心礼圣迹，台中亲见文殊宗(踪)。传法真言劝念佛，太原一路至京来。”《西方十五愿赞》虽言及法照的行踪，但所言太简略，伯二一三○号卷子则言之较详，其文曰：
行住台山，住经半月已来，随喜顶礼，诸老宿并不放坐，便下五台县山寺安居。是时太原地界所由告节度使□□□延入太原城内居住。其年有敕天下置般舟道场，诸□□□申状于节度使，请法照和尚为道场主守，频词说不从。□道场，思惟修习，即作念佛法事并作般舟梵。未经旬日即有数千人誓为法照念佛弟子，各请愿闻，终身修行。于太原一住十有七年，□贞元元年节度使马遂(燧)入太原，奉敕知昨贞元四年正月廿四日延入京中。现今敕自宸朝供养，劝化众生，至今见存，并劝一切四众并弃安□，相劝念佛，来世极乐为期耳。
这段文字恐有脱讹，所以有的地方较费解，但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从此材料中我们可以明白以下几点：1这段文字写于贞元四年以后，而且其时法照犹在世，尚被供养于京中。据此可知此材料的可靠性是很大的。2法照之所以未定居五台山是因为被五台山尊宿排挤的缘故。3大历五年法照被节度使请入太原且作了般舟道场的主守。4法照在太原住了17年。5法照由马燧举荐，于贞元四年被德宗请入京中。
关于法照去长安的时间，伯二一三○号卷子记载是在德宗贞元四年，但也有与此相异的记载。如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云：“大历末，门人法照辞谒五台，北辕有声，承诏入觐，坛场内殿，领袖京邑。”[27]吕温说法照入京是在大历末年。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并序》云：“在代宗时，有僧法照为国师。”[28]既然法照为代宗时国师，当亦在代宗时入的长安。又《佛祖统纪》卷二六《国师法照传》云：“师于并州行五会教化人念佛，代宗于长安宫中常闻东北方有念佛声，遣使寻之，至于太原，果见师劝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宫人念佛，亦及五会。”[29]《往生集》也持此说。
法照入长安之代宗时说和德宗时说，究竟孰是孰非呢?我认为，虽然伯二一三○号卷子说法照“于太原一住十有七年”，好象法照从大历五年至贞元四年这17年间一直未离开过太原，但实际上，法照其间是离开太原而去过长安的。这不仅有以上所揭吕温、柳宗元文等为证，而且敦煌文书中也有更有力的证据可说明之。伯二九六三号《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下有云：“上来依诸圣教略述赞扬五会法事轨仪，以为三卷。……时大历九年冬十月，于北京龙兴寺，再述净土念诵观门。”北京即是太原，法照此《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是他在大历九年于太原第二次所述。而在其卷中的写本伯二○六六号中又有言曰：“普劝现在未来诸众等，上都南岳念诵音旨，虽有稍殊，而根本体同。”此处之“上都”音旨，当系指异于三卷本的一卷本《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因为一卷本就正题作“南岳沙门法照于上都章敬寺净土院述”[30]。既然法照大历九年在太原撰述的三卷本中已经提及在上都长安所撰的一卷本，那么说明在大历九年以前，法照已经去过长安了。
综合伯二一三○号卷子和吕温、柳宗元文等文献材料来看，我们推测情况可能是这样的：法照在贞元四年以前，就被代宗迎请而入过长安，但他并未定居长安，而是往返于五台山、太原、长安一带，一方面弘传念佛法门，一方面为建造竹林寺化募资财，并且，此期间他是以太原为中心根据地的。大历九年他在太原，该年所撰《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中又有文字表明他此前到过长安，大历十二年他又出现在五台山(见前引文)，这些都说明他在贞元四年以前是往返活动于五台山、太原和长安一带的。大概是贞元四年以后即他再次又被德宗迎请入京以后，才开始较固定地居于长安而不是以太原为活动的中心根据地了，所以伯二一三○号卷子就其贞元四年以前主要的居留地是太原而言，认为贞元四年以前的17年法照都住于太原。
七、驻锡长安章敬寺及示寂
《佛祖统纪》卷二六《国师法照传》说法照被代宗迎入宫中教宫人念佛(见前引文)，《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又表明该文是法照“于上都章敬寺净土院述”的，我想，大概是法照在宫内道场教了一段时间的念佛法门后，就出宫而住于章敬寺了。而法照之驻锡章敬寺且蒙赐国师之号，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所受礼待的优渥。《唐会要》卷四八“寺”云：“章敬寺通化门外，大历二年七月十九日内侍鱼朝恩请以城东庄为章敬皇后立为寺，因拆哥舒翰宅，及曲江百司看屋及观风楼造焉。”[31]《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二年七月”条云：“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32]章敬寺乃鱼朝恩献其庄为死后被追尊为章敬皇后的代宗生母吴氏追冥福所建之寺。又《宋高僧传》卷十《唐雍京章敬寺怀晖传》云：“元和三年宪宗诏入于章敬寺毗卢遮那院安置，则大历中敕应天下名僧大德三学通赡者并丛萃其中，属诞辰，多于此修斋度僧焉。”[33]我们从上引三条材料可以看出章敬寺与代宗的特殊关系。法照出内道场而入住新建的章敬寺，也许是出于代宗的敕命，因为净土宗主倡死后往生西方净土的信仰，而章敬寺是为代宗亡母荐福而建，所以，从这层关系去看，让净土教大师法照去住章敬寺，可能隐含了代宗欲以法照念佛法门为亡母荐福的因素。
