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古籍文献——处在文史哲不分的樊篱之中

2014/9/8    热度：369   

古典著作中，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往往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敦煌古藏文史料、吐蕃时期的碑文、《柱下遗教》、《巴协》、《五部遗教》、《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都具有这一特点。

藏族的历史著作兴起于７—９世纪的吐蕃时期，大多数为敦煌古藏文史料。包括“编年大事记”、“赞普传略”、“历代大相记”、“王室赞普世系”、“小邦邦主及其家臣”、“论·钦陵与唐将论战记”等。还有一部分碑文如唐蕃会盟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噶迥寺建寺碑等。此时的作品大都没有署名，文字质朴简约，是藏族文学史上较早的历史文学作品，其中的“赞普传略”（包括聂赤赞普传略、止贡赞普传略、松赞干布传略、纳日伦赞传略、墀都松与墀德祖墀传略等）与以后的传记比较，具有以人物为经，以事迹、史实为纬的史传特点。这些传略记述了祖国青藏高原从分散、独立的部落邦国融合统一的过程，赞颂了在统一过程中建立功绩的英雄人物，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以及部落邦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自吐蕃王朝崩溃直到１３世纪前后，藏族文学史上又产生了一批历史文学作品，多以“伏藏”的面目问世。“伏藏”是吐蕃时期的先辈写好后埋藏起来，到１３世纪前后，才被发掘出来的典籍。这些发掘者被称为即掘藏师。其中著名的作品有：《玛尼全集》、《柱下遗教》、《花生遗教》等。这些历史文学著作记载了１２、１３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没有作者的署名，多记有“某某人从某处发现”等。历史文学作品，除继承吐蕃时期史传文学的传统外，还受到印度佛教及其经典著述的影响。多以叙述佛教传入藏区的过程为主线，重点突出提倡和推行佛教的领袖人物以及对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上层僧侣。这些著作还形成了一种模式：先讲述宇宙的形成（佛教宇宙观），再讲述印度先王、释迦牟尼家族世系以及释迦牟尼创建佛教，然后依次记述藏族族源、藏族古代诸赞普（王）、吐蕃王朝兴佛灭本的经过、蒙古诸王史、中原王朝史等。１３世纪以后，开始出现署名的历史文学作品，如喇嘛丹巴·索南坚赞（１３１２—１３７５）的《西藏王统记》，巴俄·祖拉陈哇（１５０４—１５６６）的《贤者喜宴》，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１６１７—１６８２）的《西藏王臣记》等。这些著作除保持了传统的模式外，还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在藏族文献中还有不少的历史、佛教史和家族世系史著作。著名的有布敦·仁钦珠（１２９０—１３６４）的《布敦佛教史》、蔡巴·贡噶多吉（１３０９—１３６４）的《红史》、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著名译师旋努贝（１３９２—１４８１）的《青史》、班钦·索朗扎巴（１４７８—１５５４）的《新红史》、根敦群培（１９０３—１９５１）的《白史》等。《萨迦世系史》和《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等也是历史文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