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研究员）

　　一、徐梵澄的学术贡献

　　徐梵澄先生（1909.10－2000.3），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其实，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艺术鉴赏与评论家；他不仅通晓国学各脉，而且对中、西、印三大文化圈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深湛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的意义上，他是一个纯粹的士子；在现代的意义上，他又是一位有着良好修养和深厚学养的全才型的人文知识份子。

　　1984年，由他翻译的印度古今韦檀多学之经典《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出版。时有学人称梵澄“契接玄奘”，说他以一人之力“又重新架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2006年，16卷《徐梵澄文集》出版，又有学者认为他是“鸠摩罗什遥追”。理由是，就翻译规模而言，玄奘的贡献当然大于鸠摩罗什，但是，就精神谱系而言，鸠摩罗什着力所传的般若系经典，与中国传统发生了真正富有成果的对话与融合。我在这里想发挥的想法是：若从知识性的译事工作上来讲，前一说法是正确的；精神性的建设工作上来看，后一说法亦也不错。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五十奥义书》拟再版，时有编辑写了一篇“前言”，说此书是“东方文化的瑰宝”。梵澄先生看后说“我一贯反对将文化分成东方的、西方的，都是世界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奥义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并提笔将这话改为“凡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必再分国内、国外，东方、西方，都应加以借鉴、吸收，为我所用。”其实，他于1952年，在《薄伽梵歌》序中就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放眼世界，多眺望西方，乃瞠乎欧西后尘。而中印之学术参证，文化交流，亦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路途。1973年，他在《玄理参同》序言中说：“世界五大文明系统，今余其三，三者各自有深厚的精神哲学。……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其盛、衰、起、伏，实与各国家、民族之盛、衰、起、伏息息相关。”因为，“学术生命实与民族生命同其盛衰，互为因果”。徐先生的深意在于，通过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比勘、创通，构建“心同”“理同”的人类平等对话的思想学术形态，即精神哲学。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徐先生的学术贡献大致有四个方面：

　　1、受鲁迅之嘱有规模的翻译尼采。包括《朝霞》、《快乐的知识》、《苏鲁支语录》、《尼采自传》和《人间的、太人间的》节译。

　　2、系统地翻译古今韦檀多学一系经典。古典有：《薄伽梵歌》、《迦里大萨》、《五十奥义书》等；今典有：《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社会进化论》、《瑜伽论》、《母亲的话》等。此外，佛学翻译有：《安慧<三十唯识>疏释》（1947）、《因明蠡勺论》（1952）、《摄真言义释》（晚年）等。

　　3、以英文著述中国传统菁华介绍于西方和世界。有：《小学菁华》（1976）、《孔学古微》（1963）、《周子通书》（1978）、《肇论》（1987）、《唯识菁华》（1990）、《易大传——新儒家入门》（1995）。

　　4、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重新阐释中国古典如《老子臆解》；并以图确立吾华精神哲学，如《陆王学述》。

　　二、徐梵澄生平事略

　　徐梵澄，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190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

　　长沙东乡徐氏大族，世业农，族中多读书人，多工书法。顾于清末仕宦皆不甚显达。

　　澄父除料理耕读外，在长沙经营丝绸业，又与人合伙在上海开“中美一”湘绣馆。此外，在家乡办“乐群小学”，“仁济”中医院，女子刺绣班，以扶助贫困之戚族。

　　澄父教子甚严，家中延请名师启蒙，其塾师乃近代大学者王闿运（号湘绮）之高足，宗师汉魏六朝古文。并因家传，习书、画、篆刻。之后，他被送入新式小学，再后，又入教会办的雅礼中学。澄父独钟于医学，又让季子考入湘雅医学院。但此时的梵澄，已谋自立，值北伐战争高潮，他弃医从文，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国共合作失败以后，他又离开武汉考入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

　　1928年5月15日，鲁迅到江湾的实验中学作讲演，题目是《老而不死论》。久慕鲁迅的梵澄闻讯赶到，终于一睹先生之风采。据陈望道回忆：“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每当讲到得意处，他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演讲结束，梵澄当日整理好笔记，寄出。第二天，鲁迅在日记上写下：“晚得徐诗荃信”。1928年6月22日，受鲁迅之邀，梵澄登门拜访。7月13日，梵澄把自己对复旦大学的感想，写成文章《谈谈复旦大学》，化名冯珧并投给鲁迅，鲁迅登之于自己主编的《语丝》。因梵澄例数了学校管理之种种阴暗面，引发了当局的不满，故尔鲁迅受到了一些诬蔑性的攻击。但鲁迅不以为意，每天仍工作不休。然而梵澄却难以安身了，有人挖空心思地找碴，他本人又无变通手段，唯一的出路，走为上计，出国留学去。1929年8月20日，《鲁迅日记》载：“下午诗荃赴德来别”。

