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金时期北石窟寺的信仰功能较唐朝已有所削弱，主要成为士大夫游览、会友和附近黎民百姓集会以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的场所。本文依据宋金碑铭和题记的有关材料，对这一历史时期北石窟寺的文化风貌以及它对特定民族关系的折射进行初步的考察。`

　　关键词：宋金时期北石窟寺盂兰盆会碑铭题记

　　宋金时期，庆阳北石窟寺逐渐失去了唐朝时期的辉煌，人们对宗教的痴迷已经大为减少，发愿造像的信徒不多，凿窟造像艺术衰落，今日所见宋朝时期开凿的窟龛只有两个。但作为一座很有影响的历史名刹，仍然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在信仰功能淡化的同时，它的观赏价值却得到提高。宋人在北石窟寺留下的碑刻和题记堪称各时代之冠，这些墨迹虽多属游人信手而写，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北石窟寺的历史乃至宋金时期陇东的民族关系史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盂兰盆会与陇东民俗活动

　　盂兰盆又作乌蓝婆孥，为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解救倒悬”。相传世迦牟尼的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中受苦，乞求佛祖解救。佛祖让他在七月十五日陈设盂兰盆，备下百种美味饮食，供养十方大德僧人超度众饿鬼，这样就可以使厄难中的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得以解脱。目连依样设供，最终使其母脱离了饿鬼道。盂兰盆会即由目连救母的故事引出，《盂兰盆经》中说：“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年年七月十五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盂兰盆会早在南朝梁武帝是即有营设，唐朝民间施主到各寺献盆献物，以求得死去的先辈早脱苦海。北石窟寺第257窟阴刻唐代造像题铭中说：“奉义县令安守钧为七代父母见存眷属……解脱……同登正觉”，说明唐朝时期陇东已经有盂兰盆供。到了宋代，就更加兴盛了，宋朝佛教更加世俗化，人们耐不住悠悠轮回，纷纷做盂兰盆会以事佛及僧。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演）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这股既有佛教气息又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伦理色彩的盂兰盆会也在北石窟寺得到僧俗的营设，并且颇有规模。第165窟内有立于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真实而生动的记载了当年北石窟寺举行的盂兰盆会。兹录全文如下：

　　“彭阳县令高舜俞闲述，男乡贡进士耆年奉命书朱。

　　石窟寺灵迹胜概，历历可览。至窍凿龛像，磅礴广大，信非人力所为，必穴天地之自然矣。绍圣元年七月十四日，寺主僧德宣以状闻县，云‘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四方来者，不止百千众，均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予始疑必刍张大其言。翌朝率巡检侍禁李德、监酒殿直李尧臣、主薄董宗谊，因出观稼，，遂至精宇瞻顶七俱口如来，既而临石室以籍其清虚，抚胡床以休其尘累。于是列金罍、翻玉觥、罗真果于朱罍，敷甘瓜于绀盘，高谈大嚼，同民俗之乐。坐未移时，往来游人，其众如云。或贯鱼骈头，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群附迭至，果如僧主言。噫！愚夫愚妇，昼茅霄掏，终岁勤动，衣有不蔽其身，粟有不充其肠，官逋省负，匿名潜迹，以刑绳之不能。遂集至，聚财喜舍，不戒而乐从者，不可胜计。岂人情好行于自然，而恶人之强率欤？抑幻化之理入人也深，而沉迷之性不复反欤？是皆不可质其彼识而然也。因即其事，以警其所响云。

　　大宋绍圣元年八月一日寺主赐紫僧德宣立石，京兆刘隐刊字。”

　　这篇铭文表明，首先，北石窟寺盂兰盆会声势浩大并且由来已久。从寺主对“每岁中元”的追述中可以看出，近寺十社的民众共同营建道场，做千佛之供的大法会，而在这段时间来做佛事和游览的人“不止百千众”，对佛教有疑义的彭阳县令高舜俞也亲眼目睹了“往来游人，其众如云”的热闹场面。其间石窟寺宇中摆放的器皿可谓精致、供品可谓多矣，“列金垒、翻玉觥、罗真果于朱垒，敷甘瓜于绀盘，”到这里来的“不戒而乐从”的施主都虔诚地“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而其烧香礼佛的可谓虔敬，“或贯鱼骈头，炼香于前，或胡跪合掌，作礼于后。”