法照在章敬寺弘传念佛教门，而章敬寺在中晚唐似乎也以念佛教而著称。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元年二月八日”条云：“又敕令章敬寺镜霜法师于诸寺传阿弥陀净土念佛教。廿三日起首至廿五日于此资圣寺传念佛教。又巡诸寺，每寺三日。每日巡轮不绝。”[34]章敬寺在晚唐时必定是因为以念佛教而著称，所以武宗才会敕令章敬寺镜霜巡诸寺传念佛教。又会昌元年(841)距我们考订的法照寂年开成三年(838)不过3年，那么，镜霜很可能就是法照的弟子。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还著录有章敬寺沙门弘素之《念佛赞》一卷，这位弘素大概也是亲炙法照教门德风的弟子。又《龙舒增广净土文》卷五“唐长安李知遥”条云：“知遥善净土教五会念佛，为众师范。”[35]此李知遥善五会念佛，虽我们不知他受于何师，但从其归向上我们亦可见法照的弘化长安众生之功。从以上点滴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法照在以章敬寺为中心的长安弘化，的确是卓有成效，影响甚大的。
关于法照之示寂时间，拙文《法照生卒、籍贯新考》认为当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说，以作开成三年为近是，兹略而不论。那么，法照之示寂地又是在何处呢?我想他可能示寂于长安。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八云：“唐章敬寺照和尚塔铭，僧镜霜述并书，大中十三年，京兆金石录。”[36]照乃法照之误，因为宋佚名《宝刻类编》卷八云：“镜霜，章敬寺法照和尚塔铭，述并书，大中十二年，京兆。”[37]二者虽有大中十三年与十二年之异，但前者之照显然是法照之误。塔铭的作者镜霜，上文已提及，他应该是法照的弟子。《宝刻类编》和《宝刻丛编》皆言此塔铭录自《京兆金石录》，那么可知法照的灵塔在京兆，也即长安一带，法照的灵塔既然在长安一带，则法照的示寂之地很可能也就是在长安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五月一日”条云：“曾有法照和尚于此堂念佛，有敕谥为大悟和上。”[38]民国二十六年重修《洋县志》卷五《艺文志上》录有北宋进士闵文叔为其乡先贤法照所撰的碑文，题名为《念佛岩大悟禅师碑记》，[39]可见法照在长安示寂后，还被文宗敕谥为大悟和尚，所受的政治礼待是相当优渥的。
八、结语
根据以上考述，我们来简单勾勒一下法照的生平事迹。
法照俗姓张，是陕西汉中洋县大氵党里人，生于天宝五年，卒于开成三年，享寿93岁。至德元年法照11岁，此年出家。早年他曾游学东吴和庐山，并已是弥陀净土信仰者。永泰中法照投师南岳承远门下，大历元年在南岳创启五会念佛法门。大历四年离开南岳，大历五年到五台山，尔后不久去太原。贞元四年以前的17年间，法照以太原为中心，往返于五台山、太原和长安之间，大历九年前曾被代宗迎请入过长安禁中，后出住长安章敬寺，大历九年在太原，大历十二年又在五台山。大历十二年至贞元十二年约20年间建造五台山竹林寺。贞元四年由马燧举荐被德宗迎入长安。晚年的法照可能定居于长安章敬寺，并最终示寂于长安，敕谥大悟和尚。
注释：
[1][8]施萍婷《法照与敦煌文学》，见《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2]详见拙文《法照生卒、籍贯新考》。
[3][5][7][10][27]《全唐文》卷六三○，第三册第2815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微缩影印本。
[4][6][28]《全唐文》卷五八七，第三册第2628页下。
[9]《大正藏》第47册，第476页上。
[11]《大正藏》第51册，第106页下。
[12]《大正藏》第9册，第590页上。
[13]《大正藏》第51册，第1104页上。
[14]《全唐文》卷六一○，第三册第2730页下、第2781页上。
[15]《高僧传合集》第272页上。
[16]《高僧传合集》第341页上。
[17]《大正藏》第51册，第1114页。
[18][19]同上第1115页。
[20][23]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27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参见冢本善隆《唐中期之净土教》第178页，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
[21]《大正藏》第51册，第1115页下。
[22] 《大正藏》第51册，第1116页上。
[25]《二十五史》第5册，第4051页第1栏，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微缩影印本。
[26]《宋高僧传》下册第619页，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29] 《大正藏》第49册，第264页上。
[30]《大正藏》第47册，第474页下。
[31]《唐会要》上册，第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
[32]《资治通鉴》下册，第15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33]《宋高僧传》上册第227页。
[3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373页。
[35]《大正藏》第47册，第268页上。
[3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第340页。
[3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页，第704页。
[38]《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269页。
[39]《洋县志》卷五，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33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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