　　梵澄在德国，先就读于柏林大学，后研习于海德堡大学，专攻艺术史，并兼习版画技艺。此期间，他为鲁迅搜求欧西版画。1930至1931年，他把自刻版画《鲁迅像》、《高尔基像》、《雾与热》、《罐梨》、《圣诞老人》、《风景》共六枚寄给鲁迅。因创作时间在前，故有人称徐为“中国现代新兴版画第一人”。在那里，他又结识了冯至、朱偰、陈康、蒋复璁、滕固、梁宗岱、朱自清、姚从吾、贺麟诸友，时有聚首，多有唱酬。

　　这时候的梵澄用了很多的时间钻到图书馆去学梵文、读佛经。见1931年五月末写与鲁迅四言诗，尾句有：“曰惟后死，我无令人，长惭高标，永傍沙门。”当时国内正值动乱之际，硝烟延及长沙，切断了梵澄的经济来源，“寥落一身，濒于九死”的处境，使他愤慨，写信与鲁迅表示：“”入世”则当革命，虽摩顶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而为之，否则，不如”出家””。鲁迅告诉他：“……捐生喋血，固亦大地之块，足使沉滞的人间，活跃一下，但使旁观者于悒，却是大缺点。……我常劝青年人要稍自足春华，盖此也。”梵澄说：“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处对我的一个重要指点”。正如范仲淹警之于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从此，梵澄坚定目标，脚踏实地地走上了一条平淡冲和、潜心问学的致思之路。

　　梵澄说他年轻时有点像广东话所谓的“大乡里”，是一个只知道并好夸说自己家乡的伧人，不知天下之大：“我说我们湖南的山水，如潇湘八景之类，真是好哪！是自古有名。而绍兴……没什么吧！”鲁迅说：“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也有些好风景！”其实鲁迅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甚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对于梵澄的诗作，鲁迅颇有评价：

　　兄诗甚佳，比前有进，想是学汉魏，于渊明却不像。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必再阅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几于渊明有些像了……

　　梵澄与鲁迅的交往，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对德哲尼采的翻译。梵澄之译，先从《尼采自传》入手，1933年7月14日，鲁迅得稿，非常高兴，他推荐给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并介绍译者，说梵澄既有旧学功底，又明通德文。可是当时梵澄“行踪甚秘”，不便联系，于是鲁迅包揽了校对和提供尼采像等工作。1935年5月上旬，第一本由德文译出的尼采专著出版。许广平曾借用鲁迅的话说：“他（梵澄）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并说他当时是一位向上而纯洁的青年，所以深得鲁迅的赏识，认是可造之材，所以“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其私”。

　　1938年“八一三”战事，上海沦陷。梵澄回到故乡。其前政府为阻日寇，自焚长沙，梵澄之老屋丰裕堂也成为一片灰烬。尤为痛心的是，鲁迅给梵澄的四、五十封信，连同好友冯至存放的书籍，及家中所有的藏书和字画，全部化为乌有。梵澄随母亲到了乡下，除了助母料理家事外，还教侄辈读书、下棋，独处时，背诵一部法文字典。1939年，国立艺专由湖南沅陵迁至云南晋宁，他应校长——留德好友滕固之邀，前去就职，教授西洋美术史。后学校迁回重庆，随滕固离校，并受蒋复璁之邀，入中央图书馆任编纂，掌《图书月刊》，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4年3月，随好友朱偰（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卖事业司司长）之邀，视察黔、桂，中途因不慎跌伤手臂，养伤数月，后至昆明冯至处，1945年1月返回重庆，遂不再就职，逞报告于教育部，要求赴印参加文化交流。其间蒋复骢为他两次荐职，都被他谢绝，并言“非简职不就”。同年8月1日，报告批复。11月乘军用飞机赴印，时有郭沫若、郑振铎机场相送，挥手间笑嘱：“要取真经回来！”