　　其次，反映了宋朝时期的陇东的民俗民情。赐紫僧（宋代奖诱僧人以示荣典的办法之一是赐紫衣）德宣在讲到盆会时特别强调“作乐大会”，这显然是在说明该项活动的民俗意义，以打动持怀疑态度的县令。高舜俞见到“群附迭至，果如僧主言”，他虽然并不理解“愚夫愚妇”们的行为，但还是“高谈大嚼，同民俗之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宋代民众不象唐人动辄发愿造窟，以追求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较唐人更加理智，宗教信仰的成分已经渐渐淡化，游乐玩赏的成分则相应增加。碑文所记的是一场典型的盂兰盆会，珍藏于北石窟寺的这通碑铭在反映北宋佛教世俗化方面，可以与孟元老的记录相互补充。

　　第三，宋朝北石窟寺的盂兰盆会成为后来佛道混合的渊薮。佛教自宋代开始离开了纯一精湛的条理而趋于调和混同，在教内禅教一致、禅净一致，在教外则儒佛一贯、佛道一贯。七月十五日，既是佛教的盂兰盆会，又是道教地官清虚大帝的生日，因而高舜俞说“临石室以籍其清虚”。这项活动到了明朝时期依然在传承，正德元年《重修佛灯记》中仍然提到“七月十五盂兰大会”。清朝乾隆年间的《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所讲“大佛殿前中置观音大士左关帝右、二郎旁对显圣，龙王阅数载而告成焉”，说明到了清朝，寺中的供主非常繁杂。佛教与道教在七月十五的鬼神崇拜和民间俗信的内容上得以融合，因而在寺中出现了观音与关帝、二郎神并坐的状况。

　　第四，碑记反映了北石窟寺的辖区归属和名称。据欧阳忞《舆地广记》记载，彭阳县原属宁州丰义县，太平兴国元年改名彭阳，至道三年（997）来属原州。[1]该寺自北魏起即名北石窟寺，唐朝沿用不变，但从这通碑刻中可以看出，宋朝时期称为石窟寺。唐朝时期寺院的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人选由政府任命，到了宋朝，寺主由当地州官和群众备文邀请，而上座、维那等职由寺主委任。从寺主德宣与当时县令的交往，似乎可以看出这种异于唐朝的僧俗关系。

　　碑刻及题咏的内容和特点

　　北石窟寺保留了丰富的宋人碑铭和题记，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十余方。从时间上看，最早的淳化三年（992年），最晚的皇统丁卯年（1147）多数游人题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反映出经济发展和环境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闲适和从容。

　　从内容上看，除了个别几条只书年号或甲子纪年、而没有游客姓名及游历以外，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修造佛像的记录，如第32窟“淳化三年六月重修此寺”、第165窟明窗北壁罗汉旁阴刻“施主闻哼刊罗汉一尊”、“施主安国刊罗汉一尊”等。第二种是佛事记录，主要反映在两通碑刻上，一通即《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内容如上文所述。另一通残碑反映了北石窟寺的历史情况和宗教活动，残存的文字表明，这是宋朝绍圣初年重修石窟寺之碑，其时寺主为惠果，碑文回顾北魏永平二年泾州刺史奚侯创置该寺，并且盛赞北石窟寺“乃真安禅之（所）”。

　　第三种是游人题记。宋代教育发达，“教育之设遍天下”[2]。教育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由于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统治者推行优待士人的政策，为士大夫寄情山水、寻佛问道的优游活动提供了客观前提。游人们不惜笔墨描绘北石窟的景致：春天，但见“群山铺翠，万花争红，幽禽发声，清泉泻韵，山间佳趣，斯尽之矣”，如此美景激发了游人的诗兴，挥笔题诗“以为异日之记”，“水云深处藏何寺，石窟径纵几世传。我苦劫成名利役，暂游真境欲意鉴。”这些饱含禅趣的诗作与苏东坡《跋李端叔诗卷》中“暂将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句辄参禅”有异曲同工之妙，准确地反映出了宋代文人“寄至味于淡泊”的心境和意趣，说明在观赏石窟及周围山水时精神上得到一时的宁静。游人们放下现实生活中的喜乐忧患，登上佛阁放眼远眺，只见“暮雨初收，蒲川上草色连云，济花稀□口潇洒，景正当愁，思更口口”乡思国愁一齐涌上心头。人们礼佛的同时，也顺便欣赏前人题记，禁不住产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喟叹：“观赏前人题识，叹相远口数百年后，观此者当如中，可胜叹耶！”游人们走进石窟，很容易将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遭逢联系起来：“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3]

