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里，江苏苏州人，名鹏，字万里，取“鹏程万里”的意思，生于１８９２年。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少为人知。１９１７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科专门学校后，陈万里当过北京大学、协和医院的医生，也在原国民政府担任过一些专管卫生医药的职务。他尽管是医学出身，但知识渊博，兴趣非常广泛，尤其酷爱艺术。叶圣陶说：“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这些广泛的“笃好”，不但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成就了他的一生业绩，顾颉刚说：“他极其的爱好自然和美术，他不但有旅行的性质而已，又有各种的济世之才，如摄影、图画、医药等。……他不但欣赏美术，而且能下研究的工夫，尤其是对造像和壁画等佛教的艺术品，所以他的旅行，是有兴趣，有技能，有目的的”。正因为对造像、壁画等佛教艺术有着特殊的研究，他才能最早“发现”南石窟寺，并从理论上推断出北石窟寺存在。

　　1925年, 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教授率敦煌考古队来华, 准备继续前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华尔纳（1881-1955），美国探险家，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该校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24年初到敦煌，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克勒博物馆）。此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1925年2月，华尔纳又组织一个7人的考察队，自任考察队队长．老队员翟萌负责协助华尔纳管理考察队事务，除此之外又物色了四名新队员，其中擅长摄影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理查德·时达担任壁画摄影工作，曾经为提供剥离敦煌壁画用化学品配方的哈佛大学美术助教汤姆生担任壁画剥离工作，哈佛大学美术助教溥爱沦(A1an Priest)协助壁画研究工作，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生霍拉斯·石天生担任随队医生。华尔纳邀请北京大学派人岁考察队同行，负责做释读汉文碑铭的工作。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介绍,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筹划, 决定派陈万里随行。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考察队去敦煌考古，1925年2月16日出发, 7月31日返回, 从春至夏，历时约半年，归来后又以朴社的名义印了一本《西行日记》，详细记载了这次考察情况，１９２６年７月出版，叶圣陶介绍说：“除了考古方面，在这部日记里可以看见西北的社会、西北的民众。陈先生是无处不留心观察的，一种风俗，一句方言，一出戏文，一席闲谈，他都看作宝贵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记里。”叶圣陶还介绍说：“陈先生此行摄有照片三百多幅，其中写大漠景色的旷远，雕刻壁画的精妍，物质生活的简陋，都使没有远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照例这些画片应该附在这日记里的，只因印刷费不充，未能做到。”即就当时来说，西北已是极遥远的地方，这三百多幅照片未能附印，实在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这些照片如今早已不知散落何处，着实令人感到遗憾。《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 由朴社于1926年出版, 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序。除《日记》外, 还著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 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陈万里无疑是中国第一位科学考查敦煌千佛洞的学者，也是20世纪南石窟寺的最早发现者、认定者，北石窟寺的最早提出者。

　　1925年3月22日，陈万里一行从长武出发，越过陕甘省界来到泾川县东关，住宿于一个没有牌号的客店。当时的住宿条件非常简陋，陈万里在日记中写道：“向车夫借得破旧麻袋，铺于床前，书籍及一切零件悉置其上，以行床为书案，趺坐握管而录日记写函件；又以行床为餐桌，沽柿酒饮之，亦觉别有乐趣。”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陈万里和同行的外国专家开始泾州石窟的发现之旅。

　　次日早起，陈万里便与翟荫等到文庙参观《魏南石窟寺碑》和《嵩显寺碑》，然后到宫山（即回中山）考察象洞（即王母宫石窟）。陈万里发现该洞的结构与云冈石窟中央第二窟相比，虽然在规模上差一些，但形制颇为近似，于是断定象洞石窟是北魏作品。中午，陈万里与溥爱伦到县署拜访县知事郎某，顺便询问了《南石窟寺碑》的存放原址王家沟所在，并且打听泾川境内还有没有其他石窟。郎某上任时间不长，对泾川的文物分布不是很清楚。在场的一位姓王的警佐陈述了泾川石窟分布的大概情况，并且答应派一个衙役为考察队带路。陈万里等人非常高兴，决定停留一天，到现场做详细的考察。

　　吃过午饭，陈万里一行五人出东门三十里来到罗汉洞石窟。他们从远处看到许多洞窟，还以为是到了南石窟寺。但走近仔细观察，发现佛像多为新近塑成，其间还夹杂着许多道教内容的神像，不免有些失望。在回城的路上，陈万里向向导打听《南石窟寺碑》的移置之事，向导遥指河对岸的一片洞窟说，碑子就是从那边移过来的，那里的佛像要比罗汉洞的好多了。陈万里为这个意外的消息狂喜不止，赶忙告诉了同行的外国人，大家也感到很高兴，决定停车渡河去探个究竟。《西行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初到南石窟寺的见闻和激动的心情：

　　“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极精美。窟内三面均有巨石立像，余见之，惟有瞠目结舌而已。溥爱伦君则跳跃欢呼，如获巨宝。”

　　面对如此重要的石窟，大家都觉得，只是匆匆一览，很难有重大发现。于是相约明天再来，花费一些时间做更加深入的调查。

　　24日上午九点，陈万里与考察团的外国专家再次来到南石窟寺，陈万里与溥爱伦进西窟，翟荫等人进入东窟。陈万里先用随身带来的相机拍摄了西窟内各墙壁的原状，然后溥爱伦就开始动手剥离东侧诸像的外廓，以探察北魏时期雕刻的真面目。陈万里一边协助溥爱伦剥落泥片，一边将剥落前后的墙壁分别拍摄下来，以便做比较研究。与此同时，东窟里的几个外国人也在忙碌地工作，汤姆生绘画，时达摄影，翟荫负责记录，石天生搞测量。