　　梵澄就教于印度泰戈尔大学，尝讲欧阳竟无唯识学思想。1947年，他参以魏、陈、唐三译本，从梵文译出《安慧〈三十唯识〉疏释》；1949年，他又编辑了一本汉梵字典，名曰：天竺字原（佚失）。1949年，国民政府撤走台湾，海峡两岸遂成对峙之局。国际大学的中国学者纷纷离开印度，此时的梵澄月薪从三百卢比一下降至五十卢比，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加之他同情印度的独立运动，所以颇遭排挤和冷遇。幸有朋友帮忙，才苦苦捱过。1950年，他决定离开大学，前往名城贝那尼斯重修梵文，因为他觉得以前的学习不太对路，必须用印度人的土办法学习一遍。他后来回忆，说：“学得苦呀！每日半天，死记硬背，跟小时候读经书一样，靠熟读，背诵，然后再理解。这样一年下来，我才运用自如。”其间他着手翻译婆罗门教——印度教之“圣经”，《薄伽梵歌》。因学研甚勤又生计多艰，故稿之译成，遂大病一场，时有“抵死孤呻弥海角，填膺灵气拂云端”之诗句，又有“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也”之慨叹。

　　1951年，梵澄前往南印度之琫地舍里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对于阿罗频多的“超心思”哲学，梵澄心仪已久，惜乎阿罗频多已于头年（1950）去世。阿氏为印度传统思想韦檀多学之集大成者，他采挹全部印度古代学术，去其糟粕，取其菁华，重新熔冶，自铸伟词，煌煌乎成其“大全瑜伽”之学。他极力倡导《薄伽梵歌》行业瑜伽之精神，一扫悲观主义之千年的笼罩，把印度民族的精神企向转引到一正极的光明的轨道之上。故阿氏思想，实为其民族未来光大复兴的旗帜，从而受到该民族人民的崇敬和热爱，同时也赢得了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钦慕和仰重。

　　到了室利阿罗频多学院，接待他的是另一位精神导师，法国院母密那氏（MIRA）（1878－1973）。密那氏出生于一贵族家庭，其兄为阿尔及利亚总督。院母自小即倾向精神哲学，凡希腊、埃及以至近东的玄秘学术，皆所留心，游历所至，总是访问当地玄秘学界著名人物。一度想访中国，正值北洋军阀执政，社会动乱，未果其行。往日本时，途经琫地舍里，遇阿罗频多，两人论学甚契。之后返回巴黎，变卖房产，具备款项，乘轮赴印，于1914年3月29日登岸，从此开启了六十年的伟大的精神事业。阿罗频多说：“这阿施蓝（修院）是她一手所创办的。不是旁人给他的，也没有人能从她手里夺去。”她把阿罗频多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并自著《母亲的话》若干集，甘地读之尝言：此乃滴滴甘露也。她一手把一规模不大的“阿施蓝”，建设成为一世人瞩目的“阿罗新城”。

　　当时印度人对梵澄多有排挤，因为入院的人要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梵澄一无所有，无可奉献。他们就觉得这么一位中国人是来占便宜的，故意问梵澄打算做什么？梵澄说：翻译《神圣人生论》，于是他们无话可说了。但是翻了有什么用？谁给出版？母亲当即决定从香港购中文铅字，并把修院最好的一幢象宫殿一样的房子拨给梵澄，共十几间，一半做排字间，一半供藏书写作并宿用。她又从香港以高薪聘来技术娴熟的工友，为梵澄服务。母亲从未忘记梵澄的生日，也未忘记他抽烟的嗜好，每月多给他二十卢比购买烟草，这是学院的特例。母亲还知道他擅长书法与丹青，派人送来自己珍藏的上好的纸、墨、笔、砚，都是极品。梵澄说：“母亲待我太好了。我如常发奋地教学，译著，把印度的精神哲学经典介绍给中国，也把中国的经典介绍给世界。”

　　1957年，学院出版他译出的《薄伽梵歌》等。这几本书由先生好友晓云法师带到香港，赠给唐君毅先生，唐先生回信云：“二十年前友人杨阴谓兄即为弟道及先生，并为介尊译尼采之书。比来港后又由游云山（晓云）居士处知渠与先生共在阿罗频多修道院共学修道之情况。久慕高风，惟惜无缘晤教为憾耳！……日来匆匆，惟拜读尊译《薄伽梵歌》译序一篇。先生平章华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执，感佩何似！弟在其年亦尝有志于道，唯皆在世间知解范围中逞臆揣测，旧习殊难自拔。视先生之栖神玄远，又不禁之愧悚。”