　　宋金时期游人到北石窟寺游览，往往是结伴而行。有的举家前来，如第165窟北侧阴刻“皇统甲子中社日郑彭寿携家来游，常皋赵正卿与焉。男彦申、彦平、彦文、彦岭、甥邦彦、时彦、侍海凝、海端同至。”有的是与朋友或僚属同来，如彭阳县令高舜俞率众僚属观稼时顺便造访石窟，另如“蒙勉功王持正周伯容赵蓬老以阜昌乙卯孟夏初九日，同游萍客宗林刊”。在此与好友不期而遇也是常有的事，如第37窟南壁内侧阴刻“邑宰原武郑耆老拉颖川赵直孺联辔观稼于石窟，邂逅武威安敦仁，遂成小酌，颇有清逸之兴，命笔以记岁月，男彦申侍行，”“成景光邂逅庆宁寺口师时大观庚寅（1110年）五月”。可见宋金时期的北石窟寺是朋友交谊的重要场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游客不止一次到北石窟寺游览和会友，如赵蓬老于1128年与宋万年等聚饮后，又于1135年孟夏初九与蒙勉功等同游；李震在宣和甲辰（1124年）首夏二日与弟弟同游后，又于建炎三年（1129）与索安、王舜臣游石窟礼大像；北石窟寺有郑耆老于壬戌岁（1142年）中秋念七日与儿子彦申同游和郑彭寿皇统甲子（1144年）与子彦申兄弟以及诸外甥来游的两条题记，从出游的时间及与随行者的关系、古人名与字的关联性来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郑耆老即郑彭寿。

　　宋金时期许多地方官到过北石窟寺，如县令高舜俞、邑令高道华、邑宰郑耆老、郡倅钱坚、县尉元沣、后来担任庆阳知府的宋万年等。由于他们多数不是虔诚的信徒，所以佛教的变故并不影响他们的游兴。宋徽宗信奉道教，政和元年曾经下令烧毁佛经，宣和元年诏改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意在使佛教从道教之风。在这样的情况下，游人仍然不断，题记频频出现。大多数题记的作者都署上自己和同游的朋友们的姓名、郡望及官衔。所来的时间也多集中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传统节气日期间，如冬至、寒食、清明、中元、中秋等，冰雪封路的冬天较少有人前来观礼。从题记所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北石窟寺不仅佛事很兴旺，而且其寺院规模应当很大，可以接纳游方僧人或俗家信徒前来礼佛和暂居，如第85窟南壁墨书“……到此寺院住二宿”，第40窟内正壁佛龛内墨书“京兆口式民瞻干过比（此）投宿是寺”。

　　民族关系的历史见证

　　宋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宋朝先后与西夏和金在陇东一带展开争夺。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宋将种师道率领军队筑席苇平城（今镇原新城），不久，夏人大举进攻，攻陷后大肆屠城。种师道率领精兵将之夺回，徽宗皇帝御赐“清夏城”。种师道的抗夏行动受到当地官民的拥戴，因而当他于两年后率兵过彭阳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大家纷纷迎谒境上，以示对抗夏名将的尊重和支持。第165窟门内北壁阴刻“政和戊戌（1118年）夏五月甲辰，大帅种公统五路兵出鄜延，郡倅钱坚迎谒境上，因率巡检祁谨、权邑淳于铎、县尉元沣、工曹范直方同过彭阳石窟寺，回中宋延年继至，相与留恋，抵暮而归。”