　　陈万里在完成西窟的拍摄后，也来到东窟，加入了东窟形制问题的讨论。翟荫根据窟中央的一堆乱石，推断出那是中心塔遗址，因此该窟应当为典型的中心塔窟。陈万里不同意这位外国专家的意见。他根据石窟内造像的整体布局及保存状况，认为不可能在中心塔全部被拆除的情况下，窟内造像却基本上完好无损。退一步讲，即便是将中心塔拆除，其底部也应当残留一些底座的痕迹，而所见窟中只是堆积了一些乱石，并没有雕刻碎片。所以可以判断不是中心塔式洞窟。

　　远离闹市的南石窟寺突然出现一群陌生的外国人，并且有人公然拿斧头劈佛像，使当地的民众警惕起来。当时洞窟原无专人看守，洋人乘三辆马车前来，未经任何人允许，径自钻入佛窟，用刀斧剥离后期加塑于石造像外廓的泥胎。他们的行为被山坡上放牧的羊倌发现，于是呜锣为号，将上下蒋家、王家沟、何家坪、凤凰庄、纸坊沟等六村村民召集来。正当陈万里等人在讨论石窟形制的问题时，愤怒的民众已经纷纷涌来，将他们包围起来，并扣留了骡马不让他们离开。一时群情激愤，怒斥洋人毁坏佛像之罪。双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由陈万里出面赔情道歉，请派群众代表同到县城，商定赔偿大洋六十六元，作为重修被损坏的大小佛像的款项，为佛重塑金身，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陈万里在进入甘肃以前，路过西安时曾经购得《南石窟寺碑》拓片时，因而对南石窟寺有了初步的印象，认定该石窟在就泾川。第一次进入南石窟寺，就注意到北侧台座下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块横卧于地，石块表面雕刻精细，只是一些造像已显得残缺。根据石块的大小及雕刻特征，陈万里断定它应当是《南石窟寺碑》的碑头，当初将碑身移走而将碑头弃之不顾，估计并非完全是为了保护文物的。陈万里决定将残缺的碑头设法带回北京，存放到北京大学考古学室。为了防止村民的阻挠，陈万里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翟荫又帮助他装进布袋，最后由车夫将这块重四五十斤的碑头扛上马车。事实上，南石窟寺碑原来在在南石窟寺，为某天主堂瑞典修女所觊觎，阴谋盗往国外未遂，始被当时泾川县县知事廖元佶移入文庙保管。可惜移碑的人缺乏文物常识，将雕有美丽装饰花纹的碑头，弃置洞窟角落多年不顾，却被陈万里先生顺手牵羊，用毡子包裹塞到席篷车上，安然携往北京大学，收藏于国学门考古学会。

　　陈万里认为，凡称为石窟寺者，为就山凿洞造像供奉之寺，南石窟寺的情形亦不能独外。到泾川后，见桂林廖知事之的题词，了解到《南石窟寺碑》是从王家沟移至城内文庙，于是认定在王家沟附近，可以探得南石窟寺的踪迹。经过实地调查，终于发现了南石窟寺，使自己的大胆假定者一一见诸实现，他在日记中自豪地说这项发现乃“西来第一得意之事。”

　　随着南石窟寺的发现，陈万里有联想到其他的问题，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疑虑：

　　1． 有所谓南石窟寺则必有一北石窟寺与之相对。

　　2． 志称之宫山大佛洞及永宁里之石窟寺，一耶二邪？

　　3． 如其为二，则宫山之大佛洞为北石窟寺耶？抑永宁里之石窟寺为北石窟寺耶?

　　4． 永宁里之石窟寺是否内在?

　　由于资料有限，时间有十分紧迫，陈万里无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沿平凉赴兰州，与北石窟寺没有能够相遇。陈万里临行托付泾川的郎知事先做些调查，看能否找到北石窟寺的踪迹。稍后，国外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泾河流域石窟的地位，认为“横跨现陕、甘的泾河流域，六世纪时，显然是一处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虽然它不象云冈、天龙山和龙门石窟那样著名，但是曾有众多的朝拜者，由于它处于遥远的西部，其雕刻特质和造型技法，以及在这一地区的少数绝对纪年材料，对研究中国早期雕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霍勒斯H·F·杰恩《泾河流域的佛教石窟》《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遗憾的是，他们虽然依据题刻及风格肯定了这些石窟是六世纪的所提及的五个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彬县水帘洞、甘肃泾川下王母庙即西王母宫、泾川王家沟即南石窟寺、泾川罗汉洞）却不包括陇东最重要的石窟——北石窟寺，这说明他们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陈万里的水平。

　　在《西行日记》的序言中，陈万里对此仍然念念不忘，他说：“最近友人萧君和生自甘省来，告我天水往平凉道中，石窟颇多，造像亦至美，疑系北魏作品。闻镇原、中卫境内，均有石窟，其他散在者恐复不少。此考古家所应注意者。”应当说，这段话对陇东石窟的分布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描述，尤其是对北石窟寺的处所，有了更加真切的说明，可以说已经接近了事实。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陇东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于浦河和茹河交汇处的发现了北石窟寺，作了初步的考察，称之为“寺沟石窟”。1961年，省文物队和敦煌研究所进行了全面调查、编号、测绘和拍照，并作了断代和文字记录，根据陈万里的说法，结合武则天大周证圣元年（695）的发愿文中“惟大周证圣元年口口口未六月己酉朔廿五日口口县朝散大夫行宁州奉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十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的记载，确认该寺早在北魏隋唐时期就叫北石窟寺，正式恢复和沿用了它的历史名称。至此，泾河流域的一对姊妹窟总算为世人所知晓，并且其历史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也不断提高。