　　至六十年代，梵澄又启动了一项大的计划，即向彼国和西方介绍我国之传统学术。欲知中国，先识汉字，梵澄动手编辑了也许是中国第一部之汉英字典，名曰：小学菁华。梵澄所制字典，颇有趣味，非常方便于外国友人阅读与书写。一个汉字，给出三种字体：仿宋、篆字、小楷；然后是旧式中文拼音；英文对应字；下一行，给出篆字不同的写法，比如“子”字，就有七种之多。篆字与小楷，皆出于梵澄手笔。大约是先临摹下字型，然后用刀再刻之于木板，乃第一道工序。他本是书家，在德国又习版画，这活计可谓得心应手。在那鲜活的字里行间，跃跃跳动着他那颗赤子之心和文化担待之使命感。他这样说道：

　　在中国，人们阅读两千年前的书籍与阅读今天的书籍是一样的。而在欧洲，……必须求助于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获取中世纪的知识，人们必须借助于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英语，或高地或低地的德语，除了现代英语和新高地德语之外，所有这些语言都必须专门学习。

　　根据过去的发展来判断，基于一种文字之形体的语言，延续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个不断向前行驶的舟楫所传送的牢靠的知识——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可以是人类的最伟大的保护者。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要赢回我们昼夜流逝的朋友——时间。

　　之后，梵澄又用英文写出了《孔学古微》、《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后二书回国以后出版）。他要让西方人分别了解：第一，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第二，新儒家的重新创生；第三，佛教如何通过道家思想植根于中土；第四，由玄奘取回的经典是怎样被更加丰富与完善的。

　　1973年，徐先生译释的《玄理参同》出版。在与古希腊、古印度思想菁华进行比勘之后，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检讨：

　　1.古之“礼”，在孔子以前，以近代眼光看，双包宗教与哲学。许多仪文，至今只合在宗教中摄。

　　2.子思出而儒学有独立之哲学倾向。曾子之儒学传，下至孟子，儒家哲学卓然确立。而宗教精神亦犹未失。于荀子见一别枝而终场。

　　3.墨子之宗教精神偏胜。而宗教仪法大被其非难。

　　4.惠子、公龙子等皆纯思辨哲学，与希腊哲学——智论师或游士派同。

　　5.老庄出而清谈起，哲理胜，宗教精神衰。

　　6.佛法入，虽本原非宗教亦非哲学（如晚近欧阳大师辨之甚明），而二者之精神并存。

　　7. 道教兴，斋醮盛，天书起，而其哲学衰。

　　8. 禅宗盛而宗教与哲学双泯。

　　9. 陆、王出而二者之精神合。朱子亦然。宋、明理学俱有恢复古“礼”之倾向。

　　10. 近代中国无似古西洋之哲学，亦无似今印度之宗教。无其利亦无其害。

　　11. 目前为俱收并蓄时代，一皆取之域外。

　　12. 将来似可望“精神道”之大发扬，二者双超。

　　印度羁留，三十三年；对于自己的工作，他有这样的概叹：

　　缘当年入道之始，志切求真，未计身家，情同出世。桑三宿而无恋，瓢一累而犹多。遂以半生精力，尽萃于斯。

　　徐先生于1978年底取道香港回国，1979年初定居北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可谓“落叶归根”了。1992、1993年，他的两位老朋友贺麟和冯至先生先后辞世。2000年3月6日9时30分，徐先生因患肺炎病逝于协和医院。在晚年，他尝想以文言文对翻《圣经》、《古兰经》，未行；曾计划关注与研究湘学，未果；着手翻译梵文之《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未竟。

　　三、徐梵澄的治学成就与核心思想

　　徐梵澄先生所治为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是关于“心灵”与“性灵”的学问，主旨在于变化气质，并终期转化社会与人生。徐先生在《玄理参同》的序言中说：“通常说精神哲学，总是与物质科学对举；但从纯粹精神哲学立场说，不是精神与物质二元；而是精神将物质包举，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且超出思智以上。”精神哲学属于内学，内学首重证悟。悟入精神真理的某一方面，往往为思智、语文所不及。这真理原是由内中修为省悟而得，可以说凡人自知或不自知，皆多多少少生活于此真理中，而人人皆禀赋有此灵、此心、此性、此情、此体、此气，中西古今不异。