　　距种师道途经彭阳十年之后的南宋建炎二年（1128）秋，有一位自称“空同逸人”宋万年从庆阳到泾渭（泾川平凉一带）路过北石窟，与僧俗友人欢聚寺内，乘酒兴写下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奇工怪迹孰雕镌，闻说神灵造胜缘。高廓一龛开古佛，并包万象见西天。僧为早钵严前释，民是桃源洞里仙。何去空同为隐逸，此中真可老参禅。”从其号和诗的境界看，似乎是一位闲云野鹤式的隐逸散人，其实不然。宋代文人雅士多有雅号，只是反映了一种心境，而未必象汉朝王符自称潜夫为其身份的体现。他从庆阳到泾州渭州干什么不得而知。其时南宋刚刚建立，金军铁骑占据中原虎视关陕，于1128年三到四月进兵泾原，抗金保境成为头等大事。宋万年此行大概与抗金有关。绍兴元年（1131）“六月，金人围庆阳府，权守臣宋万年固守，金人不能下”。十月，金军再度围攻庆阳府，庆阳知府宋万年起初凭险要地势拒守待援。金军将俘获的宋将王忠植押解到城下劝降，“使甲士引至庆阳城下谕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义也，为金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并怒斥金将，披襟高喊“当速杀我”，最后在城下慷慨殉国[4]。面对金军的强大攻势，宋万年终于屈服，他开城投降，将大好城池拱手让给了金人，史书记载，天会九年（1131）十月戊寅，“撒里喝攻下庆阳” [5]。此举对陇东的抗金形势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这位身居庙堂心仪参禅的庆阳知府不仅作诗缺乏岳飞怒发冲冠“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迈气概，而且在行动中也是缺少民族骨气的懦夫。可以说留于北石窟寺的题诗为他的举动作了注脚，而他的开城降敌行径是对三年前所作诗的最后注释。

　　南宋时期陇东一带归金人统治，在宋金交替之际，使用哪个政权的年号是很敏感并且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早在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十一月，“原州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知镇戎军李彦琦以众降”。次年正月，“泾原、熙河两路皆平。” [6]是时北石窟寺地属原州，而绍兴元年“张中孚以原州叛降于金” [7]之后，游客题记仍然沿用南宋年号，第165窟门内北侧阴刻“绍兴庚申（1140年）三月末，蒙勉功缘宪檄经此。自解职彭阳，俄复四载。光阴易得，益使人兴叹。因笔以书。”这种兴叹固然有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意思，另一方面大概也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诗句）的国愁家恨，从题记继续使用南宋年号就能反映这一点。有些地方宋金年号交叉出现，如第42窟南壁墨书“口卿赵光和政和口年岁……无眷九年”此处应为天眷元年（1138），因为金熙宗天眷年号只用了三年，至于天眷为什么成了无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判读的失误，类似的还有把天宝误认为“无宝”，如花鸨崖3窟“无宝元年……赵和僧一心供养”；另一种可能则是有意将“天眷”写成“无眷”，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的鄙视和对时局的无奈。宋金议和之后，陇东一带的归属已成定局，所以北石窟寺的题记也开始出现金朝年号，如第165窟门外北侧阴刻“皇统甲子（1144年）中春社日，郑彭寿携家来游……”窟门南侧阴刻“客崔可宪书记一时诡异口圣像，叹灵迹之奇怪，命下校守义渠过宝岩瞻礼。皇统丁卯（1147年）冬十月三日庞仲由。”1147年以后直到金朝灭亡，八十多年间北石窟寺再也没有游人题记。据汤用彤先生的说法，金朝太宗之后“诸帝多对佛法未特优礼（太宗却佛骨，海陵杖礼僧，太宗、世宗禁多立寺，均见《金史本纪》），然世宗大定中，寺观中纳钱请赐名额（见《金石萃遍》百五十五）宣宗贞祐中鬻名号紫衣度牒，以备军储，则知僧人数必不少也。”[8]陇东一带多处保留了金朝佛教活动的遗迹，如铸于金朝贞元四年（1156）的铜钟（现存宁县博物馆）和铸造于泰和元年（1201）的女贞文铁钟（现存庆城县博物馆），而北石窟寺居然不见金朝时期僧俗活动的痕迹，这的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注释：

　　[1]《舆地广记》卷十六《陕西·秦风路下》

　　[2]《宋史·选举志一》

　　[3]《庆阳北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4]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一

　　[5] [6]《金史·太宗本纪》

　　[7]《宋史·高宗本纪》

　　[8]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