　　“精神”二字，在韦檀多学的表述中，称之为“宇宙知觉性”，或曰之为“力”。此“力”指“生命气息”或“生命力”，非属物理或物质能力，为一纯粹能力，为因，不为果。此“知觉性”或“力”，彻上彻下充满宇宙，或充满七层境界；七条原则，七道水流，即物质、生命、心思、超心思和真、智、乐。前者动性大梵和后者静性大梵。即体即用，动静往复，乃成“知觉性”或“力”之运动，成“精神”。

　　我国古人先讲到“神”，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然此“神”是动词，不是名词。苏轼曾讨论这个问题，结论为“精出为动，神守为静，动静即精神”。此正与韦檀学合。我国古人讲“气数”，舍“数”不谈。“气”，英人白尼斯（Banes）译之为“力”，徐先生说这种译法最为妥当。“生命力”凡物皆有，只是表现方式或程度不同。而在人，生命之外，还有思想，即思维心，还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体。但在内心深处，还有一核心，我们称之为心灵或性灵。是这些，哲学上乃统称之曰：“精神”。这一核心，孔亦称之为“仁”，譬之果壳中仁，有如千丈大树，其发端初生，只是一细微的种子。

　　对于“精神”的理解，希腊古哲赫拉克立特和近世的黑格尔与尼采与我们最相近。阿罗频多指出：在西方，知觉性的调和倾向，为分析的和分别的倾向所代替，如希腊哲学后来的智识性特点，“严格合乎逻辑，爱好固定性和体系，势欲成一种思想的几何学。”这些特点，“决定了后代欧洲思想的整个性格和原野。”但也有特出者，比如黑格尔讲的精神哲学，与阿罗频多不异，即皆是“精神表现的发展过程”。说到“辨证法”，也是玄学的方法。他用的“主体”、“客体”、“绝对”，皆是精神或精神运动。有些表述甚至更为东方人所熟悉：“历史是精神从不自由状态发展到自由状态，从较低自由发展到较高自由。”（阿罗频多说，人类应从低等自性提升到高等自性）精神所保存下来的东西，是长期教养的结果，“这里不能进行制作，这是一种隐密的感染作用，它渗入有精神的人们心中，这是一种吹到他们之中的气息，这种气息使他们热情奋发，而无需他们认识到事情是怎样对他们发生的。”“气息”，便是知觉性，是力。

　　欲要了解印度之精神主脉韦檀多学，我们就需要通过阿罗频多的思想平台。他的四论，即《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瑜伽论》和《社会进化论》，我们可以把阿罗频多思想，或说这一综哲学比喻为一座山峰，以上四论，只是入路不同，依次可为：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修为观和历史观。因为同攀一座山峰，又为曲折而行，故时见路径交叠，阶梯合分，似有轱辘旋转，往返不已状。但其中大有深意在焉，其旨，“超心思”，其归“人生转化”。

　　四、徐梵澄学思之当代意义

　　1、独挹印度一系韦檀多学入吾华学林。此一系学说又可称韦檀多藏，正可与儒家典籍、佛经、道藏比美、并立。此举不仅为填补空白之功，而且大大美富了我国之学术思想园地。更有进者，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另外一维路途。

　　2、鲁迅提出“立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只是一个方向，一个依约的轮廓。梵澄一生致力于这一理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应该说，这一建构已初具规模。在这一过程中，他把鲁迅对传统文化之糟粕批判的锋芒，折射为对其菁华弘扬的光耀。我们说，传统有时在历史急促的脚步中会被打断，梵澄所做的工作，就是接续传统，使民族生命有依，社会发展有源。

　　3、精神哲学倡导个人原则。于我国，个人原则无论在古代、在今代之人们的理解中，偏于消极义。在古代，它为宗法制度所抑制；在今代，它为集体主义所遮蔽。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若人人的精神力量仍在自我或他律束缚之中，那么，历史难说有实质性的进步，或者说，“有若干进步，亦有若干退步”，结果只是一个停滞的平衡。阿罗频多期待人类有一个主观主义时代的到来，梵澄为我们中国人做好了迎接这一前景的学理准备。就近处着眼，时下正热谈中印邦交，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自豪地说，两民族之交往，尤其是心理的契接或性灵的相通，我们自有其主动性，优先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徐